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俄罗斯和东欧、西班牙和拉美等。由于文化和文学交流影响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历史和地域边缘影响的存在等诸多原因，致使要描绘出一幅齐整的几何图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类型图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宏观的历史图景看，文明模式有兴有衰，作为民族文化性格载体的散文，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始终在起着作用的，更因主体选择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学有别于地理疆域、经济的大小强弱，而顺理成章地会有散文大国和小国之分。无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拥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优长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是一无视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误，而无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呈现出来的彰明昭著的一体化趋向，或者说无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间在文明发展程途中所呈现的“时差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原宥的错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二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澜、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