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汉字大都同字同文不同音，汉语和日语语法系统各异，但是两国因为共同使用汉字而拥有许多共同的审美观念。
遣唐使空海撰写汉字辞典《篆隶万象名义》，是中国失传的梁代顾野王编纂的《玉篇》的翻版。《康熙字典》收录47035个汉字，而日本诸桥辙次等人用35年时间编辑的《大汉和词典》13卷，收录49964个汉字，被联合国指定为专用的汉语大词典。
有关研究发现，使用汉字能使左右脑的潜力均衡开发。欧美儿童智商平均为100，日本为111.1981年，日本文部省规定，当用汉字1945个，日本高中毕业生应该认识2000多个汉字。
中国古人先写撇后写横，日本人沿用，而今中国人则先写横后写撇。日本书写习惯仍沿袭古代中国的竖向，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横向。中日两国国民即使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写字“笔谈”，中小学生也可读懂对方文章大意。但日本人对现代汉语不太懂，如日本人未必明白“我要去吃饭”，如果是“吾将食也”，日本人就可一目了然。
日本人英语水平不如中国人，但掌握汉字水平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人。在汉语1级试卷中，有些成语非常生僻，中国人都未必熟悉，如“暴虎冯河”、“乌焉鲁鱼”等。中国学生重理轻文，重英文轻中文，有人因此呼吁全球华人保卫汉语。
日本简化汉字早于中国，中国借鉴了日本简化的汉字“宝”、“乱”、“才”等。以中国之“国”为例，繁体“国”字包含着明确的国土定义：将一个区域用围墙圈定起来，便是国家。太平天国把“国”简化为外面是“口”，里面是“王”，象征一片疆域里有皇帝统治。但接受西方民权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国家里有皇帝还具有封建色彩，便采用日本简化了的“国”字，里面为“玉”。其实“玉”也为皇帝象征，是日本天皇的神器。
日本还创造了“癌”、“腺”等新汉字，并传入中国。近代，日本人还用汉字词汇翻译西方单词，或是使用旧词赋以新意。有的词甚至花一个星期才弄懂，翻译者为此高兴得手舞足蹈，掉下眼泪。《解剖学全书》花费8年时间才译成日语。
日本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汉字词汇翻译英文或德文，通俗易懂，表达原意传神，如主义、政治、革命、阶级、宪法、人民、民族、共和、医学、中流、唯物、电话、世界、地球、联合、文凭、断交、新闻等。中国严复等人用汉字标记外来语，生硬晦涩，容易引起歧义，只好用日译词汇取代中译词汇，如“经济”取代“计学”，“资本”取代“母财”，“社会”取代“群”，“物理”取代“格志”。据统计，双音节汉字组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日本创造的达到70%。词缀“化”、“性”、“界”等的用法也来自日本，如“现代化”、“奴隶性”、“电影界”等，这些都被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本土词语。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地位崇高，更深受日本人喜爱。古诗可寄托情感，陶冶情操，使人们获得高雅的享受。日本遣唐使与唐代诗人交流聚会，作诗吟诗助兴，结下了深厚友谊。
有关唐诗创作的规则、音律的书籍在中国早已失传，《乐书要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国学者竟以为是日本人伪造的。日本在唐诗作者分类等领域的研究上超过中国，遣唐使空海创作了6卷汉诗文评论集《文镜秘府论》。日本人所作的汉诗艺术成就突出，严谨合律，修辞精当。
汉诗吟诵是以半念半唱的方式，随着诗体的平仄、节奏、内容、意兴，按照一定的调式抑扬顿挫，并配以琴声和舞蹈，显得神韵完美。日本人流露出“此艺唯有日本有，中华早已无传人”的感慨。日本每个城市都有吟诗节，吟诗者500多万人，800多种派别，500多个协会，3所吟道学院。日本人吟诗常见的形式有七绝七律，自我表现者陶醉激昂，集体合作则气吞山河。
1996年9月，上海旅游节举行汉诗吟诵大会，日本参加者是中国的3倍。而掌握吟诵的中国人大都在60岁以上，年轻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普通朗诵，少年儿童仅是背诗，这其实违背诗词吟诵的标准要求。
清末，日本学者川种郎编撰的《中国小说戏曲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戏曲历史著作。他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也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日本学者盐谷温创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建构了四分法框架，成为后世中国小说史的标准，鲁迅因为借鉴之创作了《小说史大略》，被人讥为“抄袭”，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直至八九十年后的今天，仍时有余波泛起。
新中国成立后，在“左”倾政治的干扰下，巴金等大师精力衰退，缺乏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思想穿透力与美好倾向的辉煌大作，人物脸谱化、概念化。改革开放后，“人的文学”复归。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作家心浮气躁，迎合流俗，鲜有能流行百年的精品。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评选依据是艺术质量、人物主题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独创性，还要勇敢地致力于探索、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许多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偏见，缺乏公正性。其实，泰戈尔、海明威等大部分获奖者基本代表了世界文学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最高水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克努茨·安隆德克维斯特认为，除日本外，亚洲文学还没有达到在自己特定范围内具有真正意义的艺术心理和语言水平。施蛰存等中国作家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不如20世纪30年代，更不如日本。
比起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中国文学奖更是远远经不起考验。1997年，茅盾文学奖授予尚未印刷的修订本《白鹿原》，明显违背评奖原则。其他获奖的如王火的《战争和人》等都很难代表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获得一致好评的《曾国藩》却被排斥在外。鲁迅文学奖获奖篇目过多过滥，评奖缺乏透明度，矛盾是非太多，俨然变成名利场，腐败传闻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罪状是政治偏见。殊不知中国文学也曾经充当政治的俾女，空洞说教，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被视为“异端”、“毒草”，西方优秀文学更被批判、焚毁，反映农村合作化和极“左”路线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却大行其道。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当年鲁迅就如此评价，“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