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中国创造了世界最早、最系统、最丰富的间谍理论和间谍实践。外国人认为，日本人有天赋的求知欲望，是天生的间谍。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认为：“日本人为了民族利益获取情报的愿望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强烈。”
一份小小的情报甚至影响到企业存亡、战局成败和国家兴衰。日本人以偷东西为耻，然而偷情报却被引以为荣，哪怕损伤肢体、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
深谙《孙子兵法》的丰臣秀吉是日本情报业的鼻祖，他依靠刺探情报完成统一大业。镰仓时代，日本有刺探情报的“忍者”。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自我封闭，对外部世界和日本情况不甚明了，茫然无知；日本却大量地窃取中国情报，开展没有枪声的战斗，以配合明目张胆的侵略扩张。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间谍化装成外交人员、商人、学者、医生、教师、旅行者、侨民、妓女和中国人，或上述人员本身就自觉地承担搜集情报的任务，像狼犬一样竖着耳朵，到处不动声色地逡巡，什么都看，什么都听，触角伸向宫廷、官府、城市、乡村，结交中国的达官显贵、三教九流，收买汉奸，形成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一系列间谍活动，日本很快就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连沿海的潮汐，河流封冻、开冻，甚至乡间小路、水井分布等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甲午战争前，日本制定了带有登陆地点、包抄后路、行军路线、开战时机等内容的入侵行动计划，《清国兵要地理志》发给队长以上军官人手一册。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保密箱被日本间谍打开，他们由此获悉北洋舰队高升舰的开航时间、途经地点，并将其击沉，从而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李鸿章赴日谈判时，与清政府联系的22件密电被日方破译，一举一动均被精确掌握。闻知清政府有意割地赔款，日本才狮子大开口，得寸进尺。
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方劳伦斯”，掌握13种语言和4种中国方言。他习惯穿中国服装，能够用汉语插科打诨，唱京戏。他贩运鸦片，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告诉手下要从中国吆喝学起，还利用妓院搜罗情报，收买土匪、流氓、军政要员，与许多中国要人建立起微妙的人际关系。末代皇帝溥仪认为，土肥原贤二“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土肥原贤二从事一系列足已载入中国历史的间谍活动，比如侦探、逮捕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刺杀“东北王”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持溥仪复辟和汪精卫伪政权。他在担任师团长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被中国老百姓叫做“土匪原”。
日本针对中国疆土制作出非常精确的地图，岛礁、村落、水田都清晰可见，路段、山高标出数字，湖南南部有的路段连当地人都不清楚，他们却了如指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组织士官生和3万名员工调查编辑成“满铁资料”，军用地图比例甚至达到了一万分之一，有的地图上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一清二楚，连当时中国政府和军队都买日本出版的中国地图。甚至，今天回头研究1945年以前的中国，依然离不开日本的调查资料。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破译率达到90%，华北日军对国民党特种情报密码破译率达80%。日军记载百团大战期间，“中共周密的情报谍报组织一直深入到我军心脏，巧妙地侦查我方的情况，而我方要掌握中共的动向是很困难的”。为了破译中共密码电报，日军“连日连夜不屈不挠地努力”，终于有了“飞跃的进步”。陆军中尉益子重雄带领“挺进队”深入我根据地，探查到八路军总部地址，而后日军发动突袭，导致八路军总部遭到重大损失，副参谋长左权牺牲。
1971年9月中旬，日本接收到中国军队的大量简码电报，确认中国军队正收拢人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结合民用、军用飞机停飞，中蒙边境兵力增多等情况，断定林彪叛逃死亡。而直到半年以后，中国才正式发布消息。
1979年，中国从日本购入250万平方米帆布，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日本根据中越关系紧张、边境无线电通讯异常增多等情况，推测所购帆布可能用于制作军用帐篷，准备战争。2月上旬，日本获悉中国将于2月中旬在三个地点对越进攻以及中国的兵力部署和战术目标等情况。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要求17日上午传达到司局级，下午传达到处级，晚上传达到党员。日本人在深夜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发回本国。第二天早晨战斗还没有打响，日本已抢先报道。苏联克格勃在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认为，搞中国情报日本是最好的来源。
日本还敏锐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动向，并根据蛛丝马迹，最快最准确地了解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革命、中国逮捕“四人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叶利钦总统辞职等重大国际事件。对于这些大事，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尚未报道，日本就发布独家新闻，其他国际通讯社纷纷转发，令世界瞩目。
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允许外交人员运用“合法手段”来搜集情报。
二战以后，日本把搜集情报的重点由军事转为经济，提出“情报就是生命，情报就是金钱”。日本情报活动的85%属于经济情报活动，获得的情报80%来源于公开信息。
日本举行蚕业学术会，对中国代表竭尽地主之谊，盛情款待；中国人把治柞蚕病的配方、使用方法甚至病源全盘托出。日本还用同样方法从中国获得宣纸、景泰蓝、豆腐乳、榨菜、龙泉剑、和服绸织机等制作工艺技术。
古人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许多传家宝、看家本领，由于我们保密意识不强，粗心大意，一点点拱手送人。
中国人经常宣传日本盗取中国技术，以此证明日本人的阴险狡诈和情报意识的强烈。其实中国也不是无所作为，曾多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偷学日本技术。
民国初年，烟台钟表工业创始人李东山多次东渡日本，以购买设备为名，在生产现场眼看心记，还请日本技师吃饭。对于一些日本人不肯传教的关键技术，则以重金贿买。李东山最后仿照日本钟表生产出“宝时”钟表，利用全国抵制日货运动，打开销路。
20世纪30年代，日货横行中国。纺织大王刘国钧本着实业救国的精神，从日本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方液仙派人偷学日本蚊香技术，生产的三星牌蚊香战胜了日本的野猪牌蚊香。中国人还偷学了日本轮胎、毛巾制造技术，有效抵制了日货，在中国商业谍报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