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8次谈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20年。谈话基本是座谈形式，杨尚昆娓娓道来，中间不时有人或插话或提问，气氛十分活跃。
本文主要记述杨尚昆谈建国后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杨尚昆谈建国前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已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第11章至第14章，本文从略。
“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
杨尚昆说：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包罗万象，但最初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能应付下来，同20年来自身建设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开的。
20年，可以分为两段，建国前（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一段，共4年时间，这中间包括从延安撤到三交，又从三交转移到西柏坡，最后来到北平。在三交时，我被任命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协助叶剑英统筹后方工作，办公厅的工作融入后委。建国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1月）一段，共16年时间，这一段同前一段主要是围绕打仗、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不同，工作范围越来越广，工作量越来越大，真正是个不管部。我常说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总结时又说不出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成绩。你们都是在中办工作多年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后来还增加了信访工作，总之，包罗万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最初机构并不健全，原来只有三处一科，就是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和以邓洁为处长的行政处，此外还有一个以赖祖烈为科长的特别会计科。那时中央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直属中央军委，不归中央办公厅领导。
在西柏坡时，制度也同样不健全。比如，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如果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叶子龙就把这份电报揣在他的口袋里跑到少奇、恩来、朱老总和弼时几位书记那里请他们当面过目，最后交给李质忠发出去就完了。不像后来我们建立的文件传阅制度，一份文件什么时间传到谁手里，谁阅后有什么批示，清清楚楚。文件传阅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档案。
你说在这些方面20年中有什么建设没有？有一些。这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至于我自己，只能说横竖在这里20年，办公厅的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就是了。
中央办公厅从正式成立开始，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在延安时，中办的正式名称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并，中央后方委员会撤销，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曾三、裴桐他们积极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明确规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建设，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因为这几个组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谈到“后楼”就要从它的前身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说起。第一办公室是党在全国执掌政权以后，第一次在中央办公厅下设立的直接为中央服务的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书性工作机构。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国家即将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正在酝酿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谈，提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一个机构作为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中的参谋、助手。刘少奇强调，要选调一批政治上强，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能在机关坐得住的同志到中办来，不怕坐冷板凳，方针是“长期准备，一旦备询”，不急于表现一时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据这个精神，由各大区推荐一批政策水平较高，思想敏锐，又能够长期在机关坐下来的地委以上优秀干部，作中央的参谋、助手。这样，由我兼主任的只有十几个人的第一办公室成立了。随着各大行政区和中央局的撤销，1955年初，为了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书记处决定成立四个办公室，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原来的任务不变，人员略加充实升格为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后新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与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性质不同，这就必须对原有的办事机构进行调整，改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几个精干的小组，为新的中央书记处服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居仁堂是中央书记处和“后楼”办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后两座两层楼组成。前楼下面一层中间是一个大厅，大厅东侧是我的办公室，西侧是会议室，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上面一层分别是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李颉伯（后来是龚子荣）的办公室。居仁堂后楼就分配给中办直属各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为危房拆除，我、龚子荣，还有翻译组搬到甲楼办公，“后楼”其他各组搬到丙楼办公，但习惯仍称“后楼”。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当时汪东兴和中办的几位副主任都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只留李质忠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后楼”暂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楼”就给撤销了。说到底，这个机构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怀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劳记在我一个人头上。
秘书室的建立算是一个创举。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旧谊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来信很多，向中央表达致敬的来信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就是秘书室（信访局的前身）。对此，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历史证明成立这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我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中央也没有给我配备副手，直到1955年，我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邓典桃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中办第一次有了副职。建国前不算了，建国以后，我继续当了六年的光杆司令。
“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说：
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做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
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