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曼
黄曼年轻时，穿着列宁装，唱歌，跳舞。据说在延安的青年中，追求者不少。她长得小巧玲珑，同志们送她一个绰号：小百灵。她现在六十多岁，看上去还是小巧玲珑。
五十年代，黄曼在北京工作，因为弄丢了一张一块二毛七的单据，有贪污之嫌，又说了几句激昂的话，就被划成右派。（那张单据，“文革”初烧书，在一本普希金诗集里找到了。）黄曼的丈夫，长得高大英俊，当时正准备提拔。组织上告诉他：黄是右派，你考虑考虑吧。他考虑了，和黄曼一起来了云南，在煤机厂工作。男的当一般干部，女的当会计。
黄曼夫妇，每天黄昏，手挽手在厂外的金汁河边散步。下不太大的雨，他们就打一把白色的油纸伞，一高一矮，很亲热的样子。厂里的工人，老远就能认出他们。晚上，黄曼弹风琴、唱歌。邻居很烦，暗地里叫她“疯子”。但常常又有年轻人来找她，她教他们看五线谱，唱《卡秋莎》，有时候她伴奏，她丈夫也和大家一起唱。
“文革”年代，黄曼一家被流放农村。那架风琴放在空屋子里，被孩子们撬开窗子爬进去，弹坏了。她改正右派回到厂里后，又买了一台风琴。她常说，这架风琴，没有从前的好，音不准。她在宣传科工作，常常在办公室里唱歌，科长因此很讨厌她。机关集体劳动，她跑来跑去，要大家边唱歌边干，说这样就省力。大家望着她笑，不唱，她就一个人一边唱、一边挥动铁铲。还说，在延安时代，都是这样。
科长是一个山东老头，三八年就参加革命。他和黄曼常常吵架。科长猛拍桌子：“你算什么东西，还不是改正右派！”黄曼听了这话，哭了。她哭的时候，捂着脸，像个小女孩。
有一天，她悄悄告诉我，她要写小说。是一个在出版社的老战友约她写的。此后她真的就开始写，铺开在办公桌上写。她写，丈夫帮她誊。全厂都知道她在写小说。过了半年，她把厚厚的一叠复写稿拿给我看。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看，结果很失望。看了一半，就还给她。黄曼问我的意见，我支支吾吾编了几句，见她很自信的样子，我有些惭愧。小说寄出去，就再也不听黄曼说起。
黄曼有一只黄木箱子，锁在办公室的一只书橱里。她常常很神秘地打开箱子，拿出些信，看半天，又放进去，锁上。有一天，科长和其他同志都不在，黄曼找开小箱子。拿出一包东西，让我看。那是许多信。黄曼说：这都是出版社的战友写给我的，他的歌唱得很好，男低音。这些信，都发黄了，还有干掉的水印。黄曼听见有人来，赶紧把信包好，对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小于同志，我信任你。”
宣传科的另一位女同志，年纪轻轻，就发福了，常常和黄曼一起在办公室里唱歌。晋工资时，她俩吵起来，那个女同志说，黄曼上班时间干私活――写小说。黄曼哭了，说：“你们不理解我，这么多年……我倒不在乎这两个钱……”但因为同志们的印象，黄曼实际工作干得少，作为党的干部，有时不够稳重。因此，黄曼没有晋到工资。那个女同志，晋了一级。过不久，她俩又唱起歌来，她们喜欢唱：“泉水叮咚……泉水叮咚……”
黄曼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因为搞文学，父亲不赞成，因此关系冷淡，很少回家。两个女儿，长得丰满美丽。大的那个，三十一岁，还未嫁人。小的那个，样子最好，不会做事，喜欢打扮，从小就是黄曼夫妇的掌上明珠。她找了一个对象，是眉清目秀，个头高高的小伙子，在厂宣传队拉小提琴，因此黄曼很喜欢，常常一起唱歌。可惜结婚才两年，黄曼的女儿，就喝敌敌畏自杀了。据说，小两口从不吵架，那丈夫有一天偶然发了一句火，下楼拎壶开水转来，女的就已服了毒。
黄曼夫妇，现在已经离休，搬到干休所去住。他们雇了一个老妈妈，为他们做家务事。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人说，黄曼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老崔老崔，钳工，身高一米八二。他的背有些驼，好像根挑着衣服的竹竿。
他喜欢诗，看见好的，就来念给我听：“炉火红/钢花跳/炼钢工人心里笑……好诗，好诗，有形象，押韵……”老崔很内行地分析。
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在街上走，他视力极好，老远看见我或厂里其他人，就赶紧避开，转进铺子或小巷里去。他还喜欢游泳，夏天冬天，他都去游泳。
他三十五岁，还没有谈过恋爱，和他母亲住在一起。
我听人说，人家给他介绍过一个对象。晚上两个坐在宿舍，忽然停电了，那个女的就倒在老崔身上，老崔触电一样弹起来，打开门就跑出去，喊医生。
后来工人们提到老崔，就说，他有病。
他喜欢小金，干活时常常看着她。有一回被榔头砸了手，肿了好几天。
小金很怕，避着老崔。后来小金结婚，老崔去了，送她一个维纳斯像。小金很喜欢，说：“这是谁，真漂亮。”
老崔常常参加各种补习班，买很多书，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钳工技术、《青年心理学》、《丑小鸭》等等。但老崔从来不买《大众电影》。
他说，那本杂志，很俗气。老崔常常写一点什么东西，用很小的纸头，写完就藏起来。新来的工人，常常以为他是技术员，是大学生。
我上大学时，有一回在街上参加为自学青年举办的答疑活动。忙乱中听见有人在和政治系的同志辩论极真理，我听见那人说：“贝克莱主教在某书（未听清）一百三十二页上是怎么说的？”同学们哑然。那人就背了手，看着远处什么地方，背诵起来。我觉得他面熟，愣想了一下，才想起他是老崔，老崔戴着一副眼镜。
老崔至今没有结婚，一个人在街上走，遇见熟人，照旧躲开。
老全.
老全谈恋爱的时候，还在当学徒，那时厂里的规矩，学徒工是不准谈恋爱的。但老全谈恋爱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全干的是重活。车大轮子，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他干，无非多得几斤补助粮，奖金是没有的。得罪了他，厂里也找不出第二个老全。老全又好吵架，主任也敢吵，军代表也敢吵；有一回，还到局里去吵。他吵架的时候，歪着头，一只手吊着，一只手直戳人家的鼻尖，口水喷着。
他个子不高，宽宽阔阔，硬硬扎扎。工作服总是破破烂烂，看得见腿上白色的肉，很穷的样子。一到吃饭，他就用大铜匙敲着大碗，大步流星地走去。然后蹲在食堂门口，闷着头吃。满满一碗饭，才盖着一小片白菜。听见旁边吃饭的人说话不中听，他就用铜匙敲碗边，很重的几下，那人便不响了。
老全是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男、女”两个汉字。每月领工资，他那两个名字总也挤不进工资表上的小格子去。全车间的人签名，数他的最大，四手四脚爬在外面，像个蜘蛛。
工厂一到星期六，就要扫地，有一个女工，样子很温柔，身材很苗条的，被老全拖着一根粗黑的水龙，满车间追着喷。全身都喷湿了，哭了，蹲在地上捂着头。老全还是哈哈地喷。后来才知道，那个女工，就是跟他好的。
他们学徒期未满，就结了婚。两人都被延期转正。婚后两个月，那个女的肚子就大起来，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女的常在傍晚抱着来厂门口，给人家看。一边说老全和她夜里如何如何，很自然地说，就像说她家吃饭的情形。
1979年，老全被市公安局逮捕。那天开完审判会被押出来，他女人呼天抢地地扑上去，摔在水泥地上，哭得像是唱什么歌。老全吼一声：“哭个鸡巴！”然后跳进了警车。
他是犯了杀人罪被捕的。据说“文革”武斗期间，老全是某组织的小队长。有一天，厂里抓住两个另一派的俘虏，都是司机。当时好多人围着这两个人看，嚷嚷着要把他们毙了。两个司机，吓得钻到汽车轮子底下。大家其实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想把他们怎样。但又不敢随便放掉，怕他们回去泄露机密。有人跑去把这件事告诉老全，他当时正在擦一只三八大盖，他背着枪就来了。“钻出来！这两个杂种！”两个司机，举着手钻出来。“我枪毙你两个！”老全说。周围的人哄地一声笑起来。“你们相信不相信？”老全皮色铁青。大家笑容还没停住，就听见“轰！轰！”两声巨响。两条汉子登时扑通、扑通倒在地上，子弹穿过背心又打进了汽车。鲜血溅了老全一裤子，众人的脸一时青了，愣了一阵，老全也愣了一阵。据说，老全当时以为枪膛里没有子弹，只是想吓唬吓唬，想不到打死了。死了。就装进麻袋埋到厂后面的山坡上。当时武斗，死两人不算什么，时间一久，这件事也就被忘记了。
老全被判了二十五年。他的媳妇至今还在等着他。他们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
三毛.
三毛是上海人，生得白手白脸，精明能干的样子。据说是苏北一带的人，父亲是个老K，他本来是可以当小K的。据他说，他父亲一生玩过好些女人，很幸福。
1958年他来云南支边，工作积极上进，还评过先进生产者。当时没有职工宿舍，男男女女住在一间大仓库里，中间用草席隔开。一个上海阿姐，爱着三毛。要他夜里从草席底下钻过去。三毛，夜时两点钟钻过去，第二天就把这事报告了领导。三毛，受到表扬；那个阿姐，被开除，一个人回了上海。
“文革”时期，三毛当了厂里二把手。他对工人很好，国庆节，全厂放假两个星期。他原来讲话不自然，结巴，又常常不由自主地抠鼻孔。他关起家门，对着镜子练了半个月，一天喝三壶开水。后来他在市里开会，很有风度，像列宁，当了市委常委。三毛不忘厂里的同志，常常乘着小车来厂里，吃饭喝酒。他养鸡的笼子，很现代化，可以自动清扫鸡屎，是同志们送他的。
三毛喜欢游泳，他常常率领一卡车人去金殿水库游泳。小车在前，大车在后，还带着铝板制成的跳板，他跳水跳得极好，飞燕式。
市里的郭书记，被另一派追捕。三毛把郭书记抢到厂里，藏在他家，让他爱人，杀兔子，杀公鸡，包饺子招待郭书记。后来又把郭书记送回老家避难。郭书记后来常说：“三毛同志，有缺点，但本质是好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三毛在市里的追悼大会上放声大哭，军大衣的袖子，都被泪水濡湿。郭书记说：“这个同志，对党是有感情的。”
过了几个月，三毛和几个人策划外逃，还带了中央文件，空白证明。那几个一同策划的人，都跑了，在边境上被抓住，判了五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毛在家中大衣柜里蹲了一个月，后来自己跑到公安局去自首。
交待罪行，揭发同志，被他糟蹋过的姑娘，也一个不漏地说了。因为他坦白好，使案子破得很快。他只被关了三个月，就释放了。厂里不敢再要这个人，开除了他，他就自己去找工作。
他后来混得不错，有技术，有领导才干，当了一个大集体单位的副厂长。
许多过去的兄弟，都在他厂里当工人，工资开得很高。三毛，买了一幢房子，一辆日本摩托，和过去的老婆离了婚。
阿海军阿海军，是杨春生的绰号。他从部队复员来厂里时，昆明正在放内部电影，日本片《啊，海军！》。据他说，他是东海舰队下来的。他个子矮小，裤子像是随时要掉下来，裤脚拖在地上，很脏，很窝囊的样子，大家不大相信他竟是海军，见了他，就大呼一声“啊一海军！”故意拖得长长的，大家听见，就哄笑起来。有一回在水库，人家一定要他游泳，他死活不肯下水。几个强壮的工人，就剥掉他的衣服，四脚四手抬起来：“一、二、三！”丢下水去。他竟不会游泳，扑腾了一阵，才挣上岸来，又是咳嗽，又是笑，高兴得像只鸭子。
他很笨，才上班三天，手指就砸裂了一个，休息了两个月，指甲还没长出，又来上班。组长叫他跟着小雷学电焊。小雷比他小五岁。个子却比他高。他常常跟着小雷去吃早点，由他出钱。小雷常指使他：“阿海军，给师傅买包烟去。”阿海军，就扔下工具，跑着去买烟，但小雷嫌他是湖南人，听不懂他的话，懒得指点他。他就自己学，中午大家下了班，他一个人开着电焊机，在废钢板上焊来焊去。但他总是焊得像鸡屎，焊不出那种好看的鱼尾纹。因此组长分工，总是让他干搬搬运运的活，他倒不在乎，一副很乐意的样子。
他干活，常常一干起来就忘记时间。冬天大家都去烤火，晒太阳，他还干。大家有些怪他，觉得心里不自在。他从来没有评过先进，评先进时，他最爱发言，对每一个人评头论足，但似乎大家也不大听得懂。他喜欢写东西，写了就拿给小组的同志看，同志们看了，也说不出什么。
他找了一个媳妇，比他大五岁。油桶形的女人，他却出奇的瘦，那女人，天天跑来厂里，要求把阿海军调到她的厂，阿海军也很高兴，常常说：我要调了。那口气，好像他是要调到天堂去。后来他调那个厂，当搬运工，他的女人，出工伤事故，死掉了。阿海军因此神情恍惚，据说有一天把一个过路的妇女，误认成他老婆，走过去扶那女人。女人大惊小怪，他被当流氓抓起来，又分辨不清，只是不断地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后来他写了检查，触及灵魂深刻，才放掉。
女人死了，他在昆明又没亲人，就回湖南故乡去了。听说，又当了农民。
1985年.
巷巷.
昆明北边，有一条柏油大马路，笔直开出去十分里，路两边，尽是工厂。这一带，是昆明解放后新辟的北郊工业区。五十年代，坐汽车在这条路上走，路两边全是红砖围墙，绿漆大门，挂着白底红字的厂名牌牌。稍远一点就是烟囱林立的厂房，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后来，大跃进，这些工厂的大门口就先后建起宣传栏，一律砖砌，镶着大玻璃橱窗，三饭盒那么厚，一个大人一个小人那么高，长可并列二十来人。白雨檐、红墙面，阳光好的时候，远远看了，就仿佛厂门口站着两排持枪肃立的兵士。
煤机厂的大门口，也不例外地修起了宣传栏。有了宣传栏，厂门口热闹起来，绿漆大门就看不见了。玻璃橱窗一星斯换一次，劳模照片、光荣榜、标语、宣传画、民歌……凡一出刊，工人们就围着看。后面的小孩子看不见，就骑着他父亲的脖子；看见父亲的照片，就用一个指头戳他爸爸的头，说：“你，你……”办宣传栏的干事，因此很得意，被几个女工爱着。以后宣传栏后面的空地，盖起了两层楼的职工宿舍，一边一幢，把宣传栏夹在当中，它感觉上就像是一条宽巷了。工人们就把这两块宣传栏叫做“巷巷”。
“文革”年代，造反派嫌在玻璃橱窗里贴大字报麻烦，也不气派，就砸掉了。一盆面糊，一把扫帚，人高的大标语，几打帚扫上去，就贴稳了。威风凛凛，干净利索。只是工人们下了夜班从巷巷里过，心里有些发毛。巷巷里路灯暗，那些大红纸上的黑字，仿佛些鬼影，人不觉说话也要放低了声气，似乎怕那些标语听见。好在宣传栏并不直接连着厂大门，还隔着一些距离，于是那条缝隙就成了小路，刚好可容一个人通过。下夜班的工人，就从那小路绕过宣传栏回宿舍。只是在白天，大家才从巷巷里走，厂里要出什么事，看看巷巷里贴什么，就知道了。
武斗期间，巷巷派了大用场。造反派用麻袋装满沙，把巷巷垒起来，架上机枪，巷巷就成了碉堡。另一派来攻过几次，一次也没有攻进来。有几个不怕死的，硬冲过来，马上倒下，如锯断的树。血流在柏油路面，又淌进路旁的水沟，把原来有些发黑的水，染成一种玫瑰花那样的颜色。柏油路面上的血迹，下了好几场雨，才看不出来。武斗停止后，巷巷又打通了，仍贴一人高的标语、大字报。那时候已是七十年代，工厂里干活的时间少，又常常停电。没事的人就跑到巷巷里去在一起消磨时间。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一大条横躺着的……吸烟、吵架、讨论大字报、敲饭盒、扳脚趾头……说话者声气要大，这样才两边都听得见。那时工厂有句俗语：“欢呼停电。”一停电，大家就欢呼雀跃，“走，巷巷吹牛去”的招呼此起彼落，这时巷巷就成了工人的消息集市。工人们又把消息分为几种，“大观楼新闻”（大观，大官的谐音）“参考消息”（指各种大话、瞎话、牢骚）“马路新闻”（关于出口转内销之类）“汗裤新闻”（关于于男女私事）。你讲给我听，我讲给他听；或一个主讲，大家讨论。因此巷巷里又增减出“八大牛皮王”，在厂里赫赫有名。谁家要揭谁家的短，也到巷巷里去；一嚷嚷，全厂尽知。倘遇上一窝人正在讲某某如何，恰好某某从大门出来，有人就低低一声：“来了！”十几双眼睛一齐扫将过去。这不过十几米长的巷巷，据说有人从这巷巷里过，过完，内衣已被汗水湿透了。脸皮薄的女工，是不敢往巷巷里过的，她们走小路。
巷巷热闹了好几年，后来附近的农民也来卖白菜、卖酸菜、卖苦瓜，但不见卖肉的。三千人的工厂、车间里找不到人，你要想找谁家要揭谁家的短在巷巷里找不着也问得着。
1978年以后，巷巷冷落了。工人白天忙着上班，苦奖金。晚上要进城买东西，烫头发；有的要上夜校，有的在家中看电视，就没有闲心再来。
只有几个光棍，偶尔还在那里坐坐，说一两句话，晒晒太阳。标语之类逐渐消失了，于是两块大墙便荒凉下来，雨檐朽掉了也不去修，任它风吹雨淋。
时间一久，从前涂上去的大红油漆和水泥面子，就大块大块地脱落，露出砖来。有些地方，从前糊着的没有撕净，发了黄，发了白，于是那两块东西，就斑斑驳驳，竟像是两块墓碑。有的懒人，就在那墙报脚倒拉圾。
去年我回厂里，发现巷巷不见掉了。听守门的毛大爷说，厂里要绿化环境，就拆掉了。坐在汽车上从公路上过，又可以望见那绿漆大门，只是门口有假山，有喷泉，有夹竹桃，还有一小片竹子。外地人见了，还以为那是一处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