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得同样拿命下注，送客户去『死神』面前喝这杯『咖啡』，还得陪着客户挣扎着回到人间。客户人生中可能只会经历一次或几次危险的登山运动，而向导却是一辈子，直到再也登不动山为止。然而，登山者叙述自己的攀登壮举时，很少会谈及高山上的向导、协作、厨师等默默无闻、却陪他们出生入死的人……
拉萨的七月更像是内地的四五月，几乎每天一场夜雨在黎明时分收场，待阳光洒满大地时，树上的叶子突然就从昨天的嫩芽出溜成齐整的叶片。天地间的万物，显然是进入了快速成长期，让人觉得新陈代谢都加快了。
而向导欧珠还无法感受到外面世界的生机，他此时正躺在没有窗户的病房里。病床上方四盏硕大的红外线烤灯，分别照向他的双手和双脚。他掌心朝上，顺着弯曲的十指看过去，可看出指尖的颜色明显更深，近似于快被烤熟的肉。脚趾也是同样的颜色，而且不断有液态分泌物排出，面积明显比手指的更大。
欧珠冻伤了，这是他在珠峰海拔8700米的地方，零下二十几度（狂风中甚至更低）中持续待了17个小时的后果。会不会截肢，现在还没得到最终答复。
从珠峰大本营撤回拉萨的当晚，他和向导次旦玖美就被尼玛老师送进西藏解放军总院，住院十几天后，次旦玖美康复出院，很幸运他没有被截肢。
又过了20天，欧珠从医生那里得到确认，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不会被截肢，于是他准备给自己在拉萨的姐姐打电话。往常他一下山就会去姐姐家报平安的，这次迟到了。
他告诉姐姐自己正在住院。
“你怎么了？”
“我冻伤了，不过现在没事了。”
在医院，他告诉姐姐自己带的客户在山上死了。姐姐虽然对他从事的职业一无所知（不与家人沟通自己的工作，是向导们的共识），但还是被弟弟的话和伤情吓哭了。她难以想象弟弟承受了怎样的压力。这甚至让她不知如何开口，她无所适从地坐在弟弟床边，轻抚着他的面颊哭个不停。
事实上此刻最需要痛哭宣泄的恰恰应该是欧珠，哭出来或许能让他内心深处的抑郁顺着泪水排出。而眼前这个原本阳光英俊的小伙子看上去有些呆滞，仿佛他把自己的躯体留在了病床上，灵魂却去了别处。
隔壁病房还有一位高山向导罗布，此时他刚做完截肢手术。他的三根手指冻伤严重，黝黑的表皮紧箍着已丧失弹性的肌肉。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只能截肢。
罗布和欧珠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共同参加了这年（2009）春季珠峰的商业攀登。罗布担任高山摄像，他在顶峰为客户们拍摄，由于人数多，队伍被拉得很长，他一直手持摄像机，生怕错过了客户们可能一生仅此一次的珍贵镜头。因为过于专注，忽视了自我保护，待发现时，手指已经失去了知觉。
尼玛校长早上刚来看过他们，晚上还会再来一次。只要有学生住院，他无论多忙，每天至少到医院探望一次，这是他多年的习惯。自2000年他的学生中第一个冻伤的（小）扎西平措算起，至今年人数已上升到八个。有经验的登山专业人士都知道，被冻伤过，即便治愈，一旦再置身于高海拔的极寒环境，再次冻伤的可能性是常人的数倍。
罗布倒是挺乐观，他出身于登山之家，父亲是老一代的登山运动员，哥哥是登山协会的联络官；受家庭熏陶，在他看来，干向导这行，二十个指头始终完好的人是幸运的，冻伤以至出现其他的伤情都很难免。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只希望自己能快些出院回到家人中间，并能快些回到团队再次登山。医院里的漫长等待，已经让他熬到了极限。
欧珠却安静得让人担心，肉体上的伤痛似乎远比他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要轻得多。无论白天黑夜，眼睛睁开或合上，那位客户奄奄一息的样子总会出现在他面前。他请姐姐帮他去拉萨的各个寺院为死者点酥油灯，并在佛像前献上洁白的哈达，祈祷他有个更好的来世。
这个让欧珠一直纠缠在恐惧与自责情绪中的遇难者名叫吴文洪，40岁的他在团队中已经算年长，于是大家都称其为“老吴”。
欧珠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一个来自林周县的学员。他的家乡林周地处西藏中部，距拉萨市65公里，平均海拔3800米，被誉为雪域圣哲之首的宗喀巴大师圆寂的热振寺就坐落于此。欧珠每天清晨漱口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诵经礼佛，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下来，或许是信仰的洗礼，也可能取决于天性，欧珠的性格温和，对人总是礼貌谦让。在家里八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七，是唯一的男孩儿。
高一下学期，他退学了，来到拉萨学了两年烹饪。2004年，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工作的姐夫把西藏登山学校招生的消息告诉了他。于是他独自搭班车从拉萨到了招生地定日，在那里参加了两三个月体能培训，最终通过选拔被录取。当时去招生的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的阿旺扎西，而报名者多达上百人。
第一次登顶珠峰是2007年，他作为西班牙队的向导随客户登顶。回到拉萨后，他又担任四支不同队伍的向导，先后去了四次启孜峰。紧接着又去了卓奥友峰，与他所带的客户一同登顶。2008年，欧珠和大部分登山学校的学员一起，担任了“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高海拔（海拔6500米至8300米）运输工作。指挥部要求他们当天从6500上到8300米，再撤回6500米宿营。尽管不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腹地，不过他的体能一点不亚于来自定日和聂拉木的向导们。
这些攀登经历奠定了他从事高山向导的职业基础，但这还仅仅是起步，他必须在更多的攀登实践中不断锤炼，才可能成为一名成熟的向导。向导这个职业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攀登欲望，而是帮助客户实现梦想，并把他们平安带回，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与同行相比，欧珠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攀登愿望，他只是在干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下去。
老吴40岁的生日——也是他人生最后一个——是在拉萨过的。西藏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到这里不为观光，更不是朝圣，只是参加适应性训练。他从几本讲登山的理论书中得知，要在攀登之前对高海拔有充分的适应，于是在拉萨一直待到随队进入珠峰大本营。
2009年的珠峰季，全国各地一共来了24位登山者，他们分别参加了西藏圣山公司和新疆乔戈里公司两支商业队。这是中国商业登山人数破纪录的一次，如果运气好，很可能打破单次登顶人数纪录，不过人数多，隐患也一定会随之增多，所以很可能成为状况最复杂的一次攀登。
两支队虽有不同的领队，但总指挥由圣山公司的桑珠担任，高山向导、高山摄像、高山协作、高山厨师，全部来自国内目前最具实力的高海拔探险机构——西藏圣山探险公司。圣山探险已经集聚了一百多位由西藏登山学校培养出来的高山服务人才。
老吴通过其他公司获得了攀登珠峰的名额，此前他曾联系正准备带队攀登珠峰的前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希望自己能随国家队出征珠穆朗玛峰。王队长因为老吴没有高海拔的攀登经历直接回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被回绝过，所以等他出发要来珠峰时，他的妻子还纳闷他是怎么报上名的？
如果老吴不出事，也许他只登过黄山就来登珠峰的背景资料没人会挖掘，也不会有人追究到底是谁给他的名额。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老吴登顶并侥幸生还。当人们得知他经历时，媒体会把他宣传成一个天才登山家，没准还会因此增添盲目效仿者。
向导欧珠和老吴直到登顶前一周才正式接触。在之前一个多月的适应性攀登中，他们并没有采用正式冲顶时固定的“一对一”组合方式。这两个陌生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将形影不离，晚上要住进一个帐篷，海拔7790米以上，上厕所都要在向导的视线之内（在攀登中因上厕所失足滑坠身亡的人不在少数）。
登山总是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比如生活毫无关联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可能生死与共；一次冲动的攀登，也可能将之前的生活重新洗牌。
真正身处珠峰就会明白，即便自己的向导再强壮，商业服务再完善，氧气供给再充分，通向顶峰的路也得靠自己一步步往上走，事实上不可能有谁对你的生死大包大揽，生命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每年春季，珠峰会有两个持续三到五天的无风无雪或微风小雪的好天气周期，这两个周期通常在5月初和5月中旬。如果珠峰真是女神的寝宫，这个好周期就是女神沉睡或不在家的时间。
2009年，女神出门时间推迟了。直到5月13日，6500米的前进营仍然风雪交加。
“你之前登没登过什么山？”欧珠问老吴。一接手老吴，欧珠就对他使用装备笨手笨脚、行走方式别扭、特别是速度迟缓产生了疑虑，这可不像是登过雪山的表现。
“登过黄山。”老吴回答得倒是干脆。
“啊？！”欧珠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
“你有没有和领队说过？”欧珠追问道。
“我说过啊。因为我是足球运动员，体能没问题的。”
老吴的回答让欧珠明白了他的确不是在开玩笑。作为向导，欧珠很清楚，只登过黄山就来登珠峰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就算平原上体能再好，到了高海拔，尤其是在珠峰，体能只是其中一个指标，适应状态、攀登经验、心态，缺一不可。
欧珠问的“山”和老吴答的“山”，虽然都叫山，但有质的差别。欧珠的山是海拔6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雪山。稍微对高海拔攀登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攀登珠峰之前要经历至少三级台阶：第一级，登一座6000米以上的山，通常选择启孜峰（位于西藏，海拔6217米）、唐拉昂曲峰（位于西藏，海拔6400米）、玉珠峰（位于青海，海拔6178米）；第二级，登一座7500米以上的山，通常选择慕士塔格峰（位于新疆，海拔7546米）；第三级，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通常选择卓奥友峰（位于西藏，海拔8201米）。这样循序渐进的攀登，既增加了高海拔适应性经验，又平稳了攀登者的心态，这是成千上万的登山者用生命实践出的最安全方式，即便是登山天才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在得知老吴没有雪山攀登经验后，欧珠已经暗自作出决定：不登顶。他要找合适的时机劝老吴放弃。他对老吴说：“不要勉强，能上多高上多高，身体不舒服时赶快告诉我。”
老吴当然也能从欧珠的神情和话语中感觉到向导对他没信心，于是他时常表现得不示弱。就这样，两个不喜言谈的人展开了一场心理博弈。
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欧珠躺进帐篷里沉默不语，回想这两天的攀登，他从未为一个人这么紧张过，从海拔7028米使用氧气开始，他放弃自己的行走节奏，跟着老吴缓慢的步速寸步不离。担心他体能消耗过大，他把他的背包降至最轻，尽量减少负重，并把他的氧气流量开至2档（氧气最高为4档）；坡度陡的地方，将流量调至2.5；上升到海拔7500米时，直接把流量保持在2.5的档位；睡觉时，流量调至1.5（考虑到他的状态，攀登中氧气流量一直开得偏大）。
开大氧气流量还是不能让老吴提速，每天他们都是走在队尾，比倒数第二的队员慢将近一小时。在登山中，这种慢节奏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欧珠想，若直接阻止他再往上攀登，他肯定不会同意，不如让他先往上登，以他的状态很快会因疲惫而放弃的。
而老吴也躺在帐篷里闭目养神，回想着在他的家乡盐城大伙儿欢送他的镜头。他给自己打气，一定不能辜负了家乡人民对他的期望，为此他不惜付出一切。在这场心理较量中，老吴的执着注定胜过了欧珠的坚定。
5月18日零点时分，老吴所在的B组队员，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珠峰一片沉寂，巨大的山体融进了夜幕中。每人一盏头灯，依次前行，在黑色的背景里划出一条若隐若现、柔软而温暖的线条。
老吴落在了队伍的后面，事实上他是被其他队员超过的，为了能实现登顶，他先于别人近一小时出发。
“我们下撤吧！这样上去有危险。”欧珠对老吴说。
“我行！出事我自己负责。”这话在珠峰的这个高度经常能听到。
欧珠见和他商量不通，便拿出对讲机呼叫大本营。当时尼玛次仁在大本营坐镇，虽然桑珠是本次攀登的总指挥，但因为队伍庞大，桑珠又是新上任，还是现场坐镇更让自己放心。但队员中有一位并没有过高海拔攀登经验，这一点，没人向他提及。
欧珠用藏语告诉尼玛老师，他的客户速度太慢，体能很差，但不愿下撤。
“欧珠，不要让他再上了，你把他带下来。”尼玛次仁专门说了汉语，为了能让欧珠的客户听懂。
“我有体力。肯定不会下撤的！出了事我自己承担。”老吴完全不让步，居然径直往前走。
欧珠开始厌恶自己太软弱，或许老吴已经掌握了他的这个弱点，他要求下撤的命令从来就没在他面前占过上风，他只能先默默地陪着这个固执的人继续向上。
有意思的是，出发时欧珠往自己的包里装了5瓶氧气，其中3瓶是给老吴预备的。虽然早就下定了下撤的决心，但为何还要比其他向导多背两瓶氧气呢？可见欧珠对把老吴劝下山没有太多把握，而老吴的体力让他不得不预备得更充分。
老吴的氧气流量被欧珠开大到3档。
“你感觉怎么样？”几乎老吴每次停下，欧珠都要问问他。
老吴的声音被挡在氧气面罩后面，他会点点头，或作出一个OK的手势示意他。
“要是不舒服，马上要告诉我。”欧珠注视着老吴的眼睛说。
上到路段较为复杂的第一台阶时，欧珠把老吴的氧气流量再调大了半个档位，至3.5档；过了第一台阶又调回到3档；高空风会让温度迅速下降，欧珠担心缺氧低温引起冻伤，有风时他又把老吴的氧气调高至3.5档。
老吴走着走着，又成了队尾，而且和离他最近的队员相差半小时的路程。他已经不是靠体力在行进，而是完全凭着意志力、决心和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耐力。
对讲机每隔半小时会呼叫欧珠一次，尼玛老师不断询问老吴的情况。
“如果10点前无法登顶，必须带他下撤。”尼玛老师给了欧珠妥协的底线。
到10点，他们已经攀登了11个小时，这对常人来说是超出体能极限的。很简单的道理，你必须用一半的体能登顶，还要为下撤预留出另一半，如果提前透支下撤的体能，很可能会永远停在途中。
老吴不能理解，他只登过黄山，看登山书不能取代实践体验。登山理论家若不亲自攀登，也不会登山。
欧珠不时会看一下时间。
此时是10点。
“我们必须下撤！”欧珠命令道。
老吴突然双膝着地，跪在欧珠面前。
“欧珠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珠峰顶上展开这面旗帜拍张照片。现在马上就到顶了，请给我一次机会吧！”老吴的声音有些变调，他显然是哭着在哀求。
欧珠接过老吴手中攥着的那团红布说，“你不要这样，快站起来。我把你的旗帜带到顶峰拍个照，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
“求求你，我要亲自上去，我要拍张站在珠峰顶展旗的照片，求求你了欧珠。”老吴的眼泪已经顺着他风镜的缝隙流淌下来，沁湿了面罩。
老吴给欧珠跪下的地方，离顶峰高差仅有50多米。
欧珠再次妥协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这种一次次让步的弱点终究会限制他成为优秀的高山向导。但或许他的结论有点草率，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中年人，他们的心智不在一个阶段。在老吴的眼中他还只是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10：30，登顶。
“谢谢你！”老吴对欧珠说。他看到登顶还有几步路时，卸下了背包，摘下了氧气面罩，一副要冲刺的架势。他扑向了自己梦想的怀抱，登顶珠峰，他真的做到了。
老吴把兜里那团红布掏出来，递给欧珠，并让欧珠从包里取出自己的相机给他。他边拿着相机，边做了一个打开的动作，意思是让欧珠把红布打开，他要为他拍照。
欧珠照办了。
快门按了两下，老吴又把相机关掉。
“你拿着，我来给你拍。”欧珠想老吴一定是激动得糊涂了，哪有登顶了不拍照的。更何况他之前还哭着恳求。
“不用了。”
欧珠觉得有点不对劲。此时顶峰的经幡被风刮得呼呼作响，高空风开始袭来。一旦高空风持续来袭，攀登将变得异常艰难，虽然和来时是同一条路，却瞬间会有从人间到地狱的感觉。欧珠没时间琢磨老吴奇怪的表现，他必须带他立刻下撤。报话机里也传来了总指挥催促马上下撤的指令。
海拔8750米。从顶峰下来走了不到一公里。
“我很累，休息一下吧。”老吴对欧珠说。
“好吧。”欧珠想，休息一下，正好可以给他补给些能量，也许这样能让他下得快一点。
欧珠在路线上找了个稍微避风的地方，把老吴安全带上的一只快挂勾在路绳上做保护。坐稳后，他取出保温瓶，倒了杯热水递给老吴。
此时风势减弱，对讲机也没有任何呼叫，四周一片寂静。两个人都累坏了，没有交流。欧珠检查了一下老吴的氧气面罩、调节器，都很正常。老吴坐着喘粗气，有点像在发呆。
欧珠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过了20分钟。
“休息好了，我们要快速下撤。”欧珠说。
“好。”老吴边答应，边起身。
沉重的步子才挪出去五六下，老吴突然“扑通”坐下。
“太累了，我走不动。”老吴说。
欧珠知道，老吴要是说走不动，就是真的走不动了。这一路上，他无论走得多慢从不轻易喊累，他说累的时候，一定是累到极致了。欧珠怕了，他慌忙拿起对讲机，却发现已经没电了。他找出手机，拨了尼玛老师号码。
“校长，他不行了，走不动了！”
“让他慢慢下，我们派几个人上来接应你们。”虽然和欧珠等人失去了联系，但尼玛次仁一直在用高倍望远镜观察他们的行动。他已经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处境来。果然，欧珠打来的电话证实这个担心并不多余，8500米以上的救援仍然是国际登山界尚未攻克的难题。
挂了电话，尼玛次仁开始立刻部署救援方案，他分别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海拔7028米的二号营地和海拔8300米的四号营地，紧急调动了五六名体能突出的高山向导前去救援，其中一组还带着高压氧舱。同时驾车前往大本营其他队伍的指挥部寻求外援，但外国队纷纷表示无力可施。一位德高望重的夏尔巴听了尼玛次仁的描述，对成功施救表示悲观。
下方第一时间在组织力量救援，上方欧珠在尽力让老吴站起身。此时，四名夏尔巴陪着一名中年的西方女性登顶下撤时路过。欧珠用藏语向他们哀求：“求求你们，帮我把他带下去……”
夏尔巴们搀起老吴，试着往前走了五六米，放下他，用藏语对欧珠说：“他不行了。你自己下山吧。”说完，头也不回继续下撤。
欧珠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陷入了窘境。一个声音告诉他，老吴可能真的不行了；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也许等兄弟们上来，大家齐心协力还是能把老吴弄下山。
此时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尼玛老师打来的。大本营新疆队的队友麦子要和老吴通话，欧珠把手机交到老吴手上。这个网名叫“麦子”的女山友是该队的队医。麦子是个生性乐观、活泼又善良的人，登山圈里的女性这种人居多，如果不具备泼辣的性格，很难在动辄一个月没澡可洗的环境里熬得住。
虽然听不清，但欧珠也能猜到，山友是在说些鼓励的话，给老吴加油。老吴在听筒这头支支吾吾地应着声。不知是由于他的苏北口音，还是根本就语无伦次，欧珠几乎一句也没听懂。
电话再一次挂断了。
通话时多为麦子在说话，很少能得到老吴清晰的回答，尼玛次仁据此判断出老吴的语言能力严重下降，这是高原脑水肿的征兆，并极易转变为高原肺水肿，病情发展快速的话，几小时内人就可能死亡。唯一的办法是尽快降低患者颅内压，即从高海拔快速撤离。他想到了直升飞机救援，虽然这个难度极大，但为了保住老吴的命，他必须不遗余力。
尼玛次仁分别给尼泊尔登山协会的主席和中国登山协会的王勇峰队长打了电话，请求调动直升飞机展开空中救援，很快得到回应，双方结论一致：直升飞机的有效高度是海拔5000米以下，8000米以上区域肯定是飞不到的。原本燃起的希望之光又黯淡了。
“尼玛老师，我们可以试试请绒布寺的僧人们念护法经。”一个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的向导坐到尼玛次仁身边悄悄说道。
听了这位学生的话，尼玛脑海里跳出绒布寺经堂墙壁上僧人们绘制的一张唐卡。唐卡中珠峰连同喜马拉雅山脉另四座山峰以女菩萨的形象示现，她们手持不同法器，分别骑着各自的坐骑：老虎、鹿、狮子、马、龙，画面的背景是以珠峰为主体的喜马拉雅山脉。珠峰在藏民们的精神世界里是位慷慨奉献、给众生带来福泽安康的女神。僧人们以诵经礼赞她、供养她，在她面前为六道轮回的众生祈祷解脱的心愿，从而获得她甘露般慈悲的加持。
很快，从绒布寺请来的十几位僧人聚集大本营，摊开窄条经文，手持杵、铃、鼓，连续的诵经声开始响起。
“我们一定要下去！我们一定要下去！”欧珠意识到，他现在的关键在于：第一，要让他保持清醒，不能睡觉。珠峰上多少遇难者是因为坐下睡着了，从此再没醒来；第二，不能让他冻伤。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随着太阳下山和起风，温度会骤然下降，此时老吴已经体力透支，开始消耗身体组织，如果不做好保护，冻伤的可能性极大。倘若冻伤，救援将更加艰难。于是欧珠再次检查了老吴的氧气调节器保持在足够流量的档位上。接着捧起老吴的手不停地搓，同时用自己的脚不断碰老吴的脚，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尼玛次仁依然手持高倍望远镜关注上方的动向。十几分钟后，镜头里一个移动的黑点令他心跳加速，他小心地对了一下焦距，让自己能看得更清晰。没错，在海拔8750米的第二台阶，的确有一个下撤的人影。
“奇迹出现了！”尼玛次仁兴奋地攥紧拳头在前胸击打了一下。他用对讲机再次催促救援人员加快速度。
盘悬在上空的风似乎也吹散了阳光，温度明显下降。珠峰换了一层冷色系的面纱，她的面庞那么柔媚，又如此深邃。
静极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已睡去。
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听起来让人觉得更加安静。没人上来，也再没人下去。焦急中的等待，时间过得特别缓慢。
“让你不要登，你偏要登！”
“求求你，你不要睡，一定要醒着。”
“救援队很快上来了，我们一定能下去！”
欧珠一句接一句循环说着上面的话，因为得不到老吴的反馈，他看上去像个设定在循环键上的播放器。
“欧珠哥，欧珠哥，快把他带下来。”突然，一声呼喊把欧珠吓了一跳。顺着声音看过去，下方五六米处站着一个人，正是次旦玖美。次旦玖美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三批学员，家在聂拉木县，他1985年出生，比欧珠小一岁。
次旦玖美原本在8300米营地接应登顶下撤的队员，接到尼玛老师从大本营发来的命令，他来不及检查个人装备，甚至没顾上穿冰爪，带着冰爪，装了两瓶氧气（自己用一瓶，救援用一瓶）、一瓶开水、一些巧克力，火速赶往救援地。攀登中手指特别冷，才意识到自己戴的是抓绒手套，羽绒手套忘带了，雪镜也忘了。好在遇见了登顶下撤的向导同事，向他们借了些装备。虽然是独自攀登，却像是在被人追，老吴用了11个小时（而客户平均速度也得走9个小时的路程），他仅用了两个半小时就上到了8750米。
看到次旦玖美的那一刻，欧珠觉得之前沉睡的世界都苏醒过来了。“你赶紧上来！他下不来！”欧珠急了。
“他怎么样了？还能站起来吗？”次旦三步并两步飞到他们跟前，边问边快速地卸下背包，取出一瓶崭新的氧气瓶，欧珠当即给老吴换上，然后把剩下的小半瓶氧气拧紧装进包里备用。接着次旦又取出保温瓶和巧克力，他们给老吴喂了几口热水，试着喂他巧克力，但老吴已经张不开嘴了。
“校长，我已经上到8750，看到欧珠他们。”次旦玖美用对讲机汇报。
“他们没有在下撤吗？！”尼玛次仁突然意识到刚刚那个移动的黑点并不是下撤中的老吴，他顿时紧张了。
“他们一直坐着不动。”次旦玖美从刚才欧珠的话里，已经判断出他们坐了很久。
“你们一起努力，保护他下撤。”尼玛意识到情况危机，救援很难，但他仍要保持镇定，不放弃一丝希望。
“他还能走吗？我们扶他下撤吧。”“飞上来”的次旦完全意识不到累，他还在和时间赛跑。他和欧珠一人一侧把老吴架起，“好重啊！”他们隔着老吴看看彼此，虽然没有说话，却从神态中达成共识。那种感觉像是扶着一个已卧床百天、重新恢复行走的病人，老吴的身体沉得往下坠，步子僵硬得像两根石柱。
勉强拖动了10步，老吴直接坐下了。这次，他再也没站起来。
老吴早就丧失了表达能力，事实上在顶峰不展旗合影的异常之举，已经证明他出现了高山病的症状。又从麦子与其通话的情况，以及从望远镜里看到欧珠一次次将其扶起，他又一次次坐下，尼玛次仁已经能判断出老吴突发急性高山脑水肿。以他30年的高山工作经验，出现奇迹的可能性不足1%，但他还是不放弃救援，也不让向导放弃老吴，尽管他早已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向导会出现冻伤乃至更严重的险情。
相同的情况，如果换了他的老朋友罗塞尔，或艾瑞克斯，他们一定不会为了这1%的可能而让向导冒生命危险。1995年，艾瑞克斯队伍中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登顶下撤时，澳大利亚人器官衰竭，那个美国人也已经体力透支。艾瑞克斯当场决定让美国人下撤，澳大利亚人就留在那儿了。
每隔十几分钟，尼玛次仁就会用对讲机呼叫他们一次。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
“一定不要让他睡着。要保护好客户，不要让他冻伤。你们也要做好自我保护，不要冻伤。欧珠的情况怎么样？”尼玛老师心里再焦急，语态也是柔和的，从不加快语速或提高声调，这可能是大多数藏族人的特点。
次旦玖美用对讲机回答了尼玛老师的问题：“他已经不动了，站起来也很困难。欧珠的手脚都开始发麻，可能已经冻伤了。”
“知道，救援队正在向你们靠近，继续坚守，陪护好客户。”尼玛老师听到欧珠的手脚可能冻伤更加揪心。
两个小伙子把老吴夹在中间坐着，不停地给他搓手。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他们在世界的至高点观看了日落的整个过程，这个位置几乎能俯瞰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从温暖的橙黄，变换成绚烂的橙红，再变为静谧的浅紫、淡蓝，然后黯淡为深邃的藏青，直至变成此时透明的黑色……登了不知多少次山，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海拔8750米的地方看日落。这里美得醉人，尽管如此，他们却不希望再有这样的机会。美景只能短暂地分散注意力，很快寒冷又让他们坐立难安。
“哥，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吗？”次旦突然问欧珠。
欧珠屏住自己的呼吸，将耳朵凑在老吴的氧气面罩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听不出来。”
“我也听不到。”次旦说。
他打开对讲机，呼叫尼玛老师，“老师，听不到他的呼吸了。”
“你们摘了手套，试一下他的体温。再看看他鼻孔处是否还有呼吸。”尼玛老师说。
欧珠此时在颤抖，多半是出于恐惧而不仅仅因为寒冷，他不敢去碰那身体。
次旦玖美摘下自己的手套，又摘下老吴的，摸到那只手又冰又硬。他取下老吴的面罩，看见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像是睡着了。他将手指放在他的鼻孔下方，停在那里快三分钟了，一点感觉不到有气息在流动。
“他没有呼吸了。”次旦先告诉身旁的欧珠。
“老师，他的手很冷，鼻孔没有呼吸了。”次旦把检查的结果一五一十地向尼玛次仁汇报。
“他已经死了。现在，你们两个下撤，注意安全。”
此时，凌晨三点已过。欧珠从前一天不到零点出发到现在，已经坚持了28个小时。连续暴露在零下二三十度、海拔8750米的地方17个小时，他几乎也快死了。也许是一定要把老吴带下山的信念分散了他对疲惫的关注，让他拣回了一条命。
下山的路，他不记得是怎么走回来的。下到海拔8600米的第二台阶时，与连夜赶到此处的桑珠和其美扎西迎面相遇。他们从海拔7028米上来，还准备了高山帐篷应急。
桑珠和其美扎西已经从对讲机里知道了客户去世的消息。其美一把抱住欧珠，但安慰的话，欧珠一句也没听进去，老吴死亡的情景充满了他的感官：他的样子，他的声音，他的气味……欧珠想，死在上面的人是自己该多好。
三部对讲机的电量都已耗尽。尼玛老师联系不上他们四个，他们到哪里了？安全吗？会不会发生什么不测？
“我在珠峰大本营干了十几年，这么不遗余力的救援还是头一次遇见。”闻讯赶来的总联络官阿冰说。阿冰是从北坡首登珠峰的英雄贡布的儿子。
听了阿冰的话，尼玛次仁开始对自己的决策产生纠结：自己是不是太不理智了？让学生承担了这么高的风险。
此时他也已经28个小时未合眼。他披着厚羽绒服，走出指挥大帐，望着月光和星光下珠峰庞大的轮廓，期待这漫长的黑夜早点过去，黎明的曙光会保佑学生们平安归来。
睡不着的又何止是焦急等待中的尼玛次仁。对老吴之死展开的讨论很快恶化为一场争吵，发言的人话还没说完就被言辞激烈地打断，情绪化让观点缺乏理性，而倒向偏激。
又是一天一夜的等待，三个疲惫不堪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大本营的前方，“是桑珠。”视力好的客户首先认出了走在最前面的桑珠，次旦玖美和欧珠随后也出现了。
其美扎西没有回来，他和桑珠把欧珠和次旦护送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后，就留下待命。而他另两个好兄弟多吉次仁（西藏登山学校第三批毕业）和阿旺次仁（西藏登山学校第四批毕业）在他们下撤到6500米的当天，接到尼玛老师的命令，直接从6500米攀登至8750米，他们要去将老吴的遗体挪开，固定在牢靠的路线下方，并整理他的遗物，拍摄他的遗像，最后还要从他头上剪一撮头发，包好带回来。这么做是为了满足遇难亲属的愿望。之所以这么紧急，是因为如果第二天有队伍登顶，见路线上有尸体挡道就会推开，那样他很可能被推下悬崖，再想收集遗物就很难了。
登山就是如此残酷。
队医帮欧珠脱下高山靴，围在他身旁的几个刚从顶峰下来的客户当场就嚎啕大哭，他们看到欧珠的脚趾已经冻烂了，血肉模糊，看不清指缝的分界。次旦玖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的手指也冻黑了。队医只能做简易的消毒和包扎。
尼玛老师发动了越野车，他要立刻把两个学生送往拉萨最好的医院急救。离开营地之前，他专门把车先开到了大本营右侧的珠峰墓地，发给欧珠和次旦一人一条洁白的哈达，面对珠峰的方向系在了经幡飘扬的玛尼堆上，这是对亡灵的祈祷，也是对珠峰祈求宽恕和感恩。那一刻，三人沉默无语。
珠峰已经被飞驰的越野车甩在了身后。
“这是他的命，他的心愿已了……做向导这行，遇到这样的事难免……虽然出事了，但不要放弃登山。不要影响今后的生活。”尼玛老师手握方向盘，一边盯着崎岖的山路，一边开导后座上两个刚从死神那里逃生的学生。
老吴生前在盐城也算是位名人。他是个铁杆足球迷，在学生时代就是校队主力；和妻子也是在足球场上相识的；从国营单位辞职后，他自己办厂是为了给足球俱乐部供血；与厂子的大股东（同时也是他的父亲）意见不和，最后分家，因为其父不愿将生意所得投资到足球俱乐部打水漂；他生前在盐城举办民间足球联赛14年；最后他的坟墓中埋葬了生前用过的一个足球、向导们在他遗体上采到的一缕头发和一件登山服。
在他的墓碑上刻着四排楷书：“我的心愿是把‘江苏盐城中达足球俱乐部与四川灾区人民心连心’的横幅展示在世界屋脊上，以纪念汶川地震遇难同胞并振奋灾区人民及国人精神。”
清理遗物时，他的妻子请来锁匠撬开他生前的保险柜，里面躺着一大一小两个笔记本：大的是他写的“5.12地震日记”；小的都是欠账记录，数额接近200万。
据统计，2009年珠峰春季攀登结束后，所有24名中国业余登山者中20人登顶成功，约83%的登顶率创造了历年中国业余攀登珠峰的最高纪录。南北两侧，有超过36支队伍中的368人在这个春季登顶了珠峰，同时有包括老吴在内的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长眠与此。
次旦玖美出院后回到圣山公司，准备秋季的攀登工作。而欧珠仍然难从忧伤和自责的阴影里走出来。出院后，他的精神状况丝毫没有缓解。只要听到新闻里播山难的消息，或临近进山时间，甚至独处时，他就又回到8750米的场景里。失眠、抑郁，打乱了他原本宁静简单的生活。
他向公司请了长假，独自到阳朔散心，一待就是四个月，他在那报了个英语口语班，和老外们学英语。换了环境，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内心得到短暂的安宁。
2010年春季，欧珠归队，重返珠峰。这一次他胸前的口袋里揣着一条白色哈达。他希望能把这条哈达献给老吴。但他只上到海拔7028米，就因为心理和身体的不适终止了攀登。他只好把哈达托付给修路组的多吉次仁，让他帮自己完成心愿。
2011年春季，欧珠再次回到珠峰。出发时，他同样也带着一条崭新的白色哈达。这一次，他带客户登顶了珠峰。在通往顶峰的路上，当越来越接近海拔8750米那个位置时，他的情绪就越来越悲伤，氧气面罩后面，泪水已经把他的面颊洗过了几遍。他让自己的客户先慢慢往上，他随后追上。
客户一离开，他就掏出哈达，捧在手中，然后双手合十举在眉宇间默诵了几句。接着将哈达铺在两年前的地方，又捡来碎石压在四周。这是两年中他一直想为老吴做的一座哈达纪念碑，现在终于如愿了。老吴的遗体被裹在羽绒睡袋里，仍然停靠在离此不远的一块巨石旁边，永远和珠峰捆缚在了一起。
自老吴出事后，欧珠总会有种想救人生命的渴望，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
2011年他被公司派往慕士塔格峰当高山向导。攀登结束，回乌鲁木齐的路上，突发的山洪将公路拦腰截断。公路上的车辆不得不被迫原地停下避险。水势越来越凶猛，眼睁睁看见一辆没来得及停住的轿车被洪水卷走。欧珠见状，第一个从车里冲出来，跳进河里救援，他的同事们带着绳索紧随其后，最后合力将车中的三人救起。
2013年春季，欧珠再次出现在珠峰，这次他担任一支名为“中城联盟”珠峰登山队的高山向导兼高山摄影师。他的客户是一位职业的纪录片制片人。在登顶后从登峰下撤时，客户状况异常。在这位客户的回忆笔记中这样写到：（我）无力地躺在峰顶，向导欧珠呼喊的声音似乎越飘越远，脑子里开始浮现一路上遇见的攀登者的尸体，原来，我就这样成为其实中之一。“我们不会放弃你的！”欧珠哭着说。这句话多少有些像电影对白，但对于在海拔8844米因缺氧而昏迷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剂强心剂。欧珠随后立即脱下自己的氧气面罩，戴在了客户的脸上。当然，客户有惊无险，安全的撤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