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杨继盛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处死刑。临刑前，杨继盛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杨继盛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议论纷纭。皇帝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主张皇帝暂时居住南宫（重华宫）。皇帝大为恼怒：南宫这个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场所，严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内阁次辅徐阶一向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到严嵩已经失宠，便乘机落井下石，提议修复永寿宫，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欢心，皇帝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自己升任内阁首辅，便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邹应龙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透露其中关节，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某些人所谓“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也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明朝张居正变法引发的党争
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张居正接任首辅一职，在公元1573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势渐见中兴，处于统治危机中的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可惜好景不长，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神宗于是下诏追夺了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查抄了张家。改革由此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走向没落。
三套马车并驾齐驱
张居正是名震荆州的“南郡奇童”，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得中二甲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对于自己的前途，张居正也是信心满满，期望着能做一番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的大事业。
公元1549年，凭着初出茅庐的锐气，张居正上呈《论时政疏》，力陈时政的五大弊病：宗室骄恣，侵凌地方官民；不重视人才，官吏徒有虚名；吏治不健全，官场腐败；边疆防备不利，边患不止；财政用度大奢，入不敷出。这份奏疏是颇有见地、句句切中时弊的，当时的宰相严嵩看到这份奏疏后，如芒在背，一怒之下将奏疏掷到地上。由于疏中并没有指名道姓，此时的张居正也是位卑言轻，还构不成对自己的威胁，严嵩也就没有追究。但是这种石沉大海的平淡对于满怀激情的张居正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告病黯然回到了故乡江陵。
乡居江陵的三年，张居正学会了忍耐。张居正知道，他需要等待时机。很快，嘉靖帝对已过八十高龄、人老智昏的严嵩渐渐疏远了。恰在此时，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得到内阁辅臣徐阶的支持，不可一世的严氏父子集团终于垮台。而嘉靖帝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其子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公元1567年，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内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这一年，张居正43岁。
隆庆初年的内阁，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三驾马车。但是未等张居正施展抱负，徐阶和高拱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徐阶失败，高拱大权在握，开始大肆重用私党，排斥异己，驱逐内阁中的大学士。最后，内阁大学士竟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张居正因为与徐阶的关系密切，感受到了威胁，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同高拱集团抗衡的，只有寻求坚定有力的同盟，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才干。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支持，莫过于皇帝和后宫，而这之间的桥梁，就是宦官。
其实，早在穆宗即位之前，张居正便利用侍讲读的身份，与裕王府中的宦官打得火热，并与司礼监太监冯保拉上了关系。明代宦官机构庞大，号称“内府”，共有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尤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因为它可以根据皇帝旨意批答官员们的奏章，传谕圣旨。司礼监设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掌印太监的地位最高，人称“内相”。冯保在嘉靖朝时已经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了，穆宗继位后，屡次想升其为掌印太监，但是高拱因畏忌冯保权力过大，多次从中作梗，遭到冯保忌恨。在张居正送给冯保黄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夜明珠九颗、名琴七张、珍珠帘五副之后，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愈加密切起来。
公元1572年，穆宗病重。冯保串通张居正预先起草遗诏，不想被高拱发现。高拱当面责问张居正说：“我是内阁首辅，掌管国家大事，你凭什么背着我单独与宦官一起准备遗诏·难道是想图谋赶我走吗·”张居正大窘，无言以对，只好谢罪。没过几天，穆宗皇帝死了，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即万历皇帝。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政。
小皇帝朱翊钧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伴随着他，悉心照料，被朱翊钧称为“大伴”或“冯伴伴”，视为亲信。因此神宗一登基，冯保就成为了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集司礼监、东厂兼总内外大权于一身。
高拱无法容忍自己大权旁落，决定先下手为强，向小皇帝上疏，请求削减司礼监的权力，还之于内阁。高拱还命他的门生故吏等同党一起上疏弹劾冯保。冯保见状，忙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深知，如果对冯保投井下石，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如果协助冯保逐去高拱，自己便可升为内阁首辅，实现多年的夙愿。于是，张居正向冯保献计，要冯保饰词激怒两宫皇太后，借刀杀人。
高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常常出言不慎。穆宗去世时，高拱曾在内阁一边痛哭，一边对同僚感叹，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这虽然是实话，却被张居正、冯保抓住了把柄。冯保于是跑到两宫太后面前煽动。两宫皇太后品味着这些话，不禁惊悚，小皇帝也是惊恐变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