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偌大的官场就像一个神秘莫测的黑洞。终日在宦海沉浮的人，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被这个巨大的黑洞吞噬得无影无踪。如果说太空中的黑洞是由宇宙的自然力支配的话，那么官场的这个黑洞最终则是由人力控制的。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讲，主宰官场这个黑洞的，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帝王把天下万民的生杀予夺之权都操纵在自己一人之手，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一念之动，随时随地处置他想处置的任何一个人。真可谓“褒之可以上天，贬之可以入地”。因此，任何一个想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应对喜怒无常的帝王。日久天长之后，他们终于发现：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其实也都是凡胎之人，他们不仅有着七情六欲，而且也有着常人都有的喜怒哀乐、兴趣爱好。于是，一条又一条应对之策，应运而生；整天周旋在帝王身边的他们，终于化险为夷，而且官运亨通，位极人臣。
为君王解决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君主面前，为臣者最终还要靠本事说话——别人想不到的办法你想到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解决了，那么对于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君主来说你就是一块天下至宝，他不信任你才怪。
李悝为相国时，魏文侯准备对魏国进行全面改革。魏文侯问李悝：“我一心想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总觉得收效不大，您认为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李悝回答道：“国家富强的路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首先要做的还是发展粮食生产。民以食为天，要让百姓吃饱，国家有余粮，就必须想法多打粮食。”魏文侯又问道：“我正为这事焦急。如今人口增加了不少，可土地却没有增加，如何满足人们的衣食，如何提高产量，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李悝没有立即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谈起了自己微服私访的事：“从国君您任命我当相国以来，我尽忠职守。为了了解民情，找到国家富强之法，我常常到民间私访，和百姓一起种地、一起耕田，听到不少议论。有的说徭役太重太急，弄得老百姓没有时间生产，有的说赋税太多，丰年都难维持温饱，更不用说荒年了。他们要求适当减轻徭役赋税，以便让他们有时间生产，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君您看，他们要求不多，可我们却很少为他们着想。”停顿了一会儿，李悝转入正题，他为魏文侯算了笔账，他说：“魏国的土地除山河、湖泊、荒原等以外，可耕种的土地有六百多万亩。如果给种田人以适当的鼓励，让他们乐于耕种，把时间和精力投到土地上，精耕细作，每亩地至少可以增收三斗粮食，全国一季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相反，如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亩就不止减产三斗。就是以这个数字计算，全国每季就要少收一百八十万石。一正一反，相差三百六十万石，更不用说徭役太重违误农时导致的减产了。”魏文侯听了连连点头。
李悝最后说道：“要使土地多产粮食，使国家富裕也并非难事，办法就是尽地力之效。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鼓励农民勤劳耕作，适当减轻徭役和赋税，给他们合适的利益，鼓励他们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再让他们开垦荒地，田间道旁的土地也利用起来，这样，土地的耕种面积还会扩大，增产粮食自然不在话下。其二，综合利用。鉴于我国粮食作物比较单一和歉收、缺粮的形势，我认为，一方面应引导农民根据不同的地势和土壤，选择不同的作物，将麦子、豆子、谷子等兼种、套种，充分利用地力；另外，能种瓜的种瓜，会栽桑的种桑，善植麻的种麻，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魏文侯越听越有理，深表嘉许，果断决定让李悝全权负责国内的农业经济改革。李悝不负重托，立即着手起草文告，颁布国内各地，实行农业改革。为了增强改革实效，李悝经常亲率官员驱车奔行于各地，进行督导、检查。几年下来，国内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在改革过程中，李悝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粮食价格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影响。粮食多了，粮价太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逐渐消失。用粮的也不爱惜粮食，粮食产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饥年，粮价昂贵，一般百姓买不起，没有粮食吃，只得四处流浪。于是，李悝又奏请魏文侯，实行“平籴法”，即把丰年和饥年各分三等：丰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饥年分大饥、中饥、小饥。按照年成好坏，确定应纳税额和农民自留粮的数额，然后由国家平价收购。到荒年饥年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这样，好年景粮食大丰收，也不会再出现粮贱伤农的情况；遇到水旱灾荒的年头，也不致粮价昂贵，百姓买不起粮食。由于国家平价收购卖出，市场上粮价一直稳定，百姓不饥不寒，生活安定，国家赋税收入也有了相应保证。
在李悝的操持下，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效”和“平籴法”长达十年之久，魏国人民果然日益富裕。老百姓纷纷称赞魏文侯用人有方，称李悝是位好“管家”。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李悝为了招徕四方人才，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针对世袭禄位制度的种种弊端，李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推行“食有劳、禄有力、使有能、赏必行、罪必当”等一系列措施，按功劳大小、对国家贡献多少授予职位和爵禄。具体规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领到应得的俸禄；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功劳大小安排职务；官员各司其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准徇私；凡无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和俸禄。由于执行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原则，李悝的政治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还极大地吸纳了各方人才，调动了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的积极性。
李悝并不就此止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维护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领域大展拳脚。李悝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国法令中可取的部分，制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头两篇是《盗法》和《贼法》，分别对“盗”、“贼”的含义作了具体规定；《囚法》和《捕法》具体规定了惩治“盗”、“贼”的各种办法；《杂法》是关于盗取兵符、官印以及贪污等违法行为的惩治规定；《具法》是对量刑轻重的诸项规定。这部法典颁布实施后，对维护国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部《法经》被李悝的学生商鞅带到秦国，对秦国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法典蓝本。
李悝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在各国中生存发展甚至称霸，仅发展经济、改良政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眼见魏国军力不强、将士素质不高，李悝想进行改革，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怎么办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请吴起帮忙呢·这位卫国出生的年轻人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长打仗。记得当年吴起来魏国时，自己还曾助他一臂之力。当时，魏文侯问自己吴起如何，自己极力推荐道：“吴起这个人虽然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面，即使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望，很快就攻下了五座城市。由于战功卓著，吴起后来又经翟璜推荐担任了西河太守。想到这里，李悝不禁笑了。于是，李悝派人找来吴起，共商军事改革的大事。在吴起的帮助下，李悝的军事改革又在魏国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太子即位，是为魏武侯，继续以李悝为相国，59岁的李悝不顾年迈，继续辅佐魏武侯，由于操劳过度，于公元前395年病逝，终年60岁。
李悝胸怀济世之才，得遇明君——魏文侯是他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由于李悝谦虚大度，善于团结同僚，减小了变法的阻力，使得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但改革有序，先经济而后政治、军事的正确原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李悝的改革卓有成效，大大提高了魏国国力，终其一生、他都受到两代魏君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忠心耿耿是获得信任的首要条件
在中国封建社会，君臣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又必须通过臣辅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皇帝依靠大臣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大臣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施展才华以安居高位。
公元前201年，刘邦打败项羽，夺取天下，登上皇帝位，刘邦为了酬赏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文臣武将们，决定论功行封。然而，由于“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后来刘邦以萧何功劳第一，首先封他为酂侯，食邑八十户。同时，“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刘邦对萧何的封赏立即引起了他手下将领的不满，他们喧然大哗，愤愤不平：“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面对这些有着赫赫战功的将领们，刘邦说了一番既粗莽但又有哲理的话语。刘邦说：“诸君知猎乎·”众将答曰：“知之。”又问：“知猎狗乎·”回答：“知之。”刘邦严肃地说：“夫猎，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听后，个个面面相觑，无敢再言。
刘邦对萧何的行封与评价，是十分公允的。萧何在辅佐刘邦定天下的事业中，确实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君臣两人在创建和巩固汉王朝的过程中，一直相辅相成、配合默契。
远在刘邦尚未发迹时，萧何作为秦沛令主吏掾就多次周济刘邦，救刘邦于困境之中。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萧何又佐刘邦起事响应，拥立刘邦为领袖。在近三年的反秦战争中，萧何不离刘邦左右，日夜操劳，谋划军务，督办众事，是刘邦最有力的辅佐之一。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统帅起义军攻占咸阳，秦王子婴投降。起义军一入咸阳，诸将就纷纷涌向秦府库，掠取金帛财物，刘邦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头扎进秦皇宫中，贪恋宝货美女而舍不得离开。这时候，唯独萧何对金帛财货不屑一顾，急忙赶往秦丞相御史府，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和各种档案材料，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治国理政的远见卓识。在随后爆发的楚汉战争和刘邦初创帝业的艰难时期，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多少、形势强弱、民生疾苦了如指掌，并据此采取相应措施，全赖于萧何这一及时收取秦图书档案之举。
公元前206年十二月，项羽率大军打进关中，裂地分封，把刘邦封于西南巴蜀地区，为汉王，企图将刘邦阻隔在封闭的山坳里，使其无法进入中原与己争天下。对此，刘邦非常恼怒，决心与项羽决一雌雄。手下大将周勃、樊哙等也主张与项羽抗争。此时此刻，萧何却冷静地分析形势，对刘邦进行耐心地开导。萧何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即在汉中称王，即使条件再差，也比白白送死好些。萧何一句话，使暴躁的刘邦猛然惊醒，他忙问萧何：“何为乃死也·”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接着又为他分析了刘、项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形势，劝刘邦能屈能伸，不要急于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应先屈居汉中，安抚百姓，招贤纳士，积聚力量，然后以巴蜀为基地，伺机出师关中，逐鹿中原，与项羽争天下。经过沉稳的萧何耐心的劝导，暴怒烦躁的刘邦镇静下来。于是，刘邦听取萧何的意见，并拜萧何为丞相，率师入汉中。萧何作为刘邦的得力助手，在关键时候为刘邦日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他明确提出了“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进军策略。并协助刘邦，加以具体实施，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更深远的一统天下的宏图。为实现这一宏图，萧何除了自己兢兢业业地辅佐刘邦外，他还特别注意为刘邦物色智勇双全的大将。萧何通过与当时任小吏的韩信交谈和接触，看出他的才能，并决计推荐给刘邦。当韩信见重用无望、愤而出走后，萧何便不顾一切，将其追回，并劝刘邦拜这位“国士无双”的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小卒为大将。刘邦相信萧何的知人之明，便听从其建议，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隆重地拜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果然屡建巨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君臣相得要默契。萧何本人并没有身随刘邦参与攻城略地的楚汉大战，而是留守后方根据地，为前方输送士卒粮饷。在刘邦率兵进攻关中的岁月，萧何“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当刘邦挥兵出关、乘胜东进时，萧何又留守关中。萧何身居关中，心系天下，为治理好关中，辅佐刘邦创建帝业，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萧何一边侍奉太子，修治临时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建宗庙、社稷；一边制定法令规章，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使满目疮痍的关中很快成为富庶兴旺之地，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去充足的兵士和粮草。刘邦对后方的萧何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对他的意见特别尊重。后方的诸军国大事，甚至一些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刘邦也都放手让萧何“便宜行事”，或“先斩后奏”，事后并都予以认可肯定。这样，君臣二人，一位坐镇前线，指挥将帅攻城略地；一位身居后方，足食足兵，不断为前线补充给养。虽君臣分居二地，但两地一心，配合默契。对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如公元前205年的彭城之战中，刘邦前后死伤二十多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项羽将刘邦重重围了三层，最后刘邦只与数十骑兵逃出重围，困守荥阳。在此紧急关头，萧何又紧急动员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补充军力，使汉军军威再振。刘邦这次与后来的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全赖萧何在关中后方的大力支援，使刘邦重新振作起来。实际上，萧何在关中的所作所为，牵动着刘邦定立天下的全局。
萧何不仅对刘邦始终忠心无二，同心同德，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和尊宠，而且直到惠帝时，萧何对君王的忠诚一如既往，君主对萧何也同样倚重。萧何临终前，惠帝还就继任丞相的人选征求他的意见，而萧何仍从整个汉王朝的利益出发，临死前再三嘱咐把丞相位传给曾与他有过过结的曹参。结果“萧规曹随”，使西汉国力日益强盛。萧何是中国历史上宰辅的典范，他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忠心”二字，有了忠心，让帝王认识到这种忠心，他才可能放手发挥才干，才可能成就一番功业。
高举“憨厚”的招牌
“憨直”原本是对人的一种善意评价，很少有人会将它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可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位政治家，他充分利用憨厚的举动，逐渐接近皇帝。然后博取皇帝的信任，赚取天下百姓的心，以至牢牢地控制朝政40年，他就是西汉的霍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