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星期三
每次去了谈什么，有时他知道，有时并不知道，常是坐下闲扯，扯到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上，就扯开了。那种按部就班的访谈，对他并不适合。年龄大了，有些你以为重要的事，他反而没什么印象，或是谈不出什么。由着他说，或者逗着他说，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兴致会激活记忆。
按我的设想，今天要谈的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发现，张先生嘴上说他不在乎“文革”，不提了，事实上在他心里，总是块心病。只是他从不疾言厉色地表达，而是出以讥讽，自嘲，既见出他的旷达，也见出他的无奈。
主意已定，问他近日看什么书，说《吕氏春秋》，没事了，闲翻翻。前两天，林鹏先生来访，说起一个掌故，他当时说了出处，怕有误，找出来看看，还好，几十年了，记忆没有背叛他。
我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有个感觉是，有你不知道的，绝没有你含糊两可的。你那脑子，部件精密，既经记住，就错不了。张先生笑了，说，你别说，还真是这样。这可能与我记忆时就下了硬功夫有关，要么记住，准确无误，要么忘了，一干二净。
我说，林鹏先生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专家，我去他家看过，明清以来，各种《吕氏春秋》的本子，收罗了十好几种。做学问就得这样，你把有关的书都看过了，也就可以说是专家了。就怕看书不多而夸夸其谈，这样的人，没有不偾事的。
张先生说，刚才看《吕氏春秋》，又看到那一段，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在咸阳城门张榜，说谁能增益一字，奖十金。我的这个本子，多年来一直翻看，有什么心得随手记在天头上。上午大致数了一数，我若生在秦国，能得千两黄金。就是黄铜，也还是值钱的。
我说，以你的学问，吕氏定然待之如上宾，如国士，那你就是范雎、张仪一流的人了。当时可以衣锦还乡，后世的声名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张先生说，不一定在秦国，有周一代，直到战国，哪个国家我都可以找到工作，还是体面的工作。位列朝班不敢说，在卿大夫的家邑中，谋点事做，还是有把握的。那些国家的文字，我都能辨认书写。比如一个寿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山东地区古代齐、鲁、薛哪一国的文字。有的字，还能分出是古齐所用，还是后来的姜齐或是田齐所用。这都是年轻时下的功夫，现在不过是假其余威而已。年轻时，真是下了大功夫。别人是珍惜寸阴，我是连分阴也珍惜。看到年轻人白天睡午觉，体育活动，都认为是堕落。
我说，你这一生，真是个奇迹，年轻时用了功的，后来都见了效，没有白下过的功夫。比如，年轻时本是学篆刻学会的篆字，后来用来辨识钟鼎文字，年轻时因为藏书太少而只能读先秦典籍，后来做古史考证，秦汉以下原本也就没大用处。可说是，看闲书都没白看了。就连你当小伙计受的训练，说起来是个耽搁，可想想解放后严酷的斗争，没有当小伙计屈了性子，练下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功夫，由着从你妈那儿遗传下来的烈性子，解放初不出事儿，五七年准出事儿。你那方闲章，“皇天生我意何如”，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要叫我说，真该改为“皇天为我费苦心”才是。
张先生说，或许是因为不堪造就，上苍也就弃之不顾，让我自由自在地成长了。庄子说，樗木以不材而自全其身，此之谓也。我如果有一点长处的话，就是仔细，认真。那套《中文大辞典》（说着指指旁边的柜子），台湾学者编的，大陆翻印了，一套几十本，都说编得好。我接触的古文字学界的人，都夸精确无误。可我刚拿到手，不经意地一翻，就看出了一处错误，不是手民误植什么的，是编的人写错了。你把那本拿过来，就是第一册。
扭身从旁边的书架上将书抽出奉上。
张先生翻到二二三页，指给我看：你看“三武”一词的释文：“北魏之道武，北周之武帝，唐之武宗，皆禁佛，令僧尼还俗，佛家称为三武之厄。”你再看我批的这几个字：“不是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太武帝（拓跋焘）”。
我说，你该给他们去封信，让改过来。
张先生说，嗨，不止这一处，要指出就该全指出，可我没那个精神了。再说，咱们这个本子，本来就是八十年代的盗版，说了还丢人败兴。有的事，该说的我会说。比如古文字学界，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高论，对《汗简》一书评价普遍偏低，认为字体不规范，出处不明确，我不这么看。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我觉得《汗简》中的字，大体都还是规范的，出处也是清楚的，即便有误识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别的字书多。因此上，八十年代中华书局问我，该先出什么古文字典籍时，我就推荐了《汗简》，他们很快就出版了《汗简·古文四声韵》，书末所附古文《碧落碑》还是我提供的。
说到兴头上，张先生两颊泛红，额上沁出细微的汗珠。
我忽然正色言道：张先生，咱俩访谈，已有多半年了，对你的性格，我一直在考虑，总也把握不准，你究竟是个谦虚的人，还是个孤傲的人，进一步，究竟是个真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学术是学术，品格是品格，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张先生一错愕，很真诚地说：我有什么让你怀疑的吗？韩：不是，是有些我难以理解的东西。
张：具体点，我听听。
韩：比如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对历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公开场合，或是跟不很熟悉的朋友谈话时，你总是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群众运动嘛，谁能没个头脑发热的时候。你很大度，原谅了那些在运动中整你，甚至打你的人。可是我看，实际上你没有忘记，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张老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现在看，当然没有那么严重，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有那么严重了。
张先生说：具体点，具体点嘛。
韩：我说了，你可别嫌。你给自己起了一个室名叫“不扫堂”，一个号叫“二堆居士”，都还刻了闲章，不就说明你对“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念念不忘吗？
张：这意思别人也能看得出来？“不扫堂”一般人会以为是“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意思吧。
韩：换个人用了“不扫堂”作书斋名，别人会想到“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意思是不拘小节，志在天下。你用了可就不一样了，谁会认为这么一把年纪的大学者，冒充愣头青？再说，你的这两个名号常连用，想到“二堆”是什么，马上就会猜出“不扫”是什么了。
张：二堆不就是二堆黄土吗？
韩：你给别人可以这么说。我第一次听二堆，就想到了，这二堆呀，一堆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另一堆当时没想到，过后也想到了，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两句最后一个字都是“堆”，此二堆之由来也。二堆明白了，“不扫”也就明白了。两句起始的两个字，一个是“不”，一个是“扫”，此“不扫”之由来也。出处相同，用意无二。还有你写的那些对联和诗，明眼人一看，其用心就不打自招了。
说到这儿，我取出复印的《长甘诗存》，翻了几下，指着一副对联说道：你看这副——
毛公语录天天斗，汤子盘铭日日新。
张：这是纪实。汤子铭盘，是有名的东周彝器，上面刻的铭文中确有“日日新”三字。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天天讲还不是天天斗吗？
韩：即便是纪实，一摆在一起，反讽的意味就出来了。借用“文革”时期的语言说，可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好了，不说对联了，说这首诗吧，叫《界限》，也是纪实吗？你听：
界线一缕若游丝，苍狗白云作幻姿。
美人琵琶迷绝塞，将军骅骝失雷池。
匠师草草费绳墨，辩士滔滔饰壮辞。
不才驽马多俗步，愧无华藻释君疑。
张先生笑了：不是我狡辩，真的是纪实，还有典故呢。“文革”期间，有个部队的朋友，来我家里聊天，说他怎么也明白不了“界限”这个词儿。今天跟这个划清界限，明天又跟那个划清界限，划到后来连自己都糊涂了，保不定哪天把自己也划进去了。他要我给他解释，我也解释不清，便写了这首诗送他。过不久他调走了。又过了一年，他们单位的人来外调，原来他出事了，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首诗，以为是他写的，他没办法，只好说是我写的。我那时正在“牛棚”里，就坦然承认了。
韩：不会这么简单，这首诗够恶毒的了。将军、匠师，都该是有所指的，辩士滔滔饰壮辞，什么叫壮辞，不就是毛主席语录吗？壮辞二字就是讽刺。
张：你要用这种“敲骨吸髓”的办法钩索诗义，牵其强而附其会，我只有低头认罪了。
韩：张先生，逗乐到此结束，今天你还是说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吧。只有实话实说，我才能知道你那些谐趣对联，和幽愤之诗，是小叩而大鸣，还是大叩而小鸣，抑或不叩自鸣。
张：哪用你绕这么大的弯子，一上来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就老老实实全交待了。提起“文化大革命”，真是让人心寒。运动我也经过几场，哪一场都没有这场这么荒唐，这么残酷。这就不叫个运动，叫什么呢，叫灾难都轻了，该叫炼狱，把你老祖宗的底儿都翻了，把你心里的底儿全翻了，把你的尊严和自信全打掉了，然后呢，还说你心不红志不坚，掌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权，接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班。几年的事，扯起来没个完，还是简单点说吧。
运动刚开始，我还在原平搞“四清”，不在工作队了，在检查组。到八月份，全国都乱了，四清搞不下去了，我们工作团的好几个头儿，都叫本单位揪回去批斗。检查组附设在团部，干部级别相对低些，倒还没有乱，但也无工作可做。正当彷徨无依的时候，我们单位来了几个人，也是文物系统的造反派，把我揪回来了。一回到单位，就赶上揪斗走资派，因为文物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单位，我只是个副职，以为不过是陪斗，没想到，一上了批斗会，矛头全对准了我。这才知道，别人只有个走资派的头衔，我还多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头，斗起来说辞多些。
前面几次批斗，图了热闹，戴个纸帽子，弯腰屈背，站上两个小时，衫子都湿透了。大会批斗，听起来可怕，实际上只能说是可笑，真正厉害的是小会批斗，俗话叫“拼刺刀”。记得当时还有个歌儿，就叫《拼刺刀》，有这么两句我还记得：拼刺刀，拼刺刀，看谁的刺刀硬，看谁的刺刀红。可怕吧，就是要刀刀见血，才是英雄好汉。
我们单位的小会，一般都在机关的会议室开。革命群众坐在下面，我们几个人站在上面，有人上来发言，也有人在下面乱喊，不管是发言的还是乱喊的，说要你回答，你都得回答，不回答或是回答得慢了，就有人领着喊口号：“张颔必须老实交待！张颔不交待，就砸碎他的狗头！”
对我的批斗，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身，我一直填的是工商业者。他们就说，既是工商业者，就是开商店的，要我交待家里有什么浮财。这也怨我，刚解放时，组织上动员我回介休参加土改，若回去，给我家划成分肯定是贫农，还能分房子分地。我嫌麻烦没有回去，觉得自己都参加革命了，要房子和地做什么。实际上，哪是什么工商业者，我是店员，跟雇农一样的。再一个是党员问题，说我假党员。我说，我是北京解放前夕入的党，关系在北平城工部。单位还真的派人去北京调查，一查我确实是城工部的关系，他们就没话可说了。
最可笑的是，说我利用给孩子起名字这个事儿，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秋天，军宣队进驻了文物工作委员会，歇息了一年多的批斗会，突然又开张了。一次机关开批斗会，军宣队的一个连级干部主持。忽然有人在下面喊：张颔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给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叫狗狗，一个叫毛毛，这不是反对伟大领袖又是什么！我早就怀疑他的用心！
他说是毛毛，实际上我的孩子叫的是猫猫。狗狗，猫猫，我喜欢这些小动物，就给孩子起这么个贱名。要说我这两个孩子，大的和二的，名字都还挺革命的。老大叫张纪林，解放前出生，一直叫狗狗，解放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幼儿园上完，要上小学了，这才想到该起个学名。当时正遇上斯大林死了，全国人民都在悼念，我就顺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张纪林，意思是纪念斯大林，把革命进行到底。老二叫张立茂，奶出去没接回来，机关的人不知道，以为老三就是老二。老三就是崇宁，意思是崇拜列宁。这也是一时偷懒，老大纪念斯大林，老三干脆崇拜列宁得了，就叫成崇宁。两个名字，都属于听起来文雅，追究起来还时兴的那种。
军代表听了下面的喊声，要我老实交待，我只好实话实说。那种会，不管你说什么，下面都是喊：“张颔不老实！张颔在狡辩！”
批斗完了就办“学习班”。原来的“牛棚”，是群众专政，现在的学习班是组织行为。群众闹不清，还叫牛棚。实际上，学习班比牛棚厉害得多。记得刚办班那天，军代表说，这儿是决定你命运的地方。旁边办班的造反派跟上说，好好交代，否则叫你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我当时心想，真是小人得势，过去看你敢对我高声说话嘛。后来才知道，真是小看了这些人，人不厉害，拳头厉害。
韩：不说这些伤感的事了，说说“文革”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感触最深的是，自己读书，追求进步大半辈子，怎么到了这个年纪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有时夜里睡不着，就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跟上你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他们这么虐待我，糟践我，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你管不管？我感叹，自己这几十年，真可说是：旧时代的新先锋，新时代的反革命。到了后来，慢慢地就想通了，不是群众要把我们怎么样，是他老人家就要这么着——防修反修，怕下面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心里怎样受苦，身体怎样受苦。这道理一想通，也就无所谓了。大好江山，人家都不珍惜，我们还有什么好冤枉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求，只求能活着出了学习班。
韩：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张先生略一沉吟，便说了起来：是一九六七年农历十月六日，阳历哪一天记不得了，十月初七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正在机关挨批斗，根本记不得具体的日子，只知道星期几，因为批斗会一说就是星期几上午，星期几下午。那天正好是星期四，为什么能记住星期四呢？说完你就知道了。中午回到家里，坐在饭桌前等着雨湖夫人端饭，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是面条，不是西红柿面就是炸酱面。我爱吃这面条。等了一会儿，雨湖夫人端来醋碟儿，还有捣好的大蒜，我也没在意，以为她闲在家里没事，顺手剥了几瓣蒜捣了。又过了一会儿，饭端上来了，不是西红柿面也不是炸酱面，是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一闻就是猪肉大葱的，真香啊。看了一眼没吃，瞅瞅雨湖夫人，没说话，意思是今天又不是节庆，又不是我俩谁的生日，为啥吃饺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