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去时带了一本新出的《都市》杂志，上面刊有我的文章，叫《一本册页簿子》；张先生曾为我写过一本册页，写的是他最得意的《僚戈之歌》等三首旧体诗。张先生看看说，你是什么也能写成文章。我笑笑说，还是你老有可写的地方。
靠墙的桌子底下，有个纸箱子，里面卧着张先生心爱的波斯猫，正在酣睡，轻轻的呼噜，欢欣地响着。看了一眼，我想，孤独的老人，总爱养个小动物，解解心烦。见我看他的猫，张先生说他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自幼没爹没妈，觉得小动物最亲。说罢特意指了一下纸箱子的侧面，说你看那儿写的什么。
弯腰看去，竟是“养心殿”三字，墨笔写的，且是那种周正的馆阁体，一看就是张先生铆足了劲写的。我笑了，说，这要在封建时代，是要杀头的，养心殿是紫金城里皇上休憩的地方，你给你的猫窝叫了这么个名字，岂不是犯下欺君之罪。
它是皇上，我是太上皇啊。张先生笑了。这样的玩笑正对他的脾性，也可说搔到了痒处。
张先生要翻看《都市》杂志，我说，放下以后看吧，今天我们还是谈你的事。张先生说，我的事讲起来没个完。你提一句，我就说上一大片，真是小叩而大鸣。
我说，这也是我会叩，能叩到响处啊。
这些日子，我发觉，张先生是很愿意跟我聊天的。不光是因为我要写他的传记，问得细致，谈得轻松，也是因为，他这儿虽说时常有人来，大都是有所为而来，不是求字，就是照相，最纯洁的，还要数他的几个弟子，也多少有请益问学的心理。像我这样，过去来了只是胡诌八扯，现在来了也只是限定了范围的胡诌八扯，在他来说，精神上要愉悦得多。这也就难怪，稍长时间不来，他还要让薛国喜或是保姆，问是不是病了，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该来一趟了。
张：说到哪儿啦？
韩：接着说去北平吧。
略加思索，就说开了——
去北平，我是坐飞机去的，这是我头一回坐飞机。太原叫围住了，只有飞机能进来，能出去。说起坐飞机，想起一件事。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听没听说过，解放前山西大学全校学生坐飞机去北平的事儿。
韩：怎么可能！解放前，山西大学少说也有几百学生，怎么会一起坐飞机去北平。
还真是有，张先生接着说，他也是去了北平才知道的。一到北平，就见了杜任之，杜先生请他吃饭，饭桌上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事儿——
这事儿在太原就听说过，将信将疑，这会儿杜先生说了，才相信是真的。去北平之前，他是山西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些事就是他经手办的。在晋西的时候，出了孝义讲话的事，阎锡山把他打发到山西大学当教授。我是跟上随部工作团回来的，等于是跟上长官部回来的，一路平安顺当。大学就不行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几经挫折，才绕道陕西韩城回到太原，在侯家巷原校址复课。
平安了两年，到一九四八年夏天，晋中战役失败，太原成了一座孤城。阎锡山不住地宣称要与太原城共存亡，山西大学的学生们不干了，说这不是要让我们给你当炮灰吗？先是罢课，罢炊，闹腾了一阵子，成立了山西大学迁校委员会，要求省政府将学校迁到北平，以保证学生的安全。孤城之下，火车已不通了，怎么去？只能是坐飞机。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当时全校文法理工各院系，共有学生四百余人，如何办得到。
当时我在省议会，也听说过学生的这个要求，觉得太过分了。这事儿要阎锡山点头才能办到，谁都认为阎不会办。想不到的是，几个学生代表进了省府，求见阎，要求派飞机空运，送全校师生到北平，阎锡山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是答应了。学生代表又得寸进尺，要阎写信给守北平的傅作义，帮助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阎又答应了，叮嘱在座的教育厅长全权办理。
于是奇迹出现了，在军政人员都困守孤城的窘境中，自七月十日到十五日，山西大学文法理工各院系学生四百余人，乘飞机分三批陆续飞往北平。下机后即直奔东四七条三十九号阎锡山公馆，当时的说法是“和平占领阎公馆”。阎公馆里，马上升火做饭，接待这批不速之客。外人看了像闹事，实际上全都是安排好了的。没有阎锡山点头，谁也不敢做这种事。不说别人，傅作义就会制止，毕竟阎是他的老长官，他保卫不了北平，总不会连阎公馆也保卫不了。
杜任之不是跟学生们一起走的。在此之前，就来到北平，暗中操控整个事件的进行，静观默察，相机处置。学生一到，他就出头露面，公开参与种种与傅作义交涉的事务。他跟傅是一个县的，老乡。
还有更邪乎的。阎公馆毕竟不能完全解决上课、住宿等问题，迁校委员会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寻找适当校舍，争取暑假后按时开学。杜任之当时是法学院院长，正生病，不顾身体羸弱，领着几个学生代表，四处交涉。跑了半个月，哪儿也不接收这些逃难的学生。没法儿，还是杜任之给出的主意，说是既然有阎锡山的亲笔信，就该去找傅作义。傅是守城司令，是北平的最高长官，山西人找他，总会给个说法的。果然是这样，傅作义跟学生代表说：凡北平市内，无人占用的房院，只要属于公家的，即可暂时借住。同时通知北平市社会局具体操办。有了傅作义的尚方宝剑，学生们的想法也够毒的，一看，哪儿也放不下几百人上课住宿，就还数中南海最合适。其时中南海自日军侵占以来从未开放，刚刚辟为新任副总统李宗仁的行辕，群众既不能游览，副总统还没有住进，正是“无人占用的房院”。
八月十一日一早，杜任之和北平市社会局长一起进中南海查看，迁委会觉得事不宜迟，次日一大早便向市府上函要求借住中南海。上午十时许，全体学生分乘六辆大卡车，直奔中南海新华门。守门的警卫队长，还有中南海管理事务所长，以未接到命令为由，不准学生进入。学生代表说，这么热的天，学生在太阳下暴晒，出了事儿你们可负不起责，警卫队长和事务所长这才说可以进来休息。学生代表一挥手，六辆卡车鱼贯而入，进入新华门，直奔原定地点——瀛台。一时三刻，瀛台一带涵元殿、翔鸾阁、春明楼等处，住满了男生，女生则安排在勤政殿及附近的房舍。谁能想到，一个月前还在太原“要饭吃”的三百多学生，没有四百多了，有些到北京后投亲靠友去了，突然间住进了昔日皇室起居的宫殿。此前只能挂在太原侯家巷的校牌，竟挂在了瀛台翔鸾阁的楹柱上。
当然，这些地方是不能长久驻扎的。好处是，住进了这样的地方，要换个地方也差不了。过后在教育部督责下，迁到张家口的一座王府里。天气冷了，难耐严寒，又迁回北平东华门的梨园办公大楼等处。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返回太原。没想到吧，山西大学的学生，还做过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韩：真是不可思议。
张：这样的事，不是发生了，编是编不出来的，编了也没人信。
我去了北平，见到杜先生时，他刚刚辞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去了一家叫华北文法学院的大学，当了法学系的主任。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北平还有些名气。杜先生不在山大了，就推荐我去文法学院校部做了文书主任。院长叫王捷三，老牌留英学生，搞教育多年，办学校很有一手。他是陕西人，手下的干部多是陕西人，招的学生也多是陕西人。学院在大蒋坊胡同，这一带地方大，王府多，文法学院占的就是一座王府。有人说这所学院跟李宗仁有关系，究竟有没有，我看不出来。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新生开学。那个时期，哪所学校里，都有进步学生，也会有落后学生、反动学生。我去了没多久，就跟进步学生有了联系，跟其中几个很要好。一个进步学生告诉我，说这次入学，有些三青团的打手，拿了三青团一笔钱，要开迎新会，给三青团拉拢学生。他还知道究竟拿了多少钱。我说，咱们揭发吧，他说行呀。我俩就悄悄地弄了个壁报，叫《前路》。晚上没人时贴出来，整个壁报就这一个消息，对这伙人连讽刺带挖苦，够他们受的。
第二天学院里乱了营。进步学生自然欢迎，喜气洋洋，反动学生的迎新会开不成了，垂头丧气，再开也没人敢去。贴出没多一会儿，就叫校部派人撕了，撕是撕了，影响已然造成。
《前路》壁报的事，市里的《华北日报》给登了，说是文法学院发现奸党活动，现正在严密侦察中。有次去杜任之家，他就住在离大蒋坊胡同不远的另一条胡同，问我壁报的事，我说是我干的。他说这是个严重的事，意思是我太不知轻重了。后来我入了党，当时还没解放，是按地下党的方式入的，北京城工部指定的联系人是老王，也说这件事对党不好，呈一时之快，容易暴露组织，引起敌人对文法学院的注意。当然入党时不只是说了这个事，还说了一个党员应该注意什么，并很庄严地对我说，以后见了他的面，不可打招呼，让我以后还是跟杜任之联系。
我入党是一九四八年底。老王解放后成了北京市内某区的区委书记，很快就上调，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室主任。“文革”前我们机关有人说我是假党员，我说人都在，可以调查嘛。机关派人去查了，城工部的底簿上有我的名字。老王的真名叫魏焉。入党以前，杜任之就介绍我加入了民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