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婚后这19年，我以及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就我个人而言，由农民而为民办教师，公办教师，继而调进教育局，后又进入行政机关，身份和地位有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而我的乡亲和同事却都称道不已。当然，我发生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社会和时局的发展而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我的诸多当民办教师的穷朋友，先后转正了，成为公办教师。由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变为拿工资的公办教师，这对一个家庭无疑是最大的幸事。经济上的可靠来源是家庭起色的关键。遗憾的是，这种变化随之给家庭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夫妻的离异。离异的本质原因，还是夫妻间地位状况不同而引起的，倘若没有前一种变化，也就没有后一种变化。自然，这种变化并不罕见，非如此，便不会有那出名剧《铡美案》了。我所熟识的朋友，接二连三与结发妻子分手，另觅新欢去了。或者，是先觅得新欢，再了结旧情。无论如何，离异者比比皆是，屡见不鲜。记得一友再婚时，村人送了一副对联，联曰：
一脚踢开眼中钉
双手抱来如意花
此联对仗的工整如何，姑且不论。意思的表达上却是极为准确的，活画出了抛妻离异者的内心世界。
在那种家庭急剧动荡的时期，妻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忧虑，惟恐有一日这种离异也会猝然而至。妻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久在茅厕不闻其臭，环境是可以改变和重铸人的。况且，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催化剂。人对物质，对既有世界的厌倦和不满，产生对新物体和新世界的渴求与创造，世间才会变得日新月异，不落俗套。不过，将喜新厌旧放置婚姻范畴，那则是道德问题了。可是，要将人的本能禁锢于旧围之中，又非易事。因之，妻有变迁和离异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我的角度，则不能使妻有这种念头。我虽然无法把握变化的社会和时局，也无法把握我那些在婚姻上颇具创新意识的朋友，但是把握自己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吧！
我承认，那时候，人的思想刚刚冲破禁锢，一旦趋向自由，对于爱情、婚姻、家庭便有了全新的认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尤其是农村子弟的婚姻，很少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一种生理、生活和家庭延续的需要，也是父母必须为子女履行的一种职责。本来应由情感左右的事物，却被僵化的理念和程序代替了，岂能有稳固之理？那时候，我细细思考过爱情的道理。仅就字眼而言，爱情是情绪的一种，情绪是感觉的产物。感觉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情绪当然也就会不断变更，那么，做为情绪之一的爱情谈何稳固？倘若从世事的实际而论，人是不断进取的，莫道夫妻之间，即使同胞手足，同时求学就读进取，也很难走同一条道路。随着人知识的增加，眼界的辽远，胸怀的开阔，追求的目标有了改变，接触的范围有了改变，认识的人也会不断改变，其中当然也包括接触和认识异性。谁能料定，在这种变迁中没有更为谈吐融洽，见解相同，追求一致的异性？这其中的感情难道不会向爱情转化？转化的结果必然会用新的激情去冲击旧的稳固，牺牲者自然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落于后面的一方。这样诉说似乎是在说明变异者的合理。其实，这种合理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不合理。最大的不合理，是新的结合是为了新的生活。新生活还没有解开缆绳，驶向新的航程。谁又敢料定，在新的航程，新的环境，人不会有新的变化，新的追求，新的知遇？那么，这种所谓新的婚姻岂有不被冠以旧物而再被淘汰的道理？这样下去，家庭何谈稳固？或许，这个浅显的道理，西方不曾悟出，多少先驱竟然以身相试，居然导致了社会性生活的相对混乱，创造了艾滋病的流行蔓延。现今，西方人呼吁回归家庭，不知其中有没有我所理解的这种道理？
我偏执的认为，家庭一旦形成，夫妻双方就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而是同一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这架机器的功能，当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更多的则是为他人，包括你需要孝敬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此外也还有诸多需要承当的亲邻关系。所以，倘若追求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那是可以洒脱一些的。倘若想到所要承载的肌体，履行的责任，从这个道义上出发，我敢说，任何人都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勇气。
这或许，是妻和我生活至今的道理。
也或许，在终成眷属的有情人眼里，这是爱情的最大盲区。
不然，无情的病魔为何要粉碎我的家庭，使一架完整的机器，残破难全？这是多么大的磨难！人们常议论人生三大不幸，老年失子，中年丧偶，少年亡父。而今，中年丧偶的横祸正在往我头上倾轧，我怎能不惊不恐？怎么会坦然若定，举重若轻？那个危急的时刻，我深深感到自己渺小和无能，对于磨难的肆扰，竟然没有一点儿扼制和抗拒的手段！所能想的办法，我已经想过了；所能采取的措施，我已经采取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大夫和死神的较量。这真是无可奈何！
我这才明白无可奈何是对人最大的折磨，这折磨不是劳其筋骨，不是饿其体肤，而是摧折其身心啊！我倚在床前经受着罕见地无可奈何……
中言心语：
我偏执的认为，家庭一旦形成，夫妻双方就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而是同一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这架机器的功能，当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更多的则是为他人，包括你需要孝敬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此外也还有诸多需要承当的亲邻关系。所以，倘若追求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那是可以洒脱一些的。倘若想到所要承载的肌体，履行的责任，从这个道义上出发，我敢说，任何人都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勇气。
生命的转机
临阵磨枪，临渴掘井，似乎是人们对付眼前急事的办法。而今，枪也磨了，井也掘了，可是，解除危难仍然没有什么着落。妻虽然醒过来了，但气息微弱，哽咽着哭出一声，又寂然昏睡了。无疑，她还没有摆脱死神的控制，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已是午后了，慌乱的家人没有吃饭，也没有饥饿的感觉，依旧团团守定，守着一屋子凄然地愁苦。
下午4时，出现了奇迹性的变化。这变化并不是我着意安排的，纯属节外生枝。秘办小张放心不下，来医院了，他爱人也来了。一看妻的病情，都不忍离去。也就在这时候，张院长打来了电话，他刚从北京回来，挂牵着医院的病人，到家就打电话询问。恰好接电话的是小张爱人，她告诉了我妻的情况。不多时，张院长携同两位医生，风风火火赶了过来。我去医办说明简单情况，他们翻阅了一下病历，即刻来到病房。查看了妻的病情，马上议定：转院，转到卫校医院。
两位大夫马上回到卫校医院，做抢救工作。我这里连忙联系车辆，准备转院。一切都麻烦在放假上，机关里虽有侯主任值班，司机却不凑手。侯主任忙用电话联系司机。车辆未到，那边刚刚回卫校的马大夫已来电话，抢救工作准备就绪，可以过去了。张院长当即通知，让卫校的救护车过来。那日，救护车还有点小毛病，漏油，但张院长下令，漏油也要马上来。不多时，救护车来了，机关的面包车也来了。妻被抬上担架，插好氧气袋，送上救护车。在万分的忙碌中，夜色降临了，救护车开亮灯，鸣起笛，打破市区刚刚沉落进的静寂，疾速前进。面包车随后坐了家人，带了一应用具。
20分钟后，妻已安顿进急救室，插好氧气，采了血，拿去化验了。不多时，液体已扎好，滴滴答答地流注了。妻仍然气息微弱，安详地躺着，一任液体向血脉中滴注。这一切进展得紧张而有秩序，看着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我轻松不少。我好比黑更寒夜孤行于荒原大漠的旅人，突然看见了灯光，觅到了屋舍，绷紧的神经松弛开来，疾跳的心律缓慢下来。看着这一切有节奏地进行，我觉得医院才是精神的依赖，是生命安全的港湾。任何历经风波浪击的生命，只要到了医院，似乎就进了避风港。在这里可以驱除病魔的残害，可以逃避死神的追捕。医院的位置在我心中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实可靠。
这时候，我方有心思咀嚼转院的戏剧性情节。平心而论，妻昏迷后，我即想转院，可是，正值假日，大夫很难凑齐，倘若准备不周，还不如就地抢救。可以说，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然而，也就在这时，张院长登场了。张院长是我在北京认识的。那年，我去哈尔滨参加城市发展研究会议，归途经过北京，住在临汾驻京办事处。正巧，市长也来了，而且因感冒引起了肺炎，住院了。虽然，市长有陪同来的人，但是，特殊的角色和深厚的感情不容我早日归里，我便住下来陪同治病。医院不让陪床，我只能住在办事处，在探视时间去送点吃的。也就是这次，我认识和熟悉了张院长。他也凑巧来京，在大医院人熟得很，因之，寻医看病的事，多由他安排了。闲暇，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思想接近，感情加深，成为忘年之交。数日后，市长出院，我们一同喜洋洋返回临汾。谁能知道，那次无意的相识，竟是为解除紧迫而困顿的境遇先做准备？后来，我才了解到，两位去朝阳医院给妻诊断的大夫，是张院长从影院里找出来的。这日，医院包场观看电影《大决战》，张院长风风火火赶去，从广播里呼唤出大夫。若非这么个尽心尽意的角色出现，哪里能把救治工作组织得这么妥善？
数年过去，这一幕仍然难以走出我的脑际。回味反刍，我以为人不能太功利性了，尤其是为人处事，临阵磨枪和临渴掘井往往是无奈之举。在你真心实意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他人的过程中，你爱心的种子就撒播开去了，或说，你爱心的小树就插栽上去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太确切了。往往刻意为之，欲速则不达，而不经意的活动却可以招引喜出望外的奇效。当我舍弃自己既定的行程，在京滞留时，不会想到要认识一位张院长，即使认识了张院长，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即将出现的救星。然而，一切就在没有任何娇揉造作的原生态中发展形成了，善有善报这句话是否可以从这种无意的安排和发展中去作理解？
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主治医生马大夫。马大夫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有为，果断利落，转院后的一系列救治措施都证明了我这印象的正确。然而，其时他给我刚刚平定的心池投进了一块石头。我被唤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笑着和我说话，送给我的却是一纸病危通知书。他对我说，你不必担忧，我们尽量设法抢救，努力治愈，但是，还是履行个手续为好。履行个手续，也就是指的这份病危通知书。我拿到的是一张薄纸，却觉得沉甸甸的，足有千钧之重。其实，这张薄纸的内容，已在明明白白的世事上写了一整天，可是，由世事变为文字时我仍然不乏压力，这到底为何？我明白，病危不等于死亡，即是不下这一纸通知，猝然丧生也无可奈何。可是，有这么一纸通知，一旦病故却可以减少医生的责任，这是一种程序，一种手续，也是减少责任的一种手段。这一纸文字的出现，对于救治病人，并没有什么作用和副作用。尤其是对我妻这么一位危重病人，若没有复杂的内在原因，何能烦劳诸多医护人员牺牲假日，如此辛忙？由于职业的缘故，抑或是人格的缘故，医护人员没有因为牺牲假日而怨愤，而敷衍，而是尽心地救治。一边尽心救治，一边说明病情，无疑是必要的。由口头说明到文字依据是说明的进化，也是人际关系的退化。至少说明，人们的关系已难在相互的信赖中稳固了，必须用一种可做凭证的文字作为保障。这是使复杂情况变得简单化的办法，也是人们在复杂中变得精明的体现。可是，我仍然认为，这种精明光临到我的头上，是对我的不信任。诚恐日后有故，我去找医生的麻烦？凭我的人格是不会的。但是，我不会，不等于他人不会。在和我没有共过事的医生面前，怎么去判断我就不是他人中的一员？因之，我得到这么一纸通知时不断安慰自己要心地坦然。
走出医办，我的情绪渐渐平稳。回到病房，无意间往液体瓶上一瞥，顿时，又惶恐难安了。那液体滴滴答答，流速要快得多。我记得在那面医院，因了妻的心脏病，是不允许快的，每分钟只是30滴。而这时，少说也在60滴以上。如此滴法，妻的心脏能否承受得了？我去找马大夫，马大夫进来看过，笑着说，不快，并告诉我从病情上看，妻确实心脏不好。但心脏不好，是由酸中毒引起的，病毒在体内泛滥，压迫心脏，致使心律不齐。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大液体，让病毒很快排出身体。对这种说法，我还有什么不信吗？如果对医生没有信任，我还来干什么？信任是治病的前提条件。于是，将这前后不同的治疗方法两相比较，我觉得看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判断。判断病情，固然离不开化验和数据，但这些数据反映在医生头脑中，无非是一种感觉、认知。医生正是凭借这种认知和感觉去确定治疗方案的。有歌唱道，跟着感觉走，往日，我还对此大惑不解，却怎么这么严密的医务部门，竟然也是跟着感觉走的？以往我把感觉视为虚无缥缈的情绪，看来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善的。感觉应是一个人学识、眼界、气质、胸怀的全面体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感觉。只是，医生的感觉中明显包括了医生的治疗技术和病理判断。
妻躺着，不动，液体按每分钟60滴的速度不断进入她的体内。这进入是福是祸，很难说清。因为，判断的正确与否，惟有事实可以检验。检验的标准，当然是妻的病情。病情减轻，则是正确；加重，则是错误。可是，对于生命垂危的妻，加重或说错误，无疑死亡就是二者的代名词。冥冥之中，我忽然觉得医生这职业，也像写文章一样，时刻都在涂涂抹抹，修修改改，自然，也不乏写错和写坏的时候。写错和写坏了文章，我可以随意撕去一页薄纸重写；医生呢？却不同了，撕去的会是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我忽然觉得，在世间一切职业中，还有比医生更需要知识和才能，更需要严密和精细的吗？责任重大，非同一般啊，医生！
突出死亡的重围
马大夫的判断是对的，感觉当然也是对的。
只一夜，妻的病就有了明显地好转。第二天早晨已神志清楚，能轻声低语了。这变化，无疑对医生也是一个鼓舞，治疗更为主动积极。再经过一天的输液，妻有了食欲，自己要求吃东西了。三天后，就可以下床走动了。可以说，妻已摆脱了死神的纠缠，走出病危的险区了。而这种摆脱，并不遥远，也不漫长，仅仅三天。看来治病，重要的是认准、对症。要判断一位大夫医术的高低，对病的识别应是一个关键。
再过一天，妻搬出了急诊室，进入了普通病房。每日继续输液，巩固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