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鲁迅交往最多、维持时间最长、也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是荆有麟。
荆有麟于1903年生于猗氏（今临猗）牛杜镇太范村一个行医世家。在高小读书时，受一位教师的影响，追求进步，曾跟同学一起发动过罢课斗争。1922年到太原，不久又到北京，投靠同乡前辈景梅九，在景所办《国风日报》社帮忙，并开始写作，稿子都在该报《学汇》专刊发表。那一时期，荆和石评梅是在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山西青年作者（高长虹也发表过）。景这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积极提倡世界语，对荆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一定影响。1923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荆进入这个学校学习，成为鲁迅的学生。荆写下文章，常常要拿给鲁迅修改。1924年冬，荆前往西三条鲁寓拜访，从此成为鲁迅家常客。
1925年是荆有麟赴鲁寓最多的一年，有时一个月来寓20多次。旧历除夕之夜，他一个人觉得苦闷，来找鲁迅闲谈，共同送走大年夜。荆发现新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印错了一张照片，鲁迅亲自到藏书室找来资料，加以对照，证明确实有误，就让荆写文章更正。这年初夏，上海美专学生、湖南长沙人金仲芸（即莫瑛，又叫莫仙瑛）来到北京，荆一见倾心，进入热恋，不久同居，后来在上海正式结婚。她跟荆有麟来访，也常独自前来，是鲁迅母亲鲁瑞和朱安女士的谈话伙伴。由于此二人经常在鲁寓，鲁迅的许多生活情形都收入他们的眼底，为荆后来写《鲁迅回忆断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荆回忆说：“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即1924-1926），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不特听多了先生的谈论与意见，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直到先生离开北京为止。”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第一个避难地点，便是荆有麟的住处，也是《莽原》周刊的通讯处。鲁迅后来转入外国人办的医院，荆又担任了鲁迅和家里的联络员，两头照料。
两人交往初期荆有麟办的一件大事，是《莽原》周刊的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后，鲁迅介绍荆到邵飘萍的《京报》做校对，荆遂跟邵飘萍相熟。他和朋友办起《民众文艺周刊》，由《京报》代印，请鲁迅代为校阅并做主要撰稿人。邵飘萍想完善7种附刊，将一种附刊改为文学方面的内容，请荆设法。荆先找高长虹，要高把刚刚停办的《狂飙》周刊移到《京报》，继续办下去，以他参加狂飙社为条件，高长虹不干。荆去找鲁迅。鲁迅当即同意，并邀高长虹担任助手。这便有了1925年4月11日晚上的“五人吃酒”。10多天以后，《莽原》周刊出世了。该刊通讯地点设在荆有麟的住处——西城锦什坊街96号。以后所有外来稿件都寄到这里，再由荆转给鲁迅，所有退稿和其他事务也是荆有麟办的。而跑印刷厂和书局以及校对等，则是高长虹的任务。他们三人，再加狂飙社的尚钺和高沐鸿，是《莽原》同人中在周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5位。
荆有麟自跟鲁迅相识以后，就想方设法支持鲁迅，维护鲁迅，宣传鲁迅。《莽原》出刊后不久，山西一位青年作者即后来的著名学者、法学家张友渔用“民彝”笔名发表文章，指鲁迅批评章士钊把“每况愈下”写成“每下愈况”是“鲁迅数典忘祖”（此即题目），许寿裳撰文驳斥，张写信给《莽原》，说他并未读过鲁迅的《答KS君》和《甲寅周报》，许的文章“有因误解而伤及我的人格之处”，又说：“我是个不党不偏的小鬼头，对于任何人的是处，未尝不赞扬，任何人的非处，未尝不指摘……”荆有麟不满于“民彝”答辩文章的态度，乃撰文指张是“骑墙派”。鲁迅在跟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批判了“甲寅派”和“骑墙派”，现在荆有麟抓住张友渔，给戴上“骑墙派”的帽子。他说：“……鲁迅先生也时常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敌人，想必就是这种人生的原故吧。”1926年8月送鲁迅南下后，荆作《送鲁迅先生》，称鲁迅是“为人道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在《世界日报》连载。鲁迅南下后，舌枪唇剑的“高鲁冲突”爆发。荆跟高、鲁两人相知都深，亦略知此次冲突底细，故始终处于旁观地位，未置一词。鲁迅先前称赞高长虹的话，却写到了。“冲突”起来，鲁迅苦心建立的联合战线破裂，荆在《鲁迅回忆断片》中沉痛地说：“先生一走，《莽原》自然分散，以后便是《狂飙》（引者按，指后来上海《狂飙》周刊社）与‘未名’二社的对立，这里不想再说下去了。”
荆有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尤其是没有经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这使他未能确立一种方向明确、能够持续前进的革命的世界观。他最初的文章跟鲁迅保持同一步调，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一方面出于青年人对黑暗势力的本能反抗，另一方面也跟鲁迅的影响有巨大关系。在经过了1925年思想革命的大潮以后，荆开始像漂浮在大海汹涌波涛里的一叶扁舟，左右摇摆。同时一个现实问题困扰着他，就是找不到合乎理想的职业。大约从1925年冬天起（世界语专门学校已于年初解散，《民众文艺》已经停刊，此时《莽原》的印刷出版也将由未名社负责），荆就到处奔波，四处求人，哪里有用人处，他往哪里跑。他不问性质，不管背景，只要有饭碗可端，他就接受。如果有了更好的职位，他又会放弃原来的职业。他教过学，在军队里当过文书；他一会儿在河北保定，一会儿到了湖南、江苏。城里、乡下，地无分南北，职无论大小，拣到手里都是菜。这种生活态度，掩盖着他思想的空虚和人生哲学的轻率，播下了以后走错人生道路的种子。
鲁迅南下，荆有麟经常写信问候，鲁迅也有回信给他。1927年4月，著名国民军将领冯玉祥拟办一刊物，荆参与其事，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于24日寄稿一篇（疑为《略论中国人的脸》）。随即形势发生变化，冯玉祥跟着“清共”，荆被这种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跑到南京。鲁迅在给他人信中说“我的一个旧学生，新近逃到南京了”，即指荆。荆在南京办过一段时间《市民日报》，随即失业。到上海后，多次前往看望鲁迅，并在鲁迅家住过，有时请鲁迅为之介绍工作，鲁迅曾给蔡元培、易培基、陈仪（公侠）等人写信求助。在给蔡元培信中写道：“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传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30年代初，荆在南京、杭州等地，活跃在文化圈子里，在孙伏园兄弟办的《贡献》上“捧”（鲁迅语）过画家林风眠，写过许多文艺评论，还跟孙伏园兄弟合办过《艺风月刊》。荆后来投靠国民党，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考试委员会任科员，1939年秘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被作为潜伏特务留下，南京解放后被逮捕。
对荆有麟后来的转向，鲁迅早有预见。1926年前半年鲁迅在给友人信中说荆有“将要做官了”的迹象，1929年6月29日给许寿裳信中有这样的话：“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鲁迅这时已经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原来的进化论思想已经“轰毁”，两人缺少了共同语言。然而，荆有麟对鲁迅的尊重和爱护却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相悖而改变。1931年1月柔石等五位共产党员作家被捕，随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鲁迅怕受到牵连，携家移往花园庄旅馆避难，外界则传出谣言，说鲁迅已经被捕或被处死。荆有麟听到传说，心急如焚，除在报纸发表通电表示慰问外还写信问安，鲁迅于2月5日特致一信，内云：“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念，且为通电各处乞援，甚为感荷。”
鲁迅接着说：“世事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将来真会被捕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是平安的，特此奉闻，以释远念，并希告关心于我的诸友为荷。”鲁迅逝世以后，荆对出版鲁迅著作十分热心。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协助。现存荆1937年5月21日给许广平信中说：“周先生著作事，经有麟托王子壮先生，周先生老友沈士远先生托陈布雷先生分向宣传部各负责人及邵力子处接洽，现已得到结果：邵力子部长与方希孔副部长已下手谕，关于政治小评，如有与三民主义不合之处，稍为删削外，其余准出版全集，惟印刷时，须绝对照删改之处印刷，一俟印刷稿送审与删改稿无讹，即通令解禁，邵力子部长并谕：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云云。”另行问：“先生现作何准备？如有所嘱，即请示知，麟当如命再为奔走。”即是说，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荆是做过贡献的。他愿为许广平做其他事。这里他的态度，是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