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泉自赤峰调至呼和浩特，干的虽然还是电视，心情却有点转移，兴致勃勃地编起一份《清泉》来，第一期上就披露消息，说有一本《有一道风景叫谷林》即将印出，让我这个爱读谷林的人，兴奋不已，立即给阿泉去信，表示自己的企盼。以后的情形，就像是当年“大婴孩”香烟的广告，先是一个大红鸡蛋，过些时候蛋壳破了，再过些时候一个婴儿从蛋壳里站立起来。就这样历经春夏秋冬，久久的期待，才读得《答客问》（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月），这道风景里不仅是谷林一人，阿泉也在，仿佛在大树下的池塘边，一老一小正喁喁而谈，那应该是夕阳返照的时候，几缕金黄色的馀晖映照着，就像康斯特布尔画里的那样。
《答客问》是一问一答，问者是阿泉，答者是谷林，共四十五题。阿泉的问，直截了当，寻常采访式的；谷林的答，却并非寻常了，有的承问直答，有的稍稍铺陈开去，有的则王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可看出一老一小的不同，小者以为什么都可以问，老者却以为不然，但还是要说些什么，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那样。问和答，都是谷林自己的事，八十五年的经历，各个时期的思考，各个时期读书和写作的经验，可以说是一部自叙传，但在样式上另辟蹊径，真是所谓别开生面。
谷林的生活道路并不跌宕起伏，未曾大红大紫，也未曾大悲大苦。他生于宁波，学的是会计，出道也是会计，因抗战而入西蜀，因胜利而归上海，因组建新华书店总店而上北京，又因“文革”而下咸宁，居北京则最久，至今五十五年，会计职业则几乎及至退休。虽然是算盘账簿的生涯，他却生来喜欢文史，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喜欢读书，喜欢买书，拿陈原的话来说，谷林是个书迷，“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天下第一号傻瓜”（《无题》）。他不但喜欢书，还喜欢写点什么，将日记作为日课，将写信作为“上娱”，过一种平淡而充实的生活。
“文革”将近结束，他被借调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文献整理的事。他说，这“是我一生职业生活中最美满的十三个年头，直到七十岁心满意足地归休”。他点校整理了五卷本的《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十月），周一良称是“近年来文献整理书籍中最好的一部”。《读书》创刊，他又做义务的校对，义务的编辑，还换着笔名给它写小品，后来和其他文章一起编成两本书，一本是《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本是《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于是谷林的名声渐渐响了起来，被列入老而名盛的几位，有人称张中行、王世襄是“出土文物”，但没有听说谷林也是，大概还是缘于他的文章，旧人旧事旧书不多，新人新事新书不少，故也不是锈彩泥垢的物事了。至于谷林文章的好处，论者已多，诚如《五灯会元》所谓“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他那以点润墨，时而闲闲，时而密密，款款写来的风致，真是旧年人物笔下方能有的，特别是那种简静恬淡的气息，真是钦羡不得，也学不来的。
这本书承止庵君细加校订，刘丽华君任责任编辑之事，真印得精致，具疏朗淡雅之美。正文以外，还附录三种，一是《内蒙古卫视对谷林的专访》，采访者仍是阿泉，所问也有重复，但回答并不重复，更有补充，可与正文互读；二是谷林几种书的前言后语，属自述的文字；三是陈原、扬之水、止庵、张放、谢其章、杨民六人的七篇文章，属别人的议论。得书的当夜，我就读了，第二天午后又读了一遍，似不能释卷，老是在想着那位清癯长者，那北京城内一幢旧楼里的两间小屋，那陈旧书桌上的一盏台灯，还有那放在窗台上几盆兰草，青翠映照白发，倒真是一道让人向往的风景。
《答客问》出版后，阿泉想编一组笔谈，请袁滨向各处去约。袁滨有办法，将已约来的文章，一篇篇发给我看，一是催促我赶快写，二是让我知道别人写了些什么，让我不要重复。这正像开座谈会，最先发言者好讲，后来发言者就越来越难，有时也就只好复述别人讲过的，拙文大概也不例外。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二日，自南浔归后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