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季，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决心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12月，何云率领着原晋冀豫党委新办的《中国人报》的部分人员，以及他刚从西安带来的几位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还有一台老掉牙齿的铅印机，到了沁县南部的后沟村，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刊工作。可是，一开头就碰到许多困难-印刷工具和印刷材料缺乏，精通新闻业务的干部极少；收报机、发报机短缺，办报经费更为困难。当时交通线与运输工具忙于战争，这一切都给报纸发行和材料运进带来很大困难。面对上述种种困难，何云同志充分发动干部职工，人人献计献策，着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首先招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举办了新闻记者训练班，和陆续从延安抗大、陕公、鲁艺等单位来到抗日前线的一小部分文字和美术工作者，构成了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基本队伍。他对这些初次接触新闻工作的青年人，教他们编稿、画版、校对，从实践中初步培育一批办报人才。在工人方面，他又动员原来干过印刷的老师傅以带徒弟、传技术方法，使年轻的新工人逐步掌握了印刷技术，为报纸的早日发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机器设备、印刷材料还跟不上。只有一部破旧的印刷机，土制的字架上也只有一副老5号铅字，一无铜模，二无铸字炉，更没有打纸型的设备。这样，原有的铅字，每天都在巨大的铁滚筒下，飞速地滚上成千上万次，从1月份创刊起，一直滚到3月底，铅字就全部损坏了，眼看着这有关报纸生命的铅字逐渐消磨无救。到了4月初，只好改用老5号仿宋字印报，但仿宋铅字笔画太细，更经不起巨大的铁筒猛滚，没印几次就印得模糊不清了。又因为骤然从新5号改为老5号，每版报几乎减少了1500左右的字数，内容显得不如以前丰富，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提出批评。面对此种情况，何云同志广泛发动群众，号召人人动脑筋、出主意，召开“诸葛亮会议”。在何云同志领导下，创造出了“半铅模”，手制打纸版的大刷子和土纸打版的简易办法。到5月13日，终于闯过了难关，土制的新5号铅字完全有了保证。此外，大家用木刻刻写大标题字，用木刻代替照相制版。因为找不到油墨，何云同志和工人们设法把银洋焊在油筒底部，派了过去曾在太原做过印刷工的周子高，化装成卖油郎，巧妙地穿过几十道封锁线，到敌占区秘密地组织货源，从太原城中搞回部分油墨和印刷器材。后来，日寇占领了白晋线，碉堡林立，沟墙纵横，纸张和油墨不便再从敌区购进，大家就上山砍松脂造油墨，下乡收麻头、破布、烂鞋，碾浆造纸。这样，在何云同志领导下，发挥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系列困难，使华北敌后唯一规模较大的新闻出版机构在战火中逐步成长壮大。
当时，朱总司令欣闻新华日报华北分馆连克难关，节节胜利，便远道赐奖报社300元，并写信鼓励道：“继续提高创作热情，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在朱总司令的带动和影响下，从太行到太岳，从冀西到豫北，敌后各根据地的前方将士和各级党政机关人员，一致响应领导发出的募捐办报资金的号召，节衣缩食，慷慨捐款，使报社资金积累到1万余元，大大地克服了财力、物力的困难，使《新华月报·华北版》发行到3万多份。抗日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1939年7月初，何云同志正在潞城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开会，突然接到敌寇进占沁县的消息。他十分惦念报社人马和财物的转移，立即连夜往回赶，飞奔到襄垣与沁县交界的□亭镇时，与敌遭遇。他急中生智，调转马头奔上山岭，幸被我军所救，即刻返回北方局和领导研究了对策，又冒着生命危险，趁夜闯过日军封锁线，赶回白晋线以西的报社，当机立断指挥全体同志，带了比生命更宝贵的机器、铅字和财产，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淌过齐胸深的漳河水，搬迁到路东武乡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很快恢复了报纸出版工作。但因为敌人的封锁和分割，太北和太南以及白晋路以西的太岳区，一时还不能建立起报纸的发行网，何云同志派出报社人员，分头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出版了东、西、南、北四个线的油印和石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纸的及时出版，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反“扫荡”斗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9月，为了打破日寇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决死队在华北2500公里长的交通线上，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为了及时地报道胜利的消息，何云同志分派记者随军采访，这些记者当天写出报道或协助总部参谋处编写传单式的捷报，把一个个胜利消息飞快传播给广大军民，扩散到敌占区同胞的心目中，并且迅速地把胜利的喜讯传播到大后方和国际间。这一段，何云同志时而在报社抓编发稿件和印报工作，时而随总部和一二九师首长奔走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工作。当“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家垴歼灭战打响后，何云和陈克寒带了部分记者和油印机，跟着彭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日夜战斗在火线上。报道写好后，立即审阅刻印，油印发行。在激烈的反“扫荡”烽火中，虽然报社大型机器被埋藏和转移了，但报社出刊从未中断。在那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何云同志拖着多年监狱生活被折磨得十分虚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每日工作十分紧张，发完四个版稿件，接着就是两三个紧急会议，在四个版的大样阅完以后，还有一堆书简文稿待他审阅，有时他还要赶写社论和专论，常常一灯荧荧苦思到深夜。即使在生病期间，他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总是一面吃药，一面工作，只要还能起床，就装成没有病的样子。他的作风十分严谨，特别是对于政治上和文字上的问题，更是一丝不苟，万分认真。报上所印出的每个字，都经过他再三的推敲和考虑，碰到重要指示和领袖文章，他更是一遍两遍地反复校阅，直到没有一点差错为止。何云同志言传身教地把他这种工作精神和作风影响到全报馆，使报社的同志们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1941年初冬，日寇井关三十六师团和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部共约5000兵力，陆空配合向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黄崖洞发起进攻，报社奉命埋藏机器，坚壁资财，背起“报馆”打游击。在何云同志的周密安排下，大家用牲口驮着事先做好的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工人和编辑人员编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和鬼子转山头，一面设法印报。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但这份日刊2万多字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一直坚持出报。在吃饭休息的空隙，何云同志就命令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飞传各地，提供给党政军领导同志参阅，指导当时的对敌斗争。
何云同志为了扩大敌后新闻阵地，还先后选派了许多优秀的编辑人员去帮助各地方报社开展工作。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带动下，仅晋东南各地创办报刊达100多种，华北各大区的报纸都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些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的宣传阵地，提高和鼓舞了华北军民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使报纸真正成为抗日战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对于何云同志组织和管理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不仅国内广大人民都在关注着它，连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了它。它在战火中得到蓬勃发展，还先后编印了《中国人》周刊、《抗战生活》。它联系和培养了几千名工农兵通讯员，壮大了新闻队伍。同时这个报馆不仅印发了45万册社会科学方面的读物和马恩列斯经典名着以及学校用书，还印刷了5000余万份传单与布告。在敌后物资技术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能印发这么多的精神食粮，真可谓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日伪害怕它，拼命歪曲它，派兵围剿它，并妄图彻底摧毁它。敌人利用东京的《朝日新闻》、天津《庸报》、北平《新民报》、山西《新民报》等各式各样的日伪报刊，大肆吹嘘：“华北的《新华日报》在我清剿、扫荡中被彻底毁灭。”然而，当敌人“扫荡”的炮火硝烟未尽的时候，我们就在山沟里恢复了铅印报纸，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敌寇汉奸的宣传攻势，何云等革命先辈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起来的新华“蓓蕾”，在广阔的华北原野上，迎着烽烟的战火竞相怒放！
“烽火丛中驰赢马，问道何处梦难题”。1942年5月28日，万恶的日本强盗向太行山区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当时，何云同志率领报社机关随总部和北方局向外线转移。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工作岗位，不幸在辽县大羊角附近突围中壮烈牺牲。这位年仅38岁的新闻尖兵，为开拓华北敌后的新闻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国际版》编辑缪乙平、编辑黄中坚等46位同志。“遥祭太行君记取，故都城上看新华”。何云同志高尚的革命品德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何云同志的事迹已载入《永远的丰碑》。
（原载《上虞英烈谱》第一辑33-40页）
黄君珏烈士的生平事迹
黄君珏（1912-1942），原名黄维佑，湖南湘潭人。原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在1942年5-6月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的一次最残酷、血腥的“扫荡”中，与敌人英勇搏斗，跳崖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30岁。
名门闺秀投身革命
黄君珏，祖籍湖南湘潭，1912年农历4月19日出生。其父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她的几个舅舅都是国民党政界比较重要的人物。出生于这样优越和特殊的家庭，她的身上却没有一点“贵族小姐”的习气。她性格开朗，待人真诚而热情。她的一位好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她时写道：“君珏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素、活泼、天真、大方，没有怎样的修饰，但很整洁，像个男孩子，没有一般小姐的羞涩和做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