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有着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2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开始树立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第二年被捕入狱，敌人用“坐老虎凳”、“扎竹签”、“压杠子”等各种酷刑逼他招供，但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从大后方到华北敌后办报以后，他以笔代枪，日夜拼搏，最后壮烈献出自己的生命。
第二，有着高尚情操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家。在北上太行山途中，他不仅对过去做报纸编辑工作津津乐道，而且对眼前的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则心里早在谋划着解决的办法，并不把它放在话下。他微笑着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眼前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去战胜它。所以，他一到太行，就抓干部职工的培训和调配工作，同时还建立了电台、物资采购站、交通运输队（发行报纸）、文具制造厂（自制油墨、纸张）。报纸创刊不久，报社即发展成为几百人规模的大机关了。到1940年后，他还把经他栽培成长起来的一批骨干先后派赴各地支援办报。这时由他创办的这个“家业”越来越大，管理的范围也越来越宽，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可是，他从不以此作为“谋仕途”的跳板，也不以此为满足或甩手做“官”。相反的，他像一位艰苦的创业者和开拓者，愈加兢兢业业、全神贯注地经营着这块“精神园地”。甚至在敌人“扫荡”时，他还要想尽办法，坚持出油印《战时版》。
第三，有着严谨作风的无产阶级实干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几年当中，他总是通过编委会和社委会总结或布置工作，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从不说大话、空话。特别是对报纸工作的每道程序，他总是不分昼夜地尽到总编辑的责任，发排的稿件，件件要经他审阅修改，排印出来的稿件大样，也要经他最后审阅签发。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不肯放过。许多编辑、记者、校对人员，就是在他这种一丝不苟作风的影响下，逐渐学会编写工作，成长为独立工作的编采骨干。
第四，有着真才实学的无产阶级评论家。在日本留学时，他攻读了一些马列着作和进步书籍，还学习了日语和德语，便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在上海《中国论坛》和汉口《新华日报》就被分配做国际时事编辑。特别是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任总编辑后，因工作需要，不仅要写国内评论，还要写国际评论，这就使他在报社的领导工作中迅速地成长为卓有成效的无产阶级评论家和国际问题评论家。
何云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4个春秋了。他在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开拓中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作为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光辉形象更令人难以忘怀！
（以上两篇文章作者在北京分别写于1985年10月和1986年5月）
华北新华日报的通联采访工作片断
林火
1938年12月底，我被分配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
我初到报社正赶上报纸创刊。1939年元旦，晋东南各界在沁县召开了数万人的“反汪”大会，我被派去采访。就这样，我做了一年记者。1940年春，报社成立通讯联络部，要我主持部的工作。当时何云同志宣布：报社在编委会下设两个部。第一部包括文书、电务、校对和参考室（即资料图书室）共4个科，由何云同志兼管。第二部即通讯联络部，设有通联科、采访科、电讯科、编辑科，简称五、六、七、八科，由我来负责。我在华北新华日报社一直工作到1943年2月，被太行分局调到太行文联任党团书记，从此离开报社。现将我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几年工作期间，个人所接触到的有关工作情况，主要的以通讯联络和采访工作为中心，简要回忆如下，以供参考。
（——）
第五科，通讯联络科。-1939年报社成立不久，即建立了通联科，科长数易其人。1940年春成立通联部时，开初科长是王佩琳，他被调走后，改为蒋慕岳（江牧岳），副科长何畏（何微）、白浪（白介夫）。工作人员先后有张戎、冯诗云、陈泽然、方德、穆家军、任冰如、肖航等。通联部成立前，通联科有肖英、王大刚、罗定枫、陈达、程光、王里岩（女）等。
华北新华日报的通讯联络工作，始终坚持党中央指示的“全党办报”的总方针，根据北方局的具体指示，大体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
把通联工作建立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级组织的基础之上。1940年初，杨尚昆同志在《纪念华北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的文章中，除了重申北方局关于应该如何关心、爱护党报，组织学习党报之外，并明确号召党员要帮助推销、发行党报，使得华北新华日报能够进一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发行到敌占区去，同时明确要求党员同志帮助建立通讯工作，组织通讯网，建立读者会。正是由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在党政军民学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使得华北新华日报的通联工作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39年底，通讯员已发展到500名左右，读者会已建立50多个，在敌占区也建立了少数通讯员。1941年纪念“九一”记者节，报社召开通讯员大会时，通讯员已发展到720人，特约记者有20多名。通讯员最高峰时期，曾发展到八九百名，除了太行、太岳两区外，并在冀中、冀南、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地区，也聘请了少数通讯员。
（2）紧紧依靠群众。
1939年初在报纸创刊招待会上，一位农民代表说：“我虽然识不到一篮子的字儿，但我可以看懂报纸上的重要意思，我相信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华日报》，一定能替我们农民说话。我代表晋东南80万农救会员，愿用全力维护华北《新华日报》。”有些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说：“《新华日报》深入到敌后方来，宣传抗战，指导抗战，我们怎能不感激和支持呢？”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通讯联络工作，除了在以党政军民学各级组织及其宣传骨干为中心，广泛建立通讯网之外，并注意在工农青妇等群众救国组织当中，在劳动模范、民兵英雄、部队先锋战士以及中小学教员中发展通讯员的工作，以便更加普遍深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以及他们对敌斗争的光辉事迹、英雄模范、典型人物和对建设根据地在各条战线上的丰功伟绩。
（3）突出敌后新闻通讯工作的特点。
在通讯报道内容方面，除了强调根据地报纸工作的总方针-反映抗战、宣传抗战、指导抗战、全面反映根据地各条战线的建设之外，还着重对敌斗争的宣传，经常反映对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交通斗争等英勇事迹。强调用种种具体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其种种阴谋诡计和残暴罪行，狠狠打击敌伪顽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诡计及其罪恶行径；大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战略方针。为此，除尽量发挥根据地的广大通讯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之外，同时注意通过各种关系，在敌占区学校教师、各界爱国知名人士、爱国绅士等人当中进行发展通讯员的工作，设法扩大新闻通讯来源。对敌占区寄来的新闻通讯，为了尽快争取时间，除了一般通过邮寄之外，有时设法通过报纸的发行网点、敌工站、交通员等各种渠道，代为传递稿件、书信等。
（4）对新闻通讯报道。
在内容方面强调战斗性，真实性、政策性；在文字方面强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在形式方面，强调短小精干，以新闻报道为主。总之，为了完全适应敌后新闻工作的需要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强调新闻通讯报道要力求避免公式化、一般化，要根据新时期、新条件，新内容，力争有所创造。
整个通联科的工作，大约有10项具体工作任务：除了发展通讯组织、建立通讯网之外，主要为联系培养通讯员的工作。定期根据党报委员会的指导精神，根据报社编委会每一时期的具体编辑方针，随时印发新闻通讯报道提纲；个别写信向通讯员约稿、退稿并提出改进意见；阅读和修改通讯员来稿推荐给编辑部，并从来稿中发现人材，约聘为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发放通讯员证书；定期评选、奖励模范通讯员并注意从通讯员中发现、培养人才，作为报社的后备力量，必要时准备调用。
《通讯与读者》-由通联科编辑出版的油印期刊，一般每月一期，有时不定期。在广大通讯员与读者会中深受欢迎。其内容主要的有：新闻通讯采访写作大纲、时事述评、本报通联工作总结、采访与写作经验介绍、新闻工作普通知识、对优秀通讯员及其作品的介绍与表扬、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以及大后方新闻通讯工作情况介绍，有时并载有专论等。在报纸创刊初期，曾在第四版出版新闻通讯特刊，后因报纸篇幅有限，从1939年11月起，即改出《通讯与读者》油印期刊，一直到1943年止。
通讯员代表大会-从1940年开始，大约每年召开一次全区性的通讯员代表会。到会的不光有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特约特聘通讯员和先进通讯员代表、特约记者，有时还有冀鲁豫、冀南等地少数通讯员、记者，以及少数从敌占区来的通讯员等。此外，还集中太南、漳北、冀西、太岳，甚至冀鲁豫等地区所出地方报纸和部队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等负责人，共同参加会议。其任务主要是：总结过去一年来的新闻通讯工作，讨论、研究下一年度的工作方向和主要任务，介绍、表扬先进通讯员和优秀作品，座谈、交流经验，并讨论学习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分发采访提纲等。
读者会-从1939年开始，根据北方局的号召和要求，在各地组织了若干读者会。其任务有阅读、讨论报纸，组织写稿，帮助报纸发行散发，使报纸普遍到每一村庄，每一识字的军民中去。此外，还向群众讲解报纸，组织读报小组，对报纸提出意见、批评，在边沿区并组织向敌占区发行散发报纸。读者会应享受待遇是购买书报打折扣，提出有关时事等问题由通联科解答，来稿优先选登，定期赠阅《通讯与读者》。
（二）
第六科，采访科-科长吴宏毅，记者华山、齐语、石蕾、李克坚等。成立通联部前，记者有江横、朱玉宾、张殊（女）、凌前、龚达明等，其中有的陆续调走，有的支援他区主持地方报纸工作。
采访科同样以上述党报工作总方针和关于通讯采访的四条具体工作方针为中心指导思想进行工作。为了完全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大体采取重点采访、中心采访、分区采访、专题采访、群众采访、基层采访、随军采访等这样几种方式。所谓重点和中心采访，即根据本根据地当前的工作中心和工作重点来进行采访。所谓分区采访，即在平时以各专署和军分区所在地为中心，由记者蹲点采访，分区包干。所谓专题采访，即将对敌斗争、生产支前、群众武装、民兵战斗以及根据地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分为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采访。所谓群众采访，即深入群众，面向群众，并着重反映广大群众先进事迹和英雄模范人物。
当时报社限于编制，专业记者不多，因此在部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共约聘了20几名特约、特聘记者。如杜润生同志在边区政府管教育工作，张香山同志在一二九师敌工部工作，他们都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新闻通讯。还有陈斐琴、刘备耕、张柯岗、王敏昭等，也都有不少贡献。从延安或大后方来的进步作家、记者，有的也临时应约为报纸写稿，在文章发表时，也都冠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头衔，如柳青等。
1939年下半年，总部曾要登报表扬一二九师两名杰出的指挥员，为此特约陈荒煤写了《陈赓将军印象记》、《陈锡联将军印象记》。记得当时刘伯承将军曾经一再嘱咐：“你们写我军的指挥员可以写，但不能写他们的个性。”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刘将军处处从兵书战策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以此谆谆教育下级和群众。
1940年8月20日开始的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报社除派遣几名记者吴宏毅、华山等随军采访外，并联系动员全区特约特聘通讯员、特约记者，从各方面反映这一历史性的战绩，发扬我敌后军民在人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集体英雄主义、气壮山河的凯歌和伟大壮举。为此，报社集中八路军总部一切捷报、战报，重新加以编写、安排，更努力争取使各种通讯特写尽快见报；同时并将不少通讯介绍到大后方，甚至国际去，以供我敌后广大军民在总部直接指挥下所展开的对敌破击战、交通战。一幅幅粉碎日寇叫嚣的所谓“囚笼政策”、“堡垒主义”的雄伟画面，展现在敌后各战区广大群众以及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总的看来，当时我们的通讯报道，反映典型和人民群众的先进事迹、反映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反映区村先进事例以及报道的深刻性、生动性、具体性还很不够。对群众采访、基层采访做的最好的要数华山同志。他不怕苦，不畏难，持之以恒。正因为这样，他当时所写的通讯报道，内容比较丰富多彩，群众反映强烈。他写的《窑洞阵地战》不但在那时引起不同的反响，今天重新阅读，同样感到确是描述一幅人民群众抗日游击战争历史性的鲜明画面。也正因为他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后来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突出的成就，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遗憾的是正当他尚未年届古稀，竟于1985年9月，丢下手中尚未完成的巨着，骤然与世长辞。我们这些当年与他风雨同舟，共执抗日笔、同唱青春歌的老战友、老同志，每当回忆起烽火太行山、共同携手战斗的岁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
（三）
第七科，电讯科-科长袁勃，工作人员先后有李庄、邵红叶、吴青、杜宏等。
1940年春通联部刚刚成立时，电讯科主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选择、编辑报上已发表或通讯员来稿中重要新闻通讯等，寄发延安及华北敌后其他根据地的党报，以供选用。二是帮助校阅整理从延安新华社发来的电稿，改编从大后方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的电稿等，供编辑同志选择采用。三是编辑本地区重要新闻消息以及一部分从中央社和敌伪电台收到的重要新闻电讯，汇集报刊油印《新华电讯》，除分赠给各地报刊供参考、交换稿件外，并报送总部首长和边区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做内部参考。
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由何云兼社长，陈克寒兼副社长和总编辑，由我兼副总编辑。名义上虽然如此，事实上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始终并未建立单独的组织机构，发报台仍由电务科统一管理，而编辑工作则由通联部电讯科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