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董谦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筹建于1938年冬季，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1939年元旦在晋东南沁县后沟正式出版《华北版》。在筹建华北分馆的前前后后，还是经过一些周折和变化的。我亲身参加了筹建的全过程，现依据记忆所及，按阶段分述如下：
武汉撤退前总馆决定分水陆两路疏散两批人员
汉口《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日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唯一的机关报，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7月，保卫武汉的会战已拉开序幕。国民党当局一面积极动员保卫大武汉，一面下令各机关、工厂疏散物资和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汉口《新华日报》根据长江局的指示，也作了疏散的部署。我是在8月上旬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找我谈工作问题时才知道这一些情况的。因为，我在1938年1月从延安中宣部宣传训练班毕业时分配做汉口《新华日报》驻西安特约通讯员，5月从西安分配到汉口《新华日报》做记者，都是经过凯丰同志谈的话。这次工作变动时，还是由凯丰同志找我谈话的。
8月初的一天，《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吴克坚同志通知我说，凯丰同志约我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一趟。我就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凯丰同志处。凯丰同志一见到我后，就很关心地询问我几个月来做记者工作的感受。我便如实地汇报说，做记者工作，我还是一个新兵，在工作中虽感到有些吃力，但还是有志把工作做好的。凯丰同志接着说：“现在保卫武汉的会战就要开始了，宣传动员工作很需要人，把你调到武汉总工会做宣传工作怎样？那里也有我们的同志，武汉撤退时可以一起行动。”我思索片刻后说：“我是北方人，在南方做群众工作，语言不通就是一个大困难，1935年下半年我在上海做‘左联’工作时，就遇到这样困难。如果组织上能考虑我这个困难，那我还是希望能继续做新闻工作。”凯丰同志也许认为这是个实际困难，便改口说：“现在长江局已决定疏散汉口《新华日报》的物资和人员，打算从水陆两路先疏散两批，到重庆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一旦武汉撤退，汉口《新华日报》停刊，就能在第二天出版《重庆版》。那你就随陆路这一路先遣队去重庆吧！”我当即高兴地接受了组织上对我工作的分配，并对领导的亲切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凯丰同志还叮嘱说，报社的领导会找你谈话，你就听候报社领导的安排吧。
没过了两天，报社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姓名忘记了）找我谈话，还询问了我在西安工作的情况。他说，从陆路疏散的这一批由吴敏同志带队，华西园同志要他通知我，编辑部已决定要我随陆路这一批先疏散，这一路要绕道郑州、西安去重庆。因怕铁路中断，最近就要起程。动身的日期再另行通知。当时这一路究竟有多少人，是否就是到西安筹办本报《西北版》，我都是不清楚的。不过联想到支部那位同志了解我在西安工作的情况，以及后来吴敏同志讲的在汉口临出发时，吴克坚派他带队到西安出版本报《西北版》的情况，看来很可能长江局就是这样部署的，凯丰同志不便对我具体地讲，或者是临出发前长江局又改变了原来的部署。但总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武汉一旦撤退，就能马上出版本报《重庆版》或《西安版》。据吴敏同志说，当时考虑在西安出版《西北版》的条件，一是地点靠近延安，二是两党在西北的关系还比较和缓，三是南京撤退时，曾运到西安一批印刷纸张。
约莫是8月10日左右，我就随着陆路这一批上火车奔赴西安。后来，10月22日乘“新升隆”轮船经宜昌嘉鱼附近燕子窝，遭日机轰炸遇难的潘美年、李密林等16名本报员工，则是在武汉撤退前夕从水路疏散去重庆准备筹办《重庆版》的。
到西安后即紧张准备筹办本报《西北版》
约在8月15日左右，我们一行15人，在吴敏、何云同志率领下，冒着日机对铁路轰炸的危险，终于安抵西安，临时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本报西安总分销处。这个总分销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本报发行科曾在1938年5月22日刊登成立的启事：“为统一西安发行及推广便利计，特委托王翔楚君办理西安总分销处。地址为西安大莲花池街60号。”
我们一到西安，吴敏和何云同志就为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天天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林伯渠等同志以及路经西安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等同志进行磋商。有一次，何云同志对我说，现在武汉形势有些和缓，经和林老商定，拟先在西安筹建本报西安分馆，并争取出版本报《西北版》。还说，在出版以前，要我先在分馆担任救亡室主任，把职工的学习和文化娱乐工作搞起来。这时，全分馆的职工已有三四十人，记得的有以下员工。
分馆临时负责人：吴敏、何云。记者袁勃（诗人）、江横，美术编辑张谔，资料员史乃展。负责发行工作的有范剑涯等同志。不过，在西安分馆成立前，他又被调回汉口。营业处负责人宗群、王翔楚；干事申修。从汉口来的工厂职工有负责人周永生，工人有陈燕、刘鄂、陈云祥、王剑萍、王尚祥、彭立成等同志。另外，在西安还吸收了少数印刷工人，如刘德顺、阎培涛等同志。
汉口《新华日报》还在8月23日刊登了本报成立西安分馆的启事：“为谋西北读者便利，于西安北大街通济坊特1号成立分馆，定于本月25日开始营业。”这时，我们从汉口来的一批员工也搬到新址居住和办公。
也就是在筹备西安分馆的时候，朱总司令正路经西安去延安。据何云同志说，朱老总得知正同国民党交涉出报时，还很风趣地说：“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在偌大的太行山地区，只有一两张油印石印小报，字体又小又模糊，看它的时候还得戴老花眼镜，真费劲！”这是何云同志访问朱总时朱总谈到的。何云为访问朱总写的专题访问《朱德总指挥-谈三期抗战与争取华北抗战的胜利》一文，曾在8月25日的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
分馆成立后，除主要和国民党西北当局交涉出版本报西北两版外，其他工作就是筹建印刷厂，扩大零售和分销本报。9月13日，汉口《新华日报》还刊登了“西安分馆招请陕甘宁青新各省派报社、团体、个人设立本报分销处”的启事。从这个工作部署上来看，至少在9月中旬以前，我们还在不断争取出版本报西北版。
我们同国民党西北当局交涉出版西北版的事，是一件关系到全局的大事，需要经过蒋介石点头同意才行。因此，交涉此事，颇费时日和周折。总的筹划由林老负责，具体交涉由吴敏同志负责。国民党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谷正鼎，是吴敏同志过去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吴敏同志开始去找他时，他还是满口答应说：“好啊，可以啊！”可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就躲避不见了。后来，林老又派人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联系，答复是：“蒋委员长只允许在全国出一张《新华日报》，不允许再出版其他地方版。”至此，我们出版本报西北版的计划就这样被国民党蒋介石一手扼死在腹中。这个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它却像是放了一颗政治气球一样，探测到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将要骤然变“冷”了。什么“限制异党活动”之类的办法，就是这个时候出笼的。
这就是本报从汉口派出的这一批队伍，为什么到西安筹建分馆和出版西北版的情由及其过程。
最后决策上太行山筹办本报华北版
我们这路人马，在西安筹办本报西北版已经是“此路不通”了，那么，下一步是到重庆，还是另谋别的出路？这是9月下半月要作出的最后决策。
古话说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们走向不定的这一关键时刻，恰好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先后路经西安到延安。据吴敏同志说，恩来同志得知国民党不让出版西北版后，还特意到本报西安分馆察看了一番，并对吴敏同志诙谐地说：“难怪国民党不让你们在这里出版，你们租着这样几层宽敞的楼房，把国民党吓也吓住了。”恩来同志返回八路军办事处后，就对林老说：“朱总既然表示欢迎他们到华北，彭总过西安时，你就再同彭总商定吧！”及至彭总到西安时，林老便把国民党蒋介石不让出版本报西北版的事给他说了。据当时吴敏同志说，彭总听了后便非常高兴地说：“他们不让西北出版，人员机器就都给我，咱到太行山去出版。”吴敏同志还说，林老当即对彭总说这一批人是长江局派出来的，他可当不了这个家。还是让吴敏同志去延安找博古商定，博古是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他要是同意，这一批人都立即归彭总。这样，吴敏同志便按照林老的意见，去延安请示博古同志。约莫到9月25日左右，吴敏同志从延安返回西安，说博古已经同意这一批人给彭总，彭总要谁就给谁，只是要吴敏同志还去重庆。和吴敏同志同去重庆的还有袁勃、张谔、史乃展等同志。
博古同志同意这一批人给彭总后，听说彭总即把在太行山出版本报华北版的事报告给中央，并由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决定，何云同志去太行负责筹办本报华北版。这时，留西安待命的何云同志便领导我们这一批人筹划迁去太行的事宜。
告别大西北到华北敌后去筹办本报华北版
我们的走向既定，何云同志就和我忙起到华北敌后办报的准备工作。一是把本报西安分馆的发行工作交由宗群同志负责，继续向西北各省发行本报，12月16日，重庆总馆开始航寄纸型在西安分馆翻印。分馆也迁移到西安北大街平民坊5号。二是从汉口《新华日报》去华北的员工，编辑部只有何云和江横两人。印刷厂只有周永生和6位工友。还有在西安参加分馆工作的申修同志和少数几位工友。三是把分馆的一部铅印四开机和一套铅字模，以及铸字炉等零部件运往太行。四是根据林老要我们早日起程的意见，确定了起程的日期和行程路线。何云同志还告我说，林老为保证我们沿途的安全（因要通过国民党军队防区），要他和我都改穿八路军的军装，并发给何云同志为中校军官、我为上尉军官的符号、武装带、手枪以及通行护照。何云同志的身体虽有点瘦弱，穿扮起军装来却还蛮像个军人。
一切准备停当后，我们就在10月初分两路起程了。一路是何云同志和我两个人，还有一个警卫员护送；另一路是周永生同志带领十几位职工押运机器，也派了几位战士护送。这时平汉、陇海路经常遭日机轰炸，几乎都改为夜行车。不过，西安至渑池这一段，威胁还不严重。我们于第二天拂晓到渑池车站下车，在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略事休息后，便徒步到渑池黄河渡口，下午即乘船北渡黄河，顺利抵北岸垣曲县所属的关家村，十八集团军的兵站就驻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在兵站住了一宿，第二天早饭后，就由兵站派了两匹骡子送我们。沿途经过同善镇到阳城住了一宿，还受到当地的欢迎，第二天由阳城经高平到长治。长治驻有山西第五专署，我们一到长治，就受到专署领导（戎子和、杨献珍等）和新闻文化教育界人士（杜毓沄、陈沂、秦春风、张渔等）以及长治牺盟中心区负责人陈天东、王兴让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在专署召开的座谈会上，何云同志还简单介绍了一下本报总馆为什么要到太行筹办华北分馆的经过和设想，希望取得晋东南各界的大力支持，与会的同志也代表各界讲了讲他们对创办本报华北版的殷切期望。
我们在长治停了两天后，即直奔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地潞城中村。时间约在10月7日左右。到了总政后，受到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并安排我们住在政治部的院子里。晚上，政治部还准备了一桌实惠而又简单的晚餐来为我们洗尘。在战争初期，晋东南的肉、蛋还是很便宜的。这顿饭比起平时的伙食来就丰盛多了。
在政治部住的时候，何云同志就忙于同北方局、总政一些领导同志（傅钟、陆定一、李大章等）商讨筹建华北分馆的事宜，其中之一就是准备以后把《中国人报》合并过来。因此，在3天之后，何云便和我到《中国人报》驻地屯留县寺底村，就《中国人报》的情况，向李竹如社长做了些了解，还参观了报社和《中国人报》记者训练班。
从寺底村回到中村以后，过了两天，何云便找我谈话说：“现在一时还出不了报，你就先去帮助李竹如同志办《中国人报》记者训练班吧。这样也可从学员中为报社挑选一些干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便于第二天赶赴屯留寺底村，向李竹如社长报到。这件事因他们事前已经商量好，所以我一去，李竹如和齐青若同志一起，便把我领到石室村一个大庙里-训练班所在地，把我介绍给训练班的指导员陈瑞同志，并把我安排住在大庙内东北角的一间屋里。第二天上午，李竹如同志又主持召开了全体学员会议，他在会上介绍说，今后记训班的工作就由江横同志负责了。我乍听了还感到惊异。会后，我对他说：“我只是协助你工作呀！”他恳切地说：“不！已商定由你接替班主任的工作，我在报社的工作很忙，实在顾不过来。”就这样，我就代理了班主任，连教新闻课的任务都承担起来。这时已是10月中旬，没几天，记训班还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的活动。
记训班的学员有100多人，大多是高小毕业生，有少数几个师范生。文化基础均较差，学新闻比较吃力，但学习热情和政治觉悟都较高，所以学习进度还是比较快的。从6月1日开学到11月上旬结业，大家对报社的工作大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毕业分配仍由中国人报社负责，除少数学员留下来，作为本报训练班的基础外，多数分配回原籍做报社发行工作或宣传工作，也有个别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如米良，则被选送到总部特务营当文化教员。
11月上旬，何云、陈克寒同志路经记训班时，便宣布正式改名为“华北新华日报记者训练班”。据何云同志介绍说，陈克寒同志是本报总馆派来的，经北方局决定任本报华北分馆副总编辑，由他任记训班主任，江横为副主任。随后，我就带领学员从屯留石室村向沁县新址转移。随同转移的学员刘川诗、赵棣生、赵会文、房秉玉、史修德、胡体昭、王荣光、王莹、师秉铎、王好本、宫志坚、杨莲等十几个人。到12月底，因报社领导忙于报纸出版，无暇兼顾，就把学员都分配到报社工作，记训班也就随着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