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北讯：五专区春耕委员会，发放春耕贷款69万元，种子贷款9万元，1月已分到各县，至今已不下两个月。而这些群众渴望的贷款，除个别县外，大部还存在县府的金库里，有的县虽已分到区，但也未能及时分给农民。很多村干部，为了工作简便，把今年的贷款用来抵偿去年的贷款；有些地方，贷款不是根据调查，而只发给村干部指定的人。甚至有些干部考虑到将来收回贷款的困难，便说“穷人还不起”，把贷款只贷给有钱人，这些现象还非常多，各县农会亦未很好纠正。（记者：泽然）
第二，基层发放农贷的办法和尚存的问题。
晋东讯：三专区各县春耕贷款，业已大部贷给农民，唯各县办法各有不同。左权县接受过去经验，为避免干部或少数人包办，主要是经过农会代表讨论后分配，并以集中为原则。武（乡）东也是经过村民讨论，主要贷给贫农。据统计，贫农所得占全部贷款数为：一区占72%，二、五区占88%，七区占90%。其他地方如武（乡）西、襄垣也是大都贷给了贫农或灾区农民，作买肥料、耕牛、修理农具之用。但其中也有些偏向，武东的贷款对象多，分散，下庄有人只贷到5元，王庄沟规定最多不能超过十几元。因之，部分贷款不能起作用。这些现象，现在纠正中。（通讯员：霄）
第三，就新闻中提出的问题，报纸发表评论《请查春贷到哪里去了？》指出，贷款工作中这种拖拉和官僚主义态度，把边府关于“春耕贷款于年底贷出，才能解决春荒与保证春耕工作之胜利进行”的指示当耳边风，下面既不执行，上边也缺乏严格的检查，影响春耕工作和救灾工作之大，是不必多说了。从这些事实也使我们觉悟到，任何一个好法令、好设施，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关心和监督，是不容易贯彻下去的，我们希望，各地县快检查一下，春贷究竟到了哪里，作了什么用？而且在这一检查过程中，各地各救会发动自己的会员协同进行，帮助需要贷款的农民贷到款，鼓励已贷款到手的人积极从事生产。
第四，在发动群众前后，发放农贷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武乡通讯：武乡的贫苦农民们收回了押地，雇工和贫农也因生活的改善添进了不少新的土地，佃权得到保障，农民们也有决心下本钱增加生产了。但是这些获得土地的农民，大都缺乏必要的农具和肥料。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武乡13个农民代表，曾在1942年12月29日开过会，讨论怎样解决这些困难，他们一致要求政府贷款，以便购买肥料和农具。不久以前，抗日政府便分配给武乡15万元春耕贷款。这消息使大家很兴奋：“政府真是关心老百姓啊！”
但是，农民们也想起了过去的经验，在前年（1941）干部们害怕穷人还不起，贷放大部给了中农，款下来的时间非常晚。中农们有的拿它还赈、喝酒、做生意，甚至还有赌钱输光的，真正用到生产上的反而很少。贫农们不满地说：“政府是看不起咱们，怕咱们还不起。”
今年可不同了，贫农代表大会早已决定，贷款主要给佃农、贫苦抗属和灾民，按照“不平均，不分散”的原则发放。个别中农要买牲口，可贷一部分。
贷款是一件大事，各村农会小组再三讨论哪个人最需要钱，尽量确定最少的对象，再提到民革室讨论核定。对核准的对象分组研究，确定每户贷款的多少，然后把全村总数送村公所审查和发放。贷款小组互相保证，贷款必须用在生产上，主要是积肥、请羊卧地、买必需的农具。1月20日前后，贷款已全部发到农民手里，不像往年那样“雷早雨迟”。（记者：李庄）
这一组的报道，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交流经验，又有典型事例，发挥了较强的指导性。
进一步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
为了密切报纸与通讯员和读者的联系。报社在这一年里，积积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1942年9月2日至4日，召开了第二次通讯员代表大会（见9月7日报纸第4版），到会有来自冀西、晋中、太南、太岳、漳北的8l位代表。会上着重讨论了眼睛向下，深入区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方针，要求加强研究政策，掌握政策，写稿件要努力做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次大会，对于促进报纸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提高稿件质量，提高通讯员政治和写作水平都起了推动作用。
1942年12月5日至1943年1月，发动投稿竞赛。12月下旬，每天来稿数量成倍增加。各地通讯员小组，结合参加竞赛，探讨了如何提高稿件质量，发掘新的题材。报社在2月27日发表了竞赛的总结，认为通过竞赛，地方新闻较前充实，在深入报道和发掘新题材上有相当成就。反映群众运动的稿件有《五专区总结半年群运》、《砖璧雇工座谈工作》，写新人物的有《梁长德》，反映群众思想意识转变、破除迷信的有《贾春莲逼女修仙》，揭露敌寇“治安强化运动”进行经济掠夺的有《种棉花的饿死人》，反映农村副业生产的有《北山蚕业复活》，反映手工业发展的有《襄武妇女参加纺织》，都是各有特色的稿件。从竞赛稿件中评出27篇优胜稿，获奖通讯员40人。竞赛稿中的缺点是反映人民生活的稿件还少，各区通讯工作发展不平衡。这次竞赛扩大了通讯网和扩大了报道范围。
1942年12月，报纸公开发动征求读者意见的活动，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通讯员、读者热烈响应，提出对报纸各方面工作的批评建议，这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以来征集读者意见最多和最广泛的一次，有效地推动了报纸改进工作。1943年2月3日，编委会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对读者意见的答复，读者意见中肯定了报纸优点，我们决心继续坚持和提高质量，并将读者指出的缺点归纳为10点，如指导性不够强，有些社论空洞，指导不够具体；对某些中心工作，反映不够突出，如新闻的真实性不够，有些新闻与事实有出入，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新闻的范围不够宽广，如分区、各县反映得不平衡；通俗化差，有的稿件小学教员都看不懂；对新闻的估价有轻重倒置现象；要求增加专门问题的副刊，对各种问题和政策，在报上展开讨论；编辑、校对工作不够认真，有时有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发行工作跟不上，有的村在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报纸。编委会针对读者的批评，提出了从五个方面改进和加强工作，也就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了解释。这次征求意见，对吸引读者监督报纸工作、随时向报纸提出批评建议、帮助报纸改进工作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读者相信，自己的意见不论正确与否，都能够得到编辑部的重视，更加关心和爱护报纸。
二、适应敌后环境改变工作方法
厉行精兵简政，不只是简单的裁减人员，而是积极地提高工作效率，也改变了反“扫荡”的组织形式，使报纸组织机构更能适应敌后新形势，有利于保存力量和锻炼干部。
1943年1月19日，发表了报社厉行精简的消息，在党报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干部减少五分之二，杂务人员减少二分之一。报社机构取消部一级，8个科并为4个科，调出的主要干部就有29人。在敌人进行“扫荡”时，化整为零，除10多个人组成工作队随北方局转移和坚持出油印《战时版》外，绝大多数干部分组分散到县、区、村的指挥部参加工作。其他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同进退，共患难。
精简了机构，更加合理与灵活，提高了工作效率，不但没有影响工作，反而明显地充实了报纸内容，确实提高了报纸的质量。这是由于同志们深切受到胜利日益接近的鼓舞，认识到在熬过极端困难的时期，要靠报纸做的工作很多，留在岗位上的同志一致表示：“我们虽然人手减少、工作加重，但要以最大决心完成各自的任务，坚决执行既定的工作方针，加强学习与调查研究，做到编辑与实际结合。”（见1943年1月19日第一版）虽然任务重、生活苦，当看到全区军民团结一心，取得对敌斗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当看到群众被发动起来和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波澜壮阔；当看到生产自救的人定胜天，吃糠咽菜也乐在其中。也看到了我们的艰苦工作，由于贯彻执行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报纸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通过千百万人的努力变为现实，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报纸进一步发挥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催化作用。
1943年5月反“扫荡”的过程同1942年5月反“扫荡”相比完全不同。1942年那次，同志们是在陷入敌人包围之后仓促化整为零，既脱离了领导机关，又脱离了群众，被敌人“清剿”搜山冲散了的同志们各自为战、不明敌情、不明地形以至遭到沉痛的损失，1943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取得了积极的有益的经验。下面摘录当时一个同志的部分日记：“1943年5月7日，我们4人分散到区指挥所。”
8日看敌人动向，似以麻田、索堡为中心，自各方面向内压缩，企图聚歼我军，但由今日情势可以判断，敌合击之企图已破产。
9日上午，大庭岭上极活跃，各村指挥所和分区指挥所互相联系，肉电杆（即分布在山头上的监视哨）遍插山头，消息十分灵通，隐蔽在山沟的老乡情绪稳定。南面偏城方向机炮声甚紧，北面南漳亦有战事。下午，敌在车上放火烧山，所得情报，敌已开始“清剿”，以掠夺物资为主，分区抉剔，但敌各部队划有一定区域，在各个区间空隙甚大。
我们每日喝汤三次，吃炒面。
10日，我偕9中队一侦察员进至熟峪后山，观察敌情。未见敌人外出活动，但闻村内传来发掘声。3小时后，返指挥所。
11日，接总指挥所通知，敌“清剿”甚紧，形势严峻，指示建立秘密指挥所，领导群众斗争，保护群众，掌握群众情绪。当即分头召集各村负责人开会布置。午后，南岭上激战又起。我随王村长前往车谷垴。
13日，敌情愈松。熟峪（报社前驻地）敌已退。我偕民兵2人经熟峪去大林口采访。编辑部、参考室、工厂均成敌宿营处，臭秽不堪，并收集敌散发传单多份，标题为《驳八路军》，多是针对我宣传‘敌必败，我必胜’的，足见我政治攻势打中敌人的要害以及敌人惶恐之情。大林口民兵见告，该村干部与民兵曾被围，有3位村干部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我做了详细记录。
15日，总指挥所派来通讯员两人，详述区负责人昨夜遭到掩护退却的敌兵伏击，几个受伤被俘的同志，誓死不投降，壮烈牺牲，至为感人。我即赶回熟峪。
20日，奉派去一二九师师部采写战报，并整理所搜集材料，写出有关民兵反‘清剿’、区村干部临危不屈、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共4篇稿件。
22日，这一次反“扫荡”中的经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起初，心里没底，有个问号-能行吗？待一接触实际，使我获益匪浅，给自己一次新的锻炼和新的信心，依靠群众，必有办法，虽时间不长，却搜集材料不少。
在报纸复刊的第一版上，即刊出了当时这个同志写的一则新闻《太行人民勇敢赴义，至死不屈》，报道了区村干部在敌人刺刀面前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次反“扫荡”刚刚结束，报社分散到各地的同志写出不少稿件，从亲身所见所闻，迅速和真实地反映了太行民兵在群众运动之后，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使1943年的5月反“扫荡”与1942年5月反“扫荡”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前一次是敌“清剿”搜山，十分猖狂，汉奸敌特横行，到处成立“维持会”。而今则是村村民兵打响麻雀战、地雷战，困住了敌搜剿部队，保护了群众利益。群众游击战配合主力的反击，敌受重创，不得不提前结束“扫荡”，狼狈败逃。
三、美中仍有不足
最后一年，报纸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第一，强调地方化，发生了对关系全党全国命运的大事重视不够。如关于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标题很小。甚至对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庆祝废约的《决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把中央的《决定》刊登在第二版，而第一版的社论位置刊登的是一篇《加强新闻指导性》的文章。这种轻重倒置的现象，直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庆祝中英、中美之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决定》的指示之后才转变过来，做了亡羊补牢的努力。又如7月间在制止内战的斗争中，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对这一斗争的一篇总结性评论《论时局》，我们报纸也没有放到第一版的社论位置，而是刊登在二版上。这种把重要文章、新闻没有放到重要地位是出于对报纸地方化的片面性理解。
第二，在检查过去报纸工作缺点时，曾批评了所谓“杂志化”，从此，反掉了理论文章、研究和阐述政策的文章、对重大事件综合性述评以及一些副刊（如定期的木刻专页、文艺副刊）。结果，报纸的4个版，主要篇幅都成了新闻，明显地削弱了报纸的思想性和指导性，为读者所不爱。但是编委会在答复读者的意见中提出的指导性不强，版面显得零乱，要求定期发表综合性述评文章，要求增加副刊等的意见，却以限于人力为借口难以办到。殊不知敌后战斗环境里，报纸很难保证每期按时送到读者手中，不间断地看到每期报纸，难免对于一个事件的发展不能从间断的新闻动态中窥其全貌，因之，就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定期或专题发表综合性述评，是适应敌后办报的一个特殊需要。而有关政策、理论、思想问题的宣传，绝不是新闻所能全部代替的，为提高干部政策思想水平，尤其在敌后环境中，干部难得有坐下来系统学习的时间，因之，报纸结合工作实际，在4个版中有一个版刊登论文和各种不同对象的副刊，是党报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宣传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长而空洞的文章应当反对，但那是文风问题，不能因噎废食。
第三，为保持每天有社论，发表政治空论、言之无物是应当反对的。但是，敌后斗争的实际生活十分丰富和复杂，编辑部如果认真深入斗争，深入生活，可讲的和应讲的话是不会少的。如果由于改变了每天有社论的制度后，却放松了对现实的研究和关心，放松了从大量材料中去发现问题，似乎除了领导上指示要写的社论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报上出现了较长期间没有社论的情况，同样会削弱报纸的指导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