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预见到华北敌后在接近胜利的途中必然将遭到的极端困难，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正确的政策，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实行精兵简政，以土地政策为内容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农民为扞卫切身利益的抗日热忱，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开展生产运动，战胜严重灾荒，在“法西斯必败，反法西斯同盟国必胜”的有利形势下，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打进敌占区，打乱了敌伪反动统治，终于扭转了整个对敌斗争的形势；再而三地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反共高潮，制止了投降妥协的危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当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时，迎来了接近反攻阶段的大好形势。华北抗日根据地又逐步恢复与回升。不久，八路军恢复到47万，并且增加了强大的群众武装，民兵达200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地区）恢复到8000万。热火中壮大起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已成为强大的反攻基地，培育出决定中国命运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二节）我们能坚持也能胜利
一、认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太行分局。太行分局要求报纸与太行区的实际工作更加密切结合。这突出地表现在以后报纸宣传上有力地推动全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
群众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
1942年5月反“扫荡”曾给了全区军民以极深刻的教训。特派记者齐语在7月9日曾作了痛切的记述：
“此次反‘扫荡’，太行区政权工作，据记者所知，除辽县漳河以西及黎城一带军民配合作战，较之过去有更加光辉成绩外，其他地区一般都没有起它的领导作用-坚持游击战，甚至有许多干部脱离群众，张惶失措，形成单纯逃跑现象，影响了群众参战动员。对军队作战应负之责也未能担负起来，这些地区所暴露的问题非常深刻和严重。这在太南、漳北以及6专区，都可以找到明显的例子。”
记者陈泽然报道，偏城战时指挥部进行了初步检查，认为，此次5月反“扫荡”的工作，由于指挥部不健全，未能与军队取得很好联系和领导民兵，致使不少村庄的民兵在战争到来的第三天就垮了台，干部脱离群众，被孤立起来。
记者方德报道，武安管陶川、三道川一带，由于我主力转到外线打击敌人时，该区干部未能领导群众对敌进行坚决的斗争，除了个别村以外，干部都事先埋枪逃跑，以致敌人进行“清剿”十分猖狂。在这一地带，从6月5日起，敌搜山3天，敌伪士兵各一人竟敢只拿一根木棍就横行无忌，任意搜山。该地群众为少数地主、恶霸所迷惑，图苟安一时，竟普遍成立“维持会”。这无异引狼入室，反使敌寇得以为所欲为，大肆劫掠。武安北部，在六渠恶霸牛某策动胁迫下，几十个村于5月23日一天，插上了“欢迎皇军，打倒八路”的旗子，成立了“维持会”。猛虎、冶陶一带16个村、索堡一带19个村，也都先后成立了“维持会”。
边区政府杨主席于7月9日发表谈话，痛心地说：“毋庸讳言，我们大部分地区群众还未发动起来，在工作薄弱地方更难看到群众广泛参战。因之，许多村庄离敌人还很远，早已跑得空无一人。军队作战找不到民众，更找不到干部。如此次偏城、辽县、沙河、武安结合地区，军队孤立作战，甚至作战数日不得一饱，伤兵无人抬，对反‘扫荡’的胜利有莫大影响。”杨主席明确指出这次的深刻教训，是急需认真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和正确实行负担政策，真正改善群众生活，加强群众性游击战争。
我们报纸在5月反“扫荡”结束后，从各方面总结教训。在7月1日报纸复刊后的10天内，连续发表了李雪峰同志的文章《坚持太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争取接近了的伟大抗日胜利》、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谈坚持战争期间政权工作诸问题》、社论《坚持敌后抗战，反对悲观失望》、《到群众中检查战时地方工作》、《我们应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方式》、《战时工作与平时工作》，以及《解放日报》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残酷斗争中》等。
这些文章指出，敌人为了进行绝望挣扎，决心用一年半的时间毁灭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它的“大东亚战争基地”。敌人以一体化的“总力战”，对我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相结合的全面进攻，采取“扫荡”、“割裂”、“合围”、“清剿”、“蚕食”的战术，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来摧毁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这样残酷、困难的斗争面前，有些上层人物滋长了悲观失望情绪，认为敌人“了不得”，我们“不得了”，发生了动摇，以至投敌，与日寇特务、国民党特务勾结，破坏抗日。他们借口“减少眼前损失”，在根据地内搞“维持”，实际上为虎作伥，便于敌人掠夺。“维持”以后，除了日寇直接的奸淫掳掠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外，单是摊派钱款，有的村一周内出款4万元，为我抗日政府下全年负担的3倍多。这些首恶分子又乘机敲诈勒索，鱼肉乡里，有的坏蛋竟发“维持”财达万元以上。
再由于有的地区领导上不关心群众利益和生活，不注意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重脱离了群众。而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敌人的挑拨离间和欺骗活动，使一部分群众对战争感到厌倦和过度疲劳，产生对抗日政府的不满情绪，给了敌人、汉奸、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反动的地主恶霸进行破坏活动的可乘之机。
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在深入进行形势教育的同时，必须全力解决“争取群众，克服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要以执行土地政策和负担政策为中心，发动群众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生死，共存亡，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坚持敌后抗战阵地。在一元化领导下，展开对敌的全面进攻。
反“扫荡”结束后，各地抗日政府在广大群众要求和支持下，发动了反“维持”、反恶霸、反贪污、反汉奸特务的斗争。
涉县境内，11天中举行“反维持”、反汉奸、反恶霸斗争大会、公审会30多次。根据群众揭发和政府调查，将索堡、猛虎一带的主谋“维持”分子171人全部逮捕，按罪行轻重分别判死刑、有期徒刑、罚金、赔偿“维持”款物、当众认错，整顿了社会秩序，教育了群众。在“反维持”、反汉奸、反恶霸的群众运动中，各地进一步揭露出群众没有发动的情况，记者和通讯员作了大量的报道。
太行腹地的麻田，到1942年秋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当年大旱，地主仍要按照好年景交租。武乡西井明减暗不减，地主和债主用各种办法威胁群众，叫嚣“哪个要求减租，收哪个的地”、“谁敢清债算账，请皇军来烧他的房子”。佃户们担心今年减租了明年没地种，不敢提出要求。涉县虽然进行过两次减租，实际的租率仍保持在产量的50%，甚至达到80%，一般佃户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沙河地租一般占收成的80%以上。很多地主还保留着种种超经济剥削的“送工”、“送礼”等方式。和顺各村雇工，一直拿货币工资。头等雇工年工资只有280元，而一个工人的花费，单衣棉袄需款150元，4双布鞋80元，只剩下50元，买不到2.5斗玉米（每斗25到30元），一年所得连维持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够。在合理负担方面，黎城有一个村，大户勾结村干部，包庇隐瞒应该负担的分数达4万多分，折合粮食4000石，都落到小户身上。武安柏林村负担面达到90%以上，大户还瞒地瞒产，有一地主家300亩地只报100亩，亩产1.2石，只报8斗。
平顺有个外号叫“活阎王”的地主，有15个村的农民在他残酷的压榨之下，“活阎王”采用烂租、压租（谁种他的地，必先交租）、荒账租（即谁欠他的租，就没收谁的地，但没收的地并不顶租，以后仍须交租）等方法，夺去农民的土地。活阎王家里备有“家刑”，交不起租的或受残酷“家刑”，或送县里关押。几年来拒不执行减租减息法令。
涉县有个任聚五，贩毒放债起家，有2万多家债户，是全县最大的高利贷者，始终抗拒减租减息。
7月份以后，继反“维持”、反恶霸、反汉奸特务斗争之后，掀起了要求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农会领导和政府扶助下，迅速出现跟地主债主说理斗争的高潮。7月到8月两个月，减租855石。沙河11天中解决租佃、债务纠纷600件。黎城查出隐瞒合理负担7000多分，可减轻3000户的负担。
实行减租减息阻力重重
9月9日，杨秀峰主席再次就发动群众问题对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他首先指出了过去执行土地政策不彻底的情况。他说：1941年11月，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令》。同年，晋冀鲁豫临参会通过了边区政府制定的《土地使用条例》。但目前情况怎样？出租土地的和放债的人大多数没有执行，有的明减暗不减，有的表面上说是改换了契约，实际上以各种方法继续迫使佃户及债户不得不以旧契为准。个别人甚至歪曲法令，把地租不得超过37.6%，曲解为农民只应得37.6%。有的村的地主甚至继续保持着对农民新婚的“初夜权”，这是何等可惊的现象。说到负担政策，隐瞒土地、隐瞒应负担的分数、隐瞒土地等级的更加普遍。不能不承认，全区广大农民在经济上仍是重重被压迫着，他们不敢说话，不敢要求执行政府法令。现在提出积极发动群众，就是要全区同胞和政府一道，共同贯彻执行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法令，以改善人民生活。
7月以后，群众运动逐渐兴起，但各种阻力立即随之而来。地主债主和他们代言人（少数参议员），到处散布什么“政府政策变了，乱杀人，取消了保障人权”，“政府政策变了，打老财”，“群众运动是胡闹，违反政策法令”。而有的干部也跟着大嚷“左了”，有些糊涂的同志说，“‘三三制’政权干部，不应该扶助群众运动，否则，就破坏了统一战线”；“讲统一战线就不该闹斗争”，甚至歪曲政府法令，袒护地主债主抗拒减租减息，公开压制群众减租减息的要求。这就更加助长了一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债主，公然对抗减租减息运动，拖延或不偿还超额剥削的地租和本息。特派记者华山写的通讯《不让陈守义赖账》，揭露了大地主陈某打着开明士绅的幌子，利用武（乡）西县县长李超周的职权，顽抗减租减息。陈某是武乡县泉之头村的大户，16顷土地散在武乡、榆社两县交界15公里的地面上。在外村的土地全部出租给二地主和小户，只有在本村的140多亩地“分给”村里农民代耕。5月大“扫荡”，敌人一来，陈某就喊着“为咱老百姓”的鬼话闹起“维持会”来，当上“维持会”的“肥差”-“财政委员”。很快，老百姓从他的所作所为就看穿了他当“财政委员”的秘密，骂他说：“这家伙真会坑人，叫他‘维持’、出钱时，他可半个都不掏，说什么‘为咱老百姓！’反正有姓陈的，咱就不能好活。”打垮“维持”以后，群众找他算账，农会根据政府法令要他包赔“维持”的损失，退旧租、按年成减租、订出租地年限。他就拿出过去老一套办法，威胁佃户说：“这块地要下啦，你交完租明年就拉倒。”还说：“谁都知道我开明，执行法令，改善生活，全县我算第一个。我的地都分给没地的穷户和抗属‘白种’。”其实这是什么样的“白种”呢？哪一户人家“白种”他2亩地，得给他代耕20亩麦地和10亩菜地。一提起年成不好要减租，他就抬出县长李超周，对农民说：“超周说过了，这不行，等收完秋才能定年成。”当一般“维持”分子都当众认错了，他竟借口标榜自己是到专署开过会的“开明士绅”，拒绝承认带头闹“维持”的错误。当群众要求减租时，他拿出新造的假账本说：“你们看，从民国27年（1938）到现在，哪一户都减过租了？哪有一减再减的道理？”群众和农会揭穿了他的账本是假造的以后，他被迫认错。给佃户写下退租130石的条子，保证半个月给清。可就在散会以后，谁也拿不到他的半升粮食。拖了半个月，在评理大会上他又耍赖说：“开大会也好，到政府去也好，超周跟我说了，一切都由政府解决。要租子，你们上政府要去。”他一赖再赖，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几位武乡的公正士绅和代表县政府出席的秘书，都同意农会提出退租的调解办法，陈守义才再也没有办法拖和赖了。
通讯员还揭露了有些地主和债主，拉拢、贿赂、腐化干部，有的挑拨政府上下级关系，在上级面前说基层干部和工作队的坏话，企图赶走工作队。
为了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法令，在1942年9月18日开始的晋冀鲁豫临参会第二次大会太行太岳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9月20日，边区政府杨主席向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严肃指出：“边区年来形势变化的特点，是敌我斗争进入黎明前短兵相接的新阶段。造成6月份以前严重形势的原因在于政策的执行不够深入，致广大群众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妨碍了抗战积极性的高度发挥与群众游击战的广泛开展。当前政府的紧急任务在于积极扶助群众运动，而贯彻土地政策与合理负担政策，又是加强团结与开展人民战争的前提。”杨主席指出全区没有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法令的种种现象以后说，5个月来的经验说明，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土地政策和负担政策是难于贯彻实现的。群众生活不能改善，抗战情绪不能提高，则一切工作将失掉有力的保证和基础。
高等法院院长浦化人在《司法工作报告》中批评了有些司法干部，在审理土地问题案件时，袒护地主，不照顾群众利益。对于落后的势力、高贷者消极抵抗《土地法》则熟视无睹。浦院长还说明了镇压汉奸问题，指出由于汉奸特务分子在反“扫荡”中特别猖獗。从1942年4月起，把处决权交给了专署，全区处决罪犯比过去为多。敌特汉奸在受到严重的镇压与打击后，散布许多谣言。如，说什么“政府政策变了”、“乱杀人，以多杀为快，取消保障人权了”等。其实，政府所杀的都是罪无可赦、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政府今天绝不枉杀一个好人，同时也不放掉一个危害抗战的汉奸。1月间，襄垣几乎全县各村都“维持”了。2月反“扫荡”后，接连杀了几个大汉奸，“维持会”就纷纷垮台，全县工作得以开展。磁县、武安，从前除奸工作马虎，在7月反“维持”斗争中处决了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群众兴奋地说：“北山沟杀了孔志文，南山沟杀了武有存，各地‘维持会’关了门。”这就是最明显的收获。
会上，参议员就政府工作提出质问，并且集中在贯彻执行土地政策上代表不同阶层的参议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问题。报上都作了详细报道，反映出争论何等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