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1941年7月-1942年7月）
在这13个月里（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敌人的“囚笼政策”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相结合的“总力战”，“扫荡”与“蚕食”双管齐下，“三光政策”与加强封锁并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敌占区日益扩大，华北军民进入了相持阶段中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7月7日，党中央发表宣言，一方面向全国展示了我必胜、敌必败的光明前景，提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与建设新中国的努力方向。一方面号召华北军民咬紧牙关，渡过接近胜利的最困难的两年。
我们的报纸在宣传上，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了及时的报道，分析和解释了空前的困难压来、环境日益艰苦的情况，鼓舞人心士气，坚定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充分报道了敌人残酷和毒辣的“扫荡”，传播新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广大军民英勇的反“扫荡”、愤怒地控诉敌寇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枪光的滔天罪行；致力于推动争取伪军、日本士兵和建立中日朝人民反日的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对党中央、北方局针对敌后新形势、新特点提出的新方针、新对策和任务理解不够，报社同志较长时间没有认识和报道“敌进我退”、根据地被“蚕食”的严重形势，满足于过去宣传和应付“扫荡”的老经验，又为“百团大战”后太行区腹地出现的比较安定的环境所迷惑，滋生了麻痹思想，在工作上发生某些失误。经过1942年5月反“扫荡”才接受了血的教训，报社工作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显着地加强了减租减息，再次发动群众，以及对敌开展全面斗争的宣传。
1941年12月15日，报上刊出延安《解放日报》题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新任务》的社论，向华北军民明确提出“敌后游击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论分析了华北敌后的新情况说，敌人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进攻联系起来，把“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运动”配合起来，这就是几个月来敌寇新进攻的轮廓。社论指出：“在这种新情况之下，我敌后军民的困难是空前增加了。抗日根据地处在连续不断的战争环境中，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进行流血地争夺，父老流离不安，民众屡遭摧残，而敌人所筑的护路沟、护路墙则是到处皆是。因此，集中大的兵力对敌进行大的歼灭战的可能性是减少了，运动战的可能性也减少了，而游击战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
社论继续阐明了我们应当采取的新方针，说，新的情况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针，过去的办法是不适用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则在于发挥革命的顽强性，克服一切困难，要把每一区每一地的斗争坚持下去。我们新的要求是：第一，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使抗日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居民血肉相连，才能作到真正的军民统一，使军队的每个行动，都得到居民的援助和支持，根深蒂固；第二，发展分散的地方斗争形式，减少正规的集中的战斗形式，这样更可预防敌人的袭击，免除无谓的牺牲；第三，节省民力，使人民有生息的机会，减少脱产的军队数量，增加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以减轻人民负担。
实现这些要求的主要环节，就是发展地方军和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而对正规军实行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应和争取伪军工作密切联系起来。最近敌人压迫加剧，敌伪矛盾加深，增加了我们争取伪军的可能。敌人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中，借助于伪军者甚多，所以这个工作的开展，对于游击战争有重大意义。
这篇社论对于敌后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轻敌麻痹带来了严重后果
1941年7月9日，罗瑞卿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纪念“七·七”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这篇文章，为后来的事实发展所证明，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尤其是分析了“百团大战”以后华北敌后斗争的全面情况，提出了我们应有的战略思想和新的斗争方式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文章分析了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的根据。文章说，抗战四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和整个抗战局面的坚持是不可设想的。正因为这样，敌人从来都未敢加以轻视，并从它的许多失败中得出了许多新的估计和新的认识。从1941年春天以来，敌寇特别强调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比较普遍和广泛地切实推行了它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元化的总力战”等军事策略。
文章根据大量材料，剖析了敌人的“总力战”策略。
在军事上，日寇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更进行经常的“蚕食政策”、分区围攻以及连续反复的“清剿”。战术上也有不少巧妙的地方，如特别强调急袭、奔袭，行动诡秘。同时，拼命修路，沿路挖沟、筑堡，到处修据点，用来分割我根据地，便于灵活调集兵力、分进合击来消灭我军。
在政治上，一方面，竭力扩张伪组织，组织“维持会”，强调深入乡村，并派遣汉奸，组织秘密“维持会”或实行所谓“接头政策”，逐渐向我根据地延伸。另一方面，以大力捕捉我党政干部，惨加屠杀或强迫自首，企图摧毁我党组织，达到缩小我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
在组织伪军上，加强训练、整顿，建成比较有战斗力的正规伪军。拼命发展伪地方武装、警备队与自卫团等，以补其兵力之不足。
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实行大烧、大杀、大抢，对我军需品和必需品则严密封锁，对奢侈品进行武装走私，以至倾销毒品，打击我冀钞信用，并尽可能吸收各地可供其利用之物资。
在文化思想上，实行对教员之再教育，开办各种训练班，尤其着重于训练青年，印刷大量的伪报杂志与宣传品，不放松任何可以进行挑拨欺骗的机会，善于抓住群众的落后意识，实行毒化、奴化、淫化政策，以此来消磨我民众的抗日思想与民族意识。
在特务工作方面，散布其爪牙到一切部门进行破坏，组织大量武装便衣队到我根据地实行捣乱，并极力利用落后的封建迷信宗教团体进行敌特的活动，从侦查工作、瓦解我军、破坏建设工作，一直到武装袭击，制造暴乱。
文章严肃指出，敌寇这种大举向我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是有一些收获的，承认敌寇在进行这种进攻时的某些特长，从这些认识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否则，轻敌自大，空喊“敌人必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是不解决问题的。
文章列举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敌人特长，告诉了我们，敌人不只是残暴毒辣，并且是有谋略的，我们决不能粗心大意，绝不能过低估计敌人。
敌人在各种工作指导上特别强调一元化，有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指挥。如在“皖南事变”后进行的破坏宣传和“治安强化运动”，都企图造成一种普及华北的广大群众运动；而所谓“总力战”并不等于各种工作加在一起，而是每一活动都包含了各方面的作用。进行“扫荡”，不单是摧毁我武装力量，还带着扩大伪组织、经济掠夺、散布恐怖与失败情绪等。而这种统一计划与统一领导，并不妨碍其灵活机动，特别注意各地的特殊情况。如利用封建迷信和宗教团体的事例，在冀南着重利用会道门土匪，在鲁西则利用叛军土匪，在冀西则利用天主教堂与溃散军队，在太岳利用青红帮，对中央军挑拨离间官兵关系，对八路军强调生活艰苦，对游击队则煽动回家等。
在“总力战”方面的特长，表现在敌人对于工作方法的认真研究与工作经验的长期积累。敌人研究国民党过去剿共的经验，采用了堡垒主义与保甲制；承袭了统治朝鲜与东北的方法，进行奴化教育，毒化、淫化，实行并村。敌人还十分重视研究我们的工作与活动，如在军事上学我们的游击战术。
最后，敌人对于问题的感应十分敏锐。如“皖南事变”后，各地八路军曾通电要求南下援助新四军，敌人就大肆宣传我军全部要离开华北，不再坚持敌后抗战。日寇对于我们的弱点也毫不放松，如果我们游击队纪律不好，或在某地政策上犯了某些错误，敌人会立刻抓住，扩大宣传，进行挑拨离间。
文章公开指出，当时某些地区形成了敌进我退，以至根据地的部分缩小，敌占区的部分扩大的现象严重，正是由于我们某些同志的麻木，某些同志不认识对敌斗争的全面性，或者由于我们某些政策的错误，给敌人制造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空隙，以及某些同志一种“恐日病”作怪，在严重的斗争面前表现怯懦等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因而问题只有一个，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政策上不犯错误，只要我们不麻木、不自满、不悲观，不惧怕困难，敌人的任何阴险毒辣的诡计都是可以打破的。
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策，首先要求党政军民的全体干部，从观念上重新认识全力全面对敌斗争的重要性，要反对麻木，反对右倾，反对单纯军事主义的倾向与关起门来建设根据地的片面观点。目前只有某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注意了这个问题，而广大干部不关心这个问题的现象是不能再继续了。我们要强调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密切配合，统一步调，全力进攻；我们应该研究敌人，熟悉敌人，切实注意研究和积累对敌斗争的经验，对敌人每个阴谋诡计，都要研究和确立与之针锋相对的具体政策，打入敌人内部；我们要加强对敌宣传，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注意保密；要大大提倡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
值得引为教训的是，我们报社没有认真学习和宣传北方局和十八集团总部的这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突出宣传当时对敌斗争的严重形势，继而把领导已经认识到并且提出了对策的问题，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的；就是报社本身也“存在着不关心这个问题”的现象，以致采取了不应有的麻木不仁的态度。
对于“敌进我退”这个严重问题，早在1941年4月28日出版的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上，邓小平同志已写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的重要文章，尖锐地提出了“敌占区日益扩大，抗日区日益缩小”的严重局面；严肃地提出“革命者的责任，不是掩饰局势的严重性，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够的警惕性，去认识这种严重性，寻求形成严重性的根据，并提出克服严重性的办法”。文章并且与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我们的对策，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努力建设地方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加强敌占区、接敌区的工作，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打击汉奸与“维持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为此，必须克服有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惶张失措，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倾向，遗憾的是，对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严重问题，在报上竟毫无反响。如果说一点没有也不尽然。6月15日，北方局曾具体帮助报社写了一篇社论《开展反对“维持会”的斗争》，社论也曾提出了“展开对敌斗争，瓦解‘维持会’，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的响亮口号。社论也曾指出了“某些地区的‘维持’恶势力，已如蛇蝎蝣蜒爬到敌占点线周围四五十里地面，造成严重的敌进我退的现象”社论对于敌寇发展“维持会”的阴险手段，也作了十分精确的揭露，指出最近敌寇把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等四股势力扭紧了配合，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猛烈进攻，用武力恐怖、政治劝降、勾引、造谣、欺骗、蛊惑等办法，强迫各地成立“维持会”组织。而且建立“维持会”的方式十分阴险狡猾，往往先收罗某些汉奸败类动摇妥协分子为其爪牙，然后胁迫广大群众堕其彀中，先建立秘密组织，偷偷摸摸活动，到时机成熟，便行打开门面明朗化……在这种窃盗方式下，“维持会”便由敌占据点而蔓延接敌区和游击区，甚至爬伸到我根据地内部。社论接着提出了反对“维持会”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篇社论，显然是北方局继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在党内提出敌进我退的严重性后，认为有必要通过报纸公开提出这个严重问题。可惜，在报上只是昙花一现。报纸没有对社论提出的这个严重问题抓住不放并组织报道和动员广大军民贯彻执行党提出的反“蚕食”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而仍是把力量集中在宣传根据地的建设上，延误了一年的时间。直到1942年5月22日，报上发表《全力粉碎敌人“蚕食”阴谋》，才重新提出：“目前不难看到，敌在我边区周围大事‘蚕食’，由于某些工作薄弱地区未能及时给敌人以有效打击，有的地方甚至形成敌进我退的不可容许的现象。”其实，这种“敌进我退”的现象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历史的惩罚是无情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敌人利用“蚕食”得手的战机，发动了对太行和冀中的5月大“扫荡”，个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
二、奋力抗击敌人毁灭性的“扫荡”
从1941年7月，敌首先向苏北，接着转锋北向，对山东、晋察冀、晋西北及大青山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扫荡”。苏北我新四军与敌万余，从7月20日到8月20日，苦战月余，战斗达130余次，歼敌5000余。敌“扫荡”中心接着移至晋察冀，调集7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8万之众，分13路对晋察冀大“扫荡”，敌人号称“百万大战”。面对灭绝人性的暴敌，我晋察冀军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奋起抗击，从7月中旬到10月下旬，战斗600余次，毙日军8000余、伪军2000余，写下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此期间，冀中、冀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的我军先后出击，给予晋察冀军民有力支援。此后，敌万余“扫荡”冀中，敌2万余“扫荡”太岳、泰山，都被我一一击退，予敌重创，而我损失也不小。
在敌人对太岳进行的秋季“扫荡”中，友军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将军率部与敌激战。9月29日，武士敏将军在长子前线先被敌机炸伤，后壮烈殉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表彰武将军生前致力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决定立碑纪念。1942年1月30日，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沉痛举行武士敏将军追悼大会。会上，刘伯承将军致悼词，号召学习武将军忠贞为国的精神，报社为追悼武士敏将军发表了社论和通讯。10月底，敌移兵2万“扫荡”太行区。11月，敌发动对山东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战至12月24日，我毙敌6000以上，取得了鲁南区台儿庄会战后最大的一次胜利。
报纸为粉碎敌人大“扫荡”，进行了反复动员。8月17日，发表社论《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敌寇秋季大“扫荡”》，就当时国际上新的形势指出，日寇急于策应希特勒，进行新的赌博，由于我敌后抗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可以预见，在敌发动新的冒险之前，愈将疯狂“扫荡”敌后，必将集中大量兵力来压倒我们，其残酷程度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必将有过于以往。全华北军民必须立即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保卫秋收，保卫我们光明和幸福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