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由一个同志负责整理电报，对错漏的内容经过“考证”救活了很多电文。这个“考证”工作成了一种适应敌后困难的“特殊技术”，按照电码的一般规律（如哪些电码、讯号容易听混），像译电的报务员那样熟悉译电本。一组四个字码中，如漏掉一个，就能从相近的字码中查找，根据核对前后的字码和电讯的上下文来确定是什么字。对于连成长串的字码，总能找到文中一两组的字，然后据以按四个字一组分出间隔，确定全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有时，为了查清一个字码，要用十几甚至20分钟，有时为了整理出一句或一条电讯，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考证”出一个字，查清楚了一份电文都是十分令人珍贵的，每次“考证”都要反复根据电码审核，认为根据充分了才定下来。即使如此，仍难免发生差错甚至铸成不应有的错误。最突出的一例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哗众取宠”错成了“雾中取宝”，后经新华社重发订正。担负“考证”的同志，还从筹备报纸出版起，就收听苏联伯力的华语广播。收音机不好，嘈杂音多，要收听清楚需要消耗极大精力。又不会速记，全靠写得快，久而久之，记录下来的新闻，成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认识的“天书”。收听记录口语广播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知识和当时的名人、政治术语等都比较熟悉，才可能不用思索，听到就记下来，创刊号的《国际版》头条新闻《日寇危机日益深刻》就是来自伯力的消息。据统计，1939年第一个月的15期报纸上，就有来自伯力的消息20条。1940年1月份还有18条，这些新闻，除了苏联国内的大事、日本各种困难和人民厌战反战的消息以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我国抗战的消息，如《华中敌后游击战》、《对日空战的捷报》、《大后方为坚持抗战进行的建设》，甚至包括行政院长孙科的重要讲话。可以想见，这些新闻都是苏联驻中国记者从大后方或敌占区的大城市发出的消息，反映出苏联坚决支持和同情我国抗战的鲜明立场。伯力广播为我们的报纸提供了令人难忘的帮助。
报纸另一项基本建设是要有一个丰富的“知识库”。报社筹备伊始，何云同志就紧紧抓住了这一个环节。从大后方带来了大量必需的图书报刊。编辑部组建的第一个科室，就是参考室。以后，又通过同大后方、各抗日根据地报刊机关的联系，发动各级党组织就地征募藏书，搜集敌伪报刊，不断予以充实。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报社的参考室是敌后数一数二的。我们的图书中，有全套的《万有文库》，有《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和各样理论书籍；有中外文学名着《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士敏土》、《红与黑》等；有来自大后方的报刊《新中华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还有各抗日根据地的石印、油印报纸杂志，所有书刊都经过参考室同志整理、编目、分类、做索引。参考室配合每天的新闻，提供各种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史地、人物的资料，向写评论文章的同志提供专题资料。参考室对全体同志来说，是一个学习的园地，他们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没有不是从参考室借书的，对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政治、文化水平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敌后没有照相制版的条件，报社从一开始就成立了木刻室，主任是我国第一代木刻家陈铁耕，还有从延安鲁艺调来的罗工柳、杨俊夫妇。那时除了报上的插图和连环画之外，主要任务是在每期报头一侧，配合当天社论或要闻刊登一幅木刻图。每期要有一幅木刻是个硬任务，少不了的。如果刻得慢了或者需要返工，编辑、总编辑、整个工厂都得等着。报头木刻大都是配合社论或要闻的，由何云同志自己画出社论、新闻的重点，搞木刻的同志按照重点构思勾画，再动手刻。木刻内容都由何云同志审定。为克服返工，只有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韩进同志给木刻室的同志上党课，去北方局听杨尚昆同志讲《联共党史》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记者从战地回来，给报社工作人员讲战斗故事，描述战士和群众可歌可泣的英勇形象。读者对木刻的批评建议，反映出木刻在宣传中起的重要作用，不断给予木刻室同志们一种极大的鼓励。木刻成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特色之一。
报纸编出来还要印要发。在敌后的环境里，也都是经理部门困难重重的政治任务。
报纸初办时，印刷设备既不完备又陈旧，有2台四开平版机和1台对开的。没有动力，全靠人力摇把，印1万份报，就得摇上1万多次。对开机由于笨重，摇起采既吃力又慢，不能用来印报。四开机每个钟头印500份左右，一期报纸需用20个小时才能印完。试想，摇把工人要流出多少汗水？由于劳动强度太大，他们做一个时期就要调换一些工人。纸张和油墨全靠从敌占区采购。上万份报纸的发行工作也是件庞大而繁重的组织工作。要经偏僻的山村翻越崇山峻岭、沟壑河流，沿着几条干线，一站接一站，全靠人背牲口驮，接力递送，日夜兼程，送到党政军领导机关，送到全区6个中心点的办事处，分发各县分销处、各村分订点，并通过秘密交通线送进敌占区。那时，敌后的邮政系统早已被瓦解，报社不仅要有强大的发行科，还要有一个过得硬的交通科，健壮的交通员，平均每人肩担背扛达30公斤，每天往返行程四五十公里。
在敌后要看到一张报纸，从收电讯开始到编辑工作，又到印刷出来，再到发在读者手中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各级党组织的支持，没有八路军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拥护和没有报社全体同志艰苦工作和克服困难的毅力都是办不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初期报社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应当说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就在报纸创刊的欢庆声中，领导很快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没有铸造新五号铅字的铜模，铅字无法更新。现用的新五号铅字，每期要在印机的滚动下经受上万次的高压被很快磨损。开始是个别字有的笔画不清，逐渐整个字模糊不清，变成黑点，被迫用老五号、五号仿宋体的铅字，但同样很快被磨损了。到1939年4月份已难于勉强支持，造成了报纸的严重危机，这个技术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铅印报纸面临夭折的危险。怎么办？发挥集体智慧，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合，进行攻关。经理王显周亲自动手、动脑，应用他的科学知识，同经验丰富的工人共同刻苦钻研，试制字模。经过3个月的反复试制，终于制成了“半铅模”，可以自造新五号铅字了。又用土法土纸攻破了打纸型的难关，能以浇铸铅版代替活字版印报，大大降低了铅字的磨损率。1939年5月12日，是报纸恢复青春的大喜日子，自制的铅字模更换了全部旧字。这是个奇迹！党报委员会给予了最大的鼓励，指出“4月份是你们最不光彩的一个月，但是，5月13日成为你们新生的日子”。朱德总司令传令嘉奖，勉励全体同志：“继续提高创造热忱，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困难，使敌后文化工作继续前进。”朱总司令并奖给报社有功人员200元。这是王显周同志为保证敌后出版党报立下的第一功。像这样一个在城市里办报不成问题的“小事”，到了敌后就成为关系报纸存亡绝续的难题，可是这类“小事”何止一两个？而是接二连三都必须自力更生加以解决，才能保证报纸的出版。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对敌后办报是多么可贵！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国际宣传，也是报纸的一大特色。报社总编辑何云同志和《国际版》编辑左漠野，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又聘请陆定一同志和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政治部的张香山、陈斐琴等同志为国际问题的特约评论员，逐渐形成一支坚强的国际评论队伍。在编辑工作上，尽量把来自不同通讯社的零散新闻组织起来，使每个版能围绕一个主题，帮助读者从多方面来观察和了解这个问题的动态与发展。
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都有各自的立场，他们在客观报道的外形下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歪曲真相宣传反动观点。报纸每天直接采用大量各通讯社的电讯，为防止当它们的义务宣传员，帮助读者对外电的新闻能有正确的理解，在编辑工作上有所创新。在一些消息的电文之后加上简扼的分析和注解，三言两语，画龙点睛，下面选几个例子（在“-”破折号后面，为编辑对那条新闻的注解）：
1939年9月11日，有关英日谈判，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问题，在日本提出一项新建议后，英国外务次官勃勒特向议院作了报告，希望继续英日谈判。在这则电文之后，编者加了分析，写在“-”破折号之后是：“日寇此举是要趁火打劫，企图迫使英法帝国主义共同危害中国抗战。从英国外次的谈话里很明显地看出，张伯伦依然没有改变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我政府与全国抗战军民必须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认清国际间的敌友，将这个瓜分中国的阴谋彻底粉碎。”
《土耳其舆论策动参战》：“-英法当然会加紧策动土耳其助战，但土耳其人民应该再三审慎，除了保卫自己的独立以外，卷入战争就是自取灭亡。”
《苏联与波兰维持正常商务》：“-在英法反动派影响之下，波兰拒绝苏联的军事援助而招致了目前的危机，但苏联仍将尽量同它保持正常关系，可见苏联态度的光明正大。”
9月25日，《罗马尼亚内阁总理遇刺身亡》：“-这个事件，当然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有着严重的国际背景。根据铁卫团的历史和上面的消息看来，德国和匈牙利想必不无关系。”
紧接上条新闻，刊登了《德国商务代表团抵罗，匈牙利与德国共管波兰边境》：“-匈牙利与德国勾结是更加明显了。”
10月19日，《希特勒发表演说，提出解决波兰问题的建议》：“-这篇演说的主要意思，就是要英法承认德国独吞波兰的既成事实，暂时结束西线上的火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提出归还德国旧殖民地。”
次日，《张伯伦攻击德独吞波兰》：“-张伯伦这些话，希图希特勒减少点价钱，那就是说，希特勒不能独吞波兰，英法也应分一点赃，至于德国索还旧殖民地的问题，张伯伦则指望希特勒也应表示诚意，予以放弃才好。”
显然的，加上这几句话，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并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字斟句酌的事情。编辑多付出一分劳动，读者就能多得一分方便。
由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线的割裂，很难保证报纸按期不缺地送到每个读者手中。为此，编辑工作上，发展了综合述评的形式。对一个时期的华北战况和国际形势，定期半月或十月发表一次述评，有材料，有分析，使读者读了述评，能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局势的发展。
为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联系不同的读者，报纸试办过多种副刊：《新地》（文艺）、《战地报人》、《日本研究》、《抗日军人》、《华北青年》、《戏剧》、《新华文艺》（增刊）、《敌后方木刻》。但是，实践证明，由于敌后各界的专家、作者不多，信息资料来源有限，专门性的副刊稿件无源，难于长期坚持办下去，因之除了文艺副刊之外，都是出了两三期就难于为继了。
经过1939年7月的第一次反“扫荡”，总结了经验，在战争中学习。报社采取了“狡兔三窟”的方法，逐步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印刷点，防止敌人破坏，做到有备无患。各厂也都在平时做好备战工作，挖好埋藏机器的洞窖，敌情告急，保证半天时间就能做到“空室清野”，把全部机器物资隐蔽严密，力争避免在敌人“扫荡”中遭到破坏。
《新华日报·华北版》不断改进工作，越来越成为广大军民不可缺少的读物，是部队、机关进行时事教育的材料。每逢“扫荡”，报社被迫转移就出现了空白，读者十分焦急。为此，报社采取了出油印《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战时电讯》、《战时号外》、《战时版》来加以补救。1939年，敌寇对晋冀豫大“扫荡”持续了七八个月，全区长期被割裂，为适应这种严重局面，报社派得力干部刘祖春、魏奉璋、魏克明等同志，分头到太南区、太岳区和冀西，出版分区《战时版》，直到粉碎敌人“扫荡”各区交通恢复正常之后，这些分区的《战时版》才停刊。这些《战时版》，有的每期发行到4000份。客观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成为广大军民不可缺的精神食粮。
六、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周年纪念时，朱总司令、杨尚昆等领导同志都来参加报社的纪念活动，视察报社各部门和工厂，慰问职工。在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对报纸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报纸天天在和日寇作战。”并向全体同志指出：“1940年，环境将更加险恶，投降妥协危险依然严重存在，希望你们接受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担负起宣传、组织华北1亿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伟大任务。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使工作与学习打成一片。同时，团结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一面扩大报道的范围，一面严防日寇、汉奸、顽固分子的破坏。”
杨尚昆同志勉励报社全体同志说：“《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敌后诞生的一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它曾克服了不少困难，突破了各种阴谋，以坚强的姿态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极度困难的敌寇大举‘扫荡’的情况下，它也不断努力按期与读者见面。《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同志在《祝〈新华日报·华北版〉成立一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写道：“你是华北人民的聪耳。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听到了全世界的，听到了敌国内部的，听到了我国全国的，特别听到了华北各地的一切。不管敌寇汉奸如何封锁消息，淆惑听闻，你都能听得清楚。”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聋子’，没有你，华北人民将在各种胡说八道中不知所从。
你是华北人民的慧眼。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看见了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看穿了敌寇内部，看到了我国抗战的全面，更看明白了华北的每个角落。不管敌寇汉奸如何障碍你的视线，玩弄花样，然而你有‘显微镜’，能辨别细微处；你有‘望远镜’，能看到远大处；你有‘照妖镜’，能使一切妖魔鬼怪真相毕露。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盲人’，是‘近视’，或者像看‘万花筒’一样，莫名其妙。
你是华北人民的喉舌。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向世界，向敌国人民，向全国与全华北，说出大家内心所说的而又无法说的真话。不管敌寇汉奸如何武断宣传，任意曲解或花言巧语的狂吠，但是，你都可以替人民申辩、抗议，揭穿敌伪的一切胡说。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哑巴’，敌伪将随便狂吠。
你不只是正确地反映与解释战争，而且正确指导了战争。
在党的爱护和鼓励下，《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全体工作人员充满信心，迈进了新的一年，迎接着新的战斗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