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章太炎当时开设了两个讲学“班”，一个在大成中学，一个在自己的住所《民报》社。参加在《民报》社学习的除许寿裳说的他和鲁迅外，一共八人。这八个人据《鲁迅全集》所言是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钱钧甫、龚未生、钱玄同、朱蓬仙、朱希祖等。据当事人钱玄同回忆他和鲁迅相识相交的文章《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介绍，是钱与几个朋友先请章太炎先生在大成中学讲“语言文字之学”，后来龚未生与章商量，说周氏兄弟及其友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章允许在其寓所开讲。“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弗（寿裳）、钱钧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狄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前四人均为时住在“伍舍”的留日学生，后四人则是已经在大成中学听课，后又在《民报》社听课的人。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也讲道：“从太炎先生讲学，来者有季黻（即许寿裳，作者注），钱均甫（家治），朱狄先（希祖），钱德潜（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共八人。”林辰先生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他在《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一文中认为当时与鲁迅一起听课的学人就是以上所言的八位，并对他们做了考证和比较详细的介绍。由此可以看到，不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专家的考证，都没有提到刘文典。刘没有与鲁迅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是肯定的了。但他是否在大成中学听课，由于对刘的行状不了解，所以就我而言，不得而知。
既然刘文典没有与鲁迅在一起师从章太炎先生，却又要装着不经意地“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的话”，且“伸出小拇指”，用刘的解释说是表示鲁迅年龄最小之意。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文典的误记，其用意最大的可能就是借鲁迅来炫耀自己了。且不说刘自己比鲁迅小八岁，更还有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说鲁迅最小、最年轻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所以以我的看法，这“小拇指”只能是用鲁迅来抬高自己的无声的语言了。
28、从年谱看早期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
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他的母亲鲁瑞老太太曾说，家里很多事情都要老大照料，而老二周作人只要跟在后面就行了。“他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上学，去日本留学等等，都是老大在前，老二在后，事事都有老大引导照顾。”鲁瑞老人的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周氏兄弟前期相交相助的实情。最近读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年谱》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兄弟怡怡时，鲁迅在周作人的成长道路上所付出的辛苦和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对时局和国家形势的分析介绍。鲁迅常常在给二弟的书信中谈论国家大事。如祖父因科举案在杭州入狱，周作人在十三岁时去杭州陪侍。鲁迅在信中提到了“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说明绍兴、诸暨一带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斗争甚为激烈。又如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到《知新报》中有一张瓜分中国的地图，“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即南京），瓜分其地，得浙，英也”。《知新报》于一八九七年创刊，一八九九年停刊，为维新派康广仁、何廷光等在澳门主持，在绍兴水澄桥墨润堂书坊设有“外省派报处”。这里是鲁迅常常去买书的地方。在十九世纪的末年，阅读新书报，关心国事，还不为更多的人所做。这是因为，读书看报，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也需要相当的关心时事的新思想。又如一九零零年鲁迅在南京读书，家信中曾指出当时的义和团“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时义和团拦击八国联军，打击侵略者，谣传有了不得的法术。鲁迅在家信中特予更正。从这些书信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鲁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也看到了少年鲁迅对弟弟周作人的影响。
其次是向周作人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因鲁迅离家求学，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介绍东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着作。
鲁迅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中，也不忘把这些新的思想、知识介绍给自己的兄弟。如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鲁迅去南京水师学堂访周作人，给二弟带了四部书，其中有罗振玉编印的《农学丛书》、英国柯南·道尔的《包探案》（即《福尔摩斯侦探案》）、英国哈葛德的小说《长生术》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鲁迅对林译《茶花女》十分喜爱，因读此书而喜欢林纾所译的其他小说，可以说是随出随买，前后有二三十种之多。一九零二年二月二日，鲁迅第一次把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带给周作人。当天晚上，兄弟两又同读《苏报》，至深夜十二点才入睡。《天演论》是鲁迅十分喜欢的一部书。他曾对冯雪峰谈到自己买这部书和读这部书的一些情况。这本书，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专门跑到城南买回，价值五百文。他读后感到非常新鲜。
尽管一位老本家指责鲁迅读新书不对，但他还是一有空闲就看《天演论》。此后，严复每出一部书，鲁迅都要设法买来。继《天演论》后，鲁迅又购买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开始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一九零二年二月二十日，鲁迅由南京返回绍兴，作去日本留学的准备，并托人给时仍在南京的周作人捎书。其中有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和严复翻译的英国斯密·亚丹（即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鲁迅去日本后，给周作人寄回了大量的新书报。如严复翻译的英国约翰·穆勒的《名学》，以及《摩西传》、《生理学粹》、《西力东侵史》等图书和《浙江潮》、《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进步报刊。可以说，这些报刊对周作人的世界观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为日后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础。
第三是鲁迅鼓励周作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鲁迅先周作人而离家求学。他是一八九八年五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的，五个月后又转考至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周作人是一九零一年十月到南京读江南水师学堂。在那一年的五月，周作人写信给鲁迅，说“托另图机会，学堂方面乞留意。”这时，周作人想从家里出走，其原因是一半如鲁迅“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另一半是由于他每天上街买菜，成了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想极力摆脱它。但周作人又不敢向自己的祖父直接提出，于是就写信让鲁迅代为说情。在八月二十五日，周作人收到了鲁迅的信，说，已禀过叔祖椒生，同意让周作人到南京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并嘱他到南京应考。椒生叔祖是鲁迅的同族叔祖，时在江南水师学堂当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因此，得到他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九零三年三月，在日本弘文学院发生了学潮，留日同学集体罢课，要求学校改革课程。此事传回国内，水师学堂的学监十分恐慌，对议论此事的学生周作人等大为训斥。周作人打算退学回里，另谋他路。鲁迅知道后即专门去信，要他坚持学习，不要退学。在此前后，鲁迅多次写信，鼓励周作人学成后到日本留学。正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也开始向往去日本学习。经过几次努力，终于在一九零六年，由江南督练公所决定，派周作人等到日本学习建筑。
是年夏秋之间，周作人终于随回家成婚的鲁迅到了日本。
第四是在生活和学业上的关照。鲁迅是一八九八年到南京读书的。周作人于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一年也到了南京。当时的江南陆师学堂与江南水师学堂都在仪凤门内，两校相距不远。从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常常到周作人读书的水师学堂，与周作人一起读自己喜欢的书、聊天，有时他们还一起去爬山、游玩。如一九零二年二月二日二人同游了南京城中央的鼓楼，二月十六日又同游了南京名胜妙耳山等。两人不在一地时，常互通书信，互赠诗作。鲁迅在去日本留学的路上做有《扶桑记行》的日记，到日本后即给周作人寄回国内。在日本拍的照片也赠与周作人，并题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可以说，周作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向往，特别是最后决定到日本留学，与鲁迅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正是在鲁迅这里，周作人才对绍兴以外的更为广大的社会有了初步的向往。当然，他们兄弟二人在学业上的切磋也是比较频繁的。鲁迅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翻译作品《月界旅行》，也是他的第一部书出版后即寄回国内给周作人。周作人也曾把自己写的诗寄交鲁迅，鲁迅删改、圈点后再寄回周作人。也可以说，在一度时期内，周作人是鲁迅认为的，家人中唯一能在思想上沟通的人。
所以两人交流很多。这种交流自然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
在早期，由于鲁迅比周作人年长，接受新的思想文化比周作人早，所以周作人受鲁迅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周作人能够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主将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二人日后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分歧中也有许多思想上一致的东西。这已经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了。
29、关于“北新书屋”与“北新书局”
最近，读了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了解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周先生在书中谈到了他的小姨妈许月平女士，并且提到了鲁迅在广州时经办的“北新书屋”，说“我至今弄不清它与一字之差的李小峰先生办的‘北新书店’有什么关系，鲁迅研究者们也不曾注意过它。”按，李小峰所办的是“北新书局”。据我的理解，“北新”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因为李一开始加入新潮社即是《新潮》的发行人。后来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靠印刷出版鲁迅等新文学作品而发展为北新书局。后北新书局由京移沪发展。
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广州，就中山大学教职。时孙伏园也在广州，当然常与鲁迅往来。据许广平先生在北新书屋开张时发表在广州《国民新闻》上的《北新书屋》一文介绍，说创办书屋的最初动议是孙伏园提出来的。他以为广州的文坛太寂寞了，想“挑拨”一下，从外面运些家伙来。于是在芳草街四十四号的一个二楼上，租了两间房子开书店。但是书店还没有开张，孙已经跑到武汉，只留下空锁着的房子。是鲁迅交了六十元的房租，后来又让许广平的小妹妹许月平来打理日常事务。按许广平文章的说法，是因为书店经营的“多是北新书局的书，但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人家，那么，叫做‘北新书屋’吧”。
事情是由孙伏园而起，但我以为鲁迅先生一定是非常同意，并且也很积极的。这里有一个旁证。据钟敬文回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因为鲁迅到了广州，所以好多青年想读到鲁迅先生的着作，计划筹办一个“北新分局”来经营北新书局的书。后来，当时在岭南大学读书的钟敬文与几个进步青年具体操办这事。先是有钟给北新的李小峰写信，说明他们的计划。不久李回信，说，“他赞同我们的计划，但鲁迅先生也在进行这事（暗示即指不久成立的‘北新书屋’），同一地方不需要两个‘分局’，叫我们就近和鲁迅先生商量办理。”后钟敬文等人的计划未果。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小峰的态度。他认为广州的书屋是鲁迅在“进行”的，说明鲁迅对这件事是非常主动的。查鲁迅日记，他在初到广州的时候，几乎天天与孙伏园等人在一起。到底是孙哪一天提议的，不太好考证。但根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有一些大抵不错的猜想。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日记写到，“上午广平来邀午饭，伏圆同往。午后寄小峰信。”我以为这封信即是与李谈办“北新书屋”的最初的通信。不过，鲁迅的这封信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继这封信不久，鲁迅又给北京的韦素园写信。时间是在一月二十六日。信中说，“旧历年一过，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我想：未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由此来看，鲁迅先生是在直接处理有关经营事务了。此后，鲁迅便陆续收到了京、沪两地寄来的书。如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收小峰所寄书一包五种”，三月十七日，“收未名社所寄《坟》六十本，《出了象牙之塔》十五本，又北新书局所寄书九包”，三月二十五日，“收沪北新书局所寄书十五包”等等。据许广平《北新书屋》一文所说，“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北新书屋与北新书局的关系是“代售”。即由书局把书寄到书屋，由书屋负责出售。盈利和亏损都由书屋负责。据何春才言，“他们做的是亏本生意”。在鲁迅的日记中也有与北新书局、未名社对账的记载。这种经营方式我以为与双方当事人的个性非常相符。李小峰到沪后已经成了“真正的”商人，决不会为他人负债。而鲁迅又何尝是“商人”。即使是如许广平所言，“然而广州的读者，却似乎也欢迎这‘挑拨’，第一天，这书屋就很不算冷落了”。但想赚钱，恐怕并非易事。
北新书屋于当年八月关闭。主要原因是鲁迅离穗赴沪。何春才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八月十五日，何与陈延进、廖立峨三人随鲁迅、许广平、许月平一起到了书屋，把所剩的书籍包好，“提到马路上，乘五部人力车，一次运完，把书点交给共和书局。”这在鲁迅日记中也可以找到印证。总之，北新书屋是在广州代售北新书局图书的书店，主要由鲁迅经营。属“亏损企业”。其日常事务由许月平负责。同时也代售未名社的图书。其经营时间不到五个月，加上筹备的时间大概有七个月左右。
因周海婴先生是在提到许月平女士时谈北新书屋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把所见到的鲁迅与许月平的点滴之事介绍一下。据何传春回忆，鲁迅曾在北新书屋歇业以后，请何、廖去照相。“临出发时鲁迅先生对我和月平开一玩笑，月平不好意思，脸色绯红，一转身走开去，不肯参加照相。”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随和的。何还提到，一次，他们在家喝茶，鲁迅偶然从窗口望去，大喊一声“你们来看落汤鸡！”原来因下雨，许月平在街上被淋得透湿。鲁迅一边说，一边赶快到厨房取了一些姜水，加一点酒，等月平回来换了衣服后，催她喝姜汤。据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日记，“晚黎仲丹赠荔枝一筐，分其半赠北新书屋同人。”这里的“同人”，即指许月平。从这些细小之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做人之一二。
因近来正在读一些与鲁迅那一时代的人、事有关的书，故林林总总把自己所见所知之事记下，以供大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