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位于黄河流域中部，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她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而且也蕴藏着丰富的制墨原料。这为山西历代的制墨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尤其是金代平水（临汾）地区成为北方雕版印刷的中心，加之太原设有造墨场，这就更加促进了山西制墨业的发展。“唐时降州墨、降州石砚，潞州之松烟，上党之松心，云中（大同）之鹿胶”（日·大村西野著《中国美术史》），无论产量和质量都很著名。尤其是潞州的松烟和云中的鹿胶合制成的绛州墨“均名闻当时”。绛州的澄泥砚也是我国的名砚之一。其“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出，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石不涸焉”（邓之诚著《古董琐记》卷二）。此砚“其纹有花浪，与牛角无异”。可惜多年失传，近年来经多方努力，才恢复了生产，重新博得了声誉。
由于制墨业的发展，我国历代出现了许多制墨专家。“古制墨者，首推韦诞”，迄至唐宋以来有“李廷珪制墨，后二十年有李承宴，又二十年有张遇，遇后法遂不传。后来制墨者有杨振、陈道孙、陈瞻、李唯益、薛安、潘谷、张谷。又有关珪、关□、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唯，皆有声。宣政间新安墨工戴彦衡，绍兴间吴滋，制复古殿供御墨，双角龙文。又桐柏张浩，河东解子诚、韩佳昇，常山张顺，九华朱勤，嘉禾沈珪，金华潘衡，元有朱万初，皆墨之卓著者”。（邓之诚著《古董琐记》卷一）另外，明代的著名墨工有程君房、方于鲁、罗小华、吴去望、叶玄卿、龙忠迪、汪仲嘉和清初的曹素功等，“皆名重一时”。李廷珪父子“集制墨之大成”。元代的朱万初“纯用松烟制墨，盖取三百年摧朽之余，精英之不可泯者”，而且“万初之墨，沉著而无留迹，轻清而有余润”。（松井元泰著《古梅园墨谱》）清初的曹素功继承了程君房等人的制墨技术，成为有清一代承前启后的制墨能手，和他同时的善制墨者尚有游元绍、詹子云，“三子盖当世之名家云”。（松井元泰著《古梅园墨谱·跋》）他们所制之墨，工艺精湛、品种繁多，如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歙州人程义（正路）所制之墨有顶墨和次顶墨等24种；清初曹素功制的墨有紫光玉、苍龙珠、千秋光、青麟髓、廖天一、大国香、包囊丛尝、天琛、文露、紫英、漱金等18种；徽墨的传统产品则有御园图、百寿图、西湖图、黄山图、丽龙珠等300多种。它们的造型、雕刻、描金、色质都十分讲究。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收藏的曹素功墨，品种繁多，造型美观、工艺考究，别具风格。如果把这些墨排列在一起，宛如一幅奇丽多彩的画面，有山环水绕的园林、有玲珑精巧的楼阁、有挺拔苍劲的松柏和展翅欲飞的凤凰等。此外，又有著名书法家的题词，真是应有尽有，精雕细刻，巧夺天工啊！
我国历代也出现了许多墨的鉴赏家。宋代晁以道说：“凡墨色紫光为上，墨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醇烟之墨，其声清响，杂烟之墨，其声重滞。若研之以辨其声，细墨之声腻，粗墨之声粗，粗谓之打砚，腻谓之入砚。墨以重为佳，新墨不及故墨。”（晁以道著《墨经》）清朝康熙年间程义著《墨史》一书，曾写到墨的质量和用法等。他说：“墨经一岁，火气散，性始定。二岁性和平，能冒风涉远。三岁胶性渐减，笔墨少滞涩之病。四五岁胶气大减，楮素间作大字画，淋漓光采，绕有奇致，不可名状。至十岁、二十岁，胶渐枯，又难涉远。尚于高寒深漠处，有解坼之患。盖其质深邃明澈，酷利阴霾天气，澄泥砚上，作小楷行草于楮板之中，黝然而清，莹然而润。惜乎濡泼绢素则闇然与次墨同色。若至三四十岁后，即施以楮板，亦乏生动之趣。故书画家不喜墨过陈。盖世之博玩嗜旧者，或憔鉴古怡情则可，若求其淋漓深邃变化之境，迥与四五岁墨绝别壤。”（松井元泰著《古梅园墨谱·纪略四则》）可见，上等墨必须是“烟细胶轻，体质坚韧”。用砚磨之，必须是“黝然而清，莹然而润”，墨口不裂，周边齐整。但好墨必须用好砚台，否则既影响了作字和绘画的效果，又给人以不愉快的感觉。
盛唐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封建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墨作为工艺品之一，其生产从盛唐以来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逐渐地成为一项独立的行业。尤其是从宋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制墨作坊和店铺（当时有相当的部分是作坊和店铺在一起经营的，即前面是出售墨的店铺，后院是制墨作坊）。像一千多年以前开设的胡开文墨店，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元朝大德年间钱塘林松泉墨店，明代陈氏开设的大年堂墨店、詹姓墨店、孙谨堂墨店等，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当时徽州，墨店林立，比比皆是。制墨业的发展，对于繁荣市场，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历代关于墨的著作很多，如宋代晁以道的《墨经》，明代程君房的《墨苑》、方于鲁的《墨谱》和《潘膺祉墨评》、汪近圣的《鉴古斋墨薮》、程义的《墨史》、吴守然的《延禄斋墨品》、宋荦的《漫堂墨水品》、颜崇椝的《摩墨亭墨考》，以及近代吴昌绶的《十六家墨说》等，这些著作都详尽地记述了墨的产地、制墨原料、制墨的程序和技术，对于墨的重量、质量和墨的价格，以及鉴定墨的标准等，都做了生动而又详细的说明。由于这些著作的流传，就给我国制墨技术的推广和提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墨的用途很广，不仅用于书写绘画，同时也用于捶拓碑帖。我国的拓碑技术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墨是捶拓碑帖的原料，至今仍用优质墨（如中华墨汁）。唐太宗贞观年间曾设立了专门的拓碑人，冯承素就是《兰亭序帖》的捶拓者。《淳化阁帖》、《大观帖》、《三希堂帖》等宫廷刻本，及拓赐给大臣们的拓本，都是用佳墨做原料的。譬如《淳化阁帖》的赐本，最初是用李廷珪制的墨做原料的。使用这种墨拓制的本子，因为墨色较浓，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李墨本”。后来使用潘谷制的墨，使用这种墨拓的本子，墨色较淡，人们便把它称之曰“潘墨本”。当时在市场上销售的本子，因为墨质比较粗糙，质量也不如前两种好，俗称“榷场本”。所谓“榷场”就是宋朝对辽朝和西夏之间沟通往来、进行贸易的一种专设机构。通过贸易交往，不仅加强了我国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相互往来，同时我国所制的墨和制墨技术等也远传日本、朝鲜等国。
7～8世纪正是我国唐朝时期，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一个是阿拉伯（大食）帝国，一个是我国唐朝。此时，由于唐朝封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封建经济进入了极盛时期，我国的封建文化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当时的唐帝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我国和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增强。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从秦汉以来与我国关系非常密切，仅以唐初至唐中叶而言，日本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我国留学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到了宋代，朝鲜和日本等国也不断派遣商人和留学生来我国进行贸易，学习我国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把我国的制墨技术也带回去了。唐朝时“高丽岁贡青松烟，用多年松烟和麋鹿胶制成”。贡墨赠送我国唐朝皇帝，同时朝鲜、日本等国商人也将多年松烟等制墨原料运来我国市场销售。18世纪日本著名墨工松井元泰说：“按墨法本出于唐（中国），流入和邦（日本）旧矣。”（松井泰著《古梅园墨谱·唐方式》）松井元泰肆名玄玄斋，是日本宫廷中制墨的“官工”。他又说：“玄玄砥砺数世于斯，未偿得华邦之传以为恨。壬子冬（清雍正十年，1732年）禀乎崎之官厅，得通书于浙江郎亭陈氏，福建秋埜龚氏，受其真法，然后繇法精制。”（日·松井元泰著《古梅园墨谱·跋》）由于他吸取了我国的制墨技术，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所制之墨，墨色黝黑光泽，虽烟略嫌粗糙，但用笔不胶，同样地博得了中国藏墨者的好评。
另外，我国的墨工确实为日本制墨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安徽歙县风关詹受天和徽州墨工汪君奇曾给松井元泰用梨木雕刻过制墨的图形。这种图形造型美观，工艺精致，使用自如，被松井元泰称之曰“家制第一品”。墨工和丹木（安徽徽州人）曾用松井元泰运来的日本松烟和以中国胶制成“御墨”和“官墨”，型美质优，深得日本书法家和制墨家的赞赏。
目前，存世最早的墨要算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贞家墨了。它是我国唐玄宗开元年间（714—756年）制作的。我们知道，墨易破碎，很不容易保存。能保存到现在，一方面说明保管适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墨的质量很好，制墨技术也很高超。一千多年以前的墨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件稀奇罕见的文物珍品了。
至于古籍中记载的“漆书竹简”，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用漆书写，因而“光泽发亮”；有的认为并非漆书，而是用墨书写，“色浓光泽，历久不退。”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宋代的“（苏）东坡与张子厚同游凤翔南山诸寺，抵仙潭，东坡不敢过潭书壁。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摄之，神色上下不动，以漆书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乃知以墨和漆，故能禁风雨也。”（邓之诚著《古董琐记》卷一）因此，“摩崖题壁，久而不驳落。”日本著名的墨工松井元泰所制之墨，“试之有光泽，远胜中华墨工手段，真一点如漆者”。由上可知，“墨浓如漆”、“历久不退”确是事实，如果以墨和漆可能效果更好些。
总之，墨是一种工艺品，是我国文化遗产之一。它凝结了我国人民和朝鲜、日本等国人民的浓厚友谊。它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还将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