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12月底，在长治市白雪皑皑之际，我怀里揣着一纸珍贵的农村迁往城市的准迁证，兴冲冲地乘车南下，到新乡后又换车北上，一路顺风地回到了分别三个月的家。下了汽车后我先去了汽车站旁边的大队，因为是冬季没什么事，大队的几个主要领导聚在一间有火炕的屋子里唠闲嗑。我从背包里掏出糖块放在炕上请他们吃，告诉他们我是回来办全家户口的，他们似乎已经料到，个个反应木然。余福江说在11月份转我个人户口时，大队几个领导就很吃惊，他们原想我去那么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教学是闹着玩，过不了几天就得回来，谁想才走了一个多月，就回来转开了户口，他们这才知道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他们说余福江，你小子就等着当城里人吧，梁素个人户口走了，全家进城还不是迟早的事。
我回去时余福江的学校正准备期末考试，余福江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一个人急忙处理家里的东西——把院子里一大仓苞米棒子剥成粒准备卖，把卖给粮站后剩下的花生也都剥成花生米准备带往山西……接下来是卖家具，卖粮食柴草，最后卖房子，然后转余福江和冬冬的户口，转粮食关系……那些日子，村里不时有人到家里来，有的来买东西，有的就是来看看。那情那景，极像鲁迅在《故乡》里描写的场面。但《故乡》里的“我”心情黯淡，我则是精神亢奋，为我的成功，为诸事顺利。
我于9月18日到达长治，到教育局报到后被分配到一所市重点中学教初中语文，第一堂课下来，就得到学生的好评，从此信心倍增，很快就在教学方面打开局面。
第一步成功了，不用担心被炒鱿鱼了，接下来是转正考试，填各种表格，建档，转我个人的户口，解决我个人的农转非和农转干问题，到11月份，我已由农民变成国家干部。
待我个人的问题得以解决，剩下的就是为全家能否顺利进城而忐忑不安了。这年年末，教育局发准迁证了，和我同期来的老教师都拿到手了，因为个人底子不硬，我不敢去教育局打听有没有我的，只能焦虑地等，直到教育局通知我去拿准迁证时，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现在，全家人就要变成长治市公民了，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在所在的岗位上奋斗了一辈子尚未成功，我仅仅用了三个月。前半生的诸多不顺这一次都得到了补偿，这大概是上苍看我这一生太不容易了，有意眷顾我的吧。
1985年的旧历正月初四，按农村习俗送了神，我、余福江还有冬冬，举家起程赶赴长治，那天早上，屯中知道我们要走的人都冒着严寒前来送行，依依不舍的场面让我感动了好多日子。全家到达长治后，余福江被学校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女儿插入初二一个班学习，我仍然代原班级的语文，一家三口很快都进入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在异地他乡开始了新的生活。
全家生活稳定下来后，我除了教学，又开始为个人的职称问题忙碌了，我先以函授插班生身份用了两年半业余时间拿下大学文凭，又用了几年时间由初级教师破格晋升为中级教师，临近退休，又破格晋升为高级教师。尽管由于半路出家的特殊经历，我的中级教师和高级教师上得相当艰难，工资比其他同级别的教师工资要低许多，但毕竟也达到了中学教师里的最高级别，至此，我一生的理想，一生的追求，可以画个句号了。
梁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