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参加了"三夏"总结大会，坐在下面认真地听着苏书记的报告。听周围同志们的反映，大家都说苏书记的讲话还不错。这个反映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回想当时的情景，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实的写作功底，那份讲话稿是写不出来的。第二天《石家庄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苏书记的讲话摘要，拿到报纸，看着自己辛苦写出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想到很多人都在学习这篇讲话，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通过一次次的锻炼，我靠着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也练出了不怕吃苦、迎难而上的精神。一次次的收获，也增强了我干好工作的自信心。这些都为我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难忘的出书经历1958年，提倡工农兵写作出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到石家庄地委约稿。经主管文教工作的地委副书记付学周同志推荐，社长亲自找到我，问我能否写书。我说我工作很忙，每天给领导写材料都忙不完。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那个年代，全民都在大跃进，不论白天晚上都要鏖战，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参加炼钢铁、修水库，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再说，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写书的水平。想想自己出生于农民家庭，战乱时仅仅读到高小，生怕自己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觉得写书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事情，认为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才可以。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写了。所以就告诉社长说我写不了。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社长又来了，找到我的宿舍，还是说约稿的事，正好看到我桌上放着的一份我写的行唐县口头供销社的调查报告，这份材料是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上报省委的。他拿起来认真看了看说："怎么说写不了书呢？这不就挺好嘛！你把它修改和完善一下，给我寄去，就可以出书了。"对这件事情出版社很重视。我把我的手写稿子寄去后，他们与我签订了正式的出版合同，这合同我现在还保存着。
出版社的信函、合同及书的封面、封底这个报告是1958年为探索供销社改善经营管理的新路子，打破一卖一买的官商经营作风，我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行唐县口头供销社支持山区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写的一篇报告。出版社在审定稿子后，找到省委财贸部让他们看看请哪位领导或财贸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写个序言。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常委、副省长马力同志，于1958年7月22日专门为这本书作序。序言指出："口头供销社，在支持山区发展多种经济中，打破了行业工作单纯一卖一买的老圈子，创造了商业搞生产规划，发展山区农业、林业、牧业、工业、副业等多种经济的经验,这是一个革命的创举,它给商业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活动方向。所以它不仅是山区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也是全省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全省商业工作人员都应该向口头供销社学习。"我的《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一书就这样正式出版了。真的没想到我写的材料能出版，而且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发行了4万多册。出版社赠送我10本样书，给了200多元的稿费（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书出版后，大家都反映这本书结构严谨，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地委书记、常委们和机关的同志们纷纷向我要书。领导的鼓励，同志们的支持、羡慕，都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工作热情。
这面"红旗"当时在全省甚至全国震动都很大，对指导和推动整个财贸、经济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口头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尤其彬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总理主持的宴会，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0年赵县记忆由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客观原因，1959年至1961年全国国民经济陷入极大困境，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各地情况都很严重，农民缺衣少粮，甚至有的饿死。为了克服困难，1960年9月，省委发出"生产渡荒、节约渡荒"的号召，并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帮助农民进行生产自救。
当时，宁晋、新河、赵县、栾城划为一个大县，叫宁晋县，属石家庄地委领导。这里灾情很重，形势严峻。省委非常重视，立即响应中央"跳水救人、奋不顾身"的号召，组织强大的工作组深入灾区。省委由朱子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驻宁晋县城；地委由地委副书记高健带队，驻赵县。我是跟着我们部长去的赵县沙河镇，这里灾情最重。部长李国华，曾经当过地区税务局局长、专署办公室主任和赵县县委书记。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出蔓菁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卷儿去的，次年七月高粱绣穗的时候才回来。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最漫长的日子，我也经受了艰苦的锻炼。
那时候的生活之苦现在的人确实难以想象。我们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每人只供应4两山药面，根本没有菜，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只能以榆树皮、棉花秸秆皮充饥，而且还要和农民一同劳动。我和部长住在沙河店村条件最差的贫下中农家里，那是全村最差、最脏、最破的一户人家。屋里只有一条小炕让我们俩住，连两条被窝都放不下，我们只好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那边对着脚睡。那时我还得加班写材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别说桌椅了。李部长比我年长一些，且有腿疼的毛病。记得有一天晚上，李部长挽起裤腿，小声跟我说："杰平，你看我这腿浮肿得厉害。抗战时期，虽然有"洋鬼子"，很怕，但晚上到干部和老乡家里还能吃上像样子的好饭，可我们现在连肚子都填不饱，真饿得够呛啊。"岂止是他的腿浮肿，我比他年轻，岁数比他小，不好意思跟他讲，其实我的腿也浮肿得厉害。当时吃集体食堂、"瓜菜代"，我的身体被弄得非常虚弱，还落下了胃病，双腿发软，连走路都吃力，一有急事，或坐公共汽车一颠簸，胃就疼，严重时还要住院治疗，好一阵坏一阵，反反复复多次，多少年也好不了。后来条件好了，自己可以做饭吃，慢慢调剂了很长时间，才逐步好起来。我的腿浮肿却是吃过八十副中药也没治好。
的确，那段日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经常有死人的事情发生。肚里没食物，炕上没被子，窗户没有纸，更谈不上生火，加上天寒地冻，怎能不死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连赵县这样的粮棉大县都没有吃的，真叫人心痛啊！
我们工作组在那里住着，响应省委号召一直不能回家。我们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精神支撑了大家，对群众有很大的安慰，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稳定。
我们那年下乡过年不让回家，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大家被集中在县里统一吃饭，算是改善生活，然后召开电话会。记得那天吃的是烙饼就坛肉，我本来不吃肉，那次却吃了很多，买了一份不够，又买了一份才吃饱。
困难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磨难，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一场考验。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形势，有政策允许机关干部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有的人觉得在外边工作还不如回乡好，所以就办了离职回家，后来他们又陆续返城。当时我在地委工作，一大家子都在平山老家，但我却没有离开工作单位回家的思想。因为我想那时候单位困难，农村困难，党和国家更困难。所以我不能走，不能放弃工作。当时我就想，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党的事业绝不能就此夭折。我以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下来，并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在部长家吃饺子1961年春天，地委通知我们回石家庄开会。先送李部长到家，他下车后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和东西有无变动，抽时间回老家看看老人。"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我看了看我的屋子还是原来那样，没有人动过，被褥还是很整齐地放在那里，看到机关对我们下乡的还一直关心，很是欣慰。看着天色不早，我赶紧收拾东西。工夫不大，部长来了，对我说："走，到我家吃饭！"我听了很是感动，也真是没想到，人家回了家，咱也到了机关，还想着我。我赶紧说："不去打扰了。"但我明白他是心疼我这一年跟他下乡吃苦，也听出他诚恳并带"命令"的口气，就跟他回去了。那天是他夫人做的手擀面，没有菜，葱花炒了鸡蛋卤，真是好吃啊，是我这辈子感觉最好吃的面条。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正在收拾房间时，他又来叫我了，说是专门包了饺子。我真是不好意思再去。那个年代都困难，人家老婆孩子一家人，缺粮无油，吃饭也不容易，还叫上我，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但他仍坚持说：昨天是垫肚子的，今天咱俩正儿八经地吃顿饭。听他这样说，知道是诚心诚意的，我不好再拒绝了。说心里话，这一年都没吃过什么，我早不知道饺子是什么味儿了。那天吃得真是很香、很舒服，特别是有种回家的感觉。这让我很感动，一辈子都忘不了。更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吃完饭临走的时候，部长跟我说："回到石家庄，我算是回家了，你还没有回家，你回老家看看，住几天，我在石家庄开会，你回来后咱们一起走。"又说："现在生活困难，回家看老人不能空着手啊，我给你批两条烟、两瓶酒给老人，再给你批一辆自行车，你愿意骑就留在机关骑，不愿意骑就给他们捎回家。"我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时的飞鸽自行车市场价是600元左右，国家供应是100多，省不少的钱啊。他那时的级别已经是13级，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他对我如此关爱，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后来的日子，我有时间就去看他，我们都很珍惜在一起受苦受难的日子，他对我一直很好，无话不谈。
回想起来，地委工作的几年时间，在我整个的工作经历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对我以后的工作却有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历练，使我逐步成熟起来。我对各种文稿的起草、工作的开展，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上级交给的任务能尽快地独立完成。我在读书学习中养成的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习惯，越来越发挥作用。我很高兴我能独挡一面了。
五、在衡水
1962年6月，国务院批准，恢复衡水专区，将石家庄专区的衡水、冀县、武强等8个县和沧州专区的景县、故城等3个县，共计11个县作为衡水专区的行政区域。两个月后，我被调到衡水任职。
初任领导职务去衡水之前，省委财贸部曾下令调我到省委财贸部工作。为什么要调我去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省委财贸部的人到石家庄地区调研的人多次数也多，他们对我比较了解；另外，我当时是地委财贸部的主要干事，财贸部的大材料我写得比较多。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原办公室主任）陈鲁夫看过我写的行唐口头供销社的经验材料，并说他们写的材料谁的也不如你写得具体、深刻、全面。省委财贸部组织处处长崔健，和我一起在铜冶搞过几个月的财贸整风试点。他们认为我年轻肯干，想调我到省委财贸部（当时省会在天津）工作。调令都下来了，地委却不同意，说"他是骨干，工作确实需要他，请省里照顾照顾我们"。所以，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成省委财贸部。但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地委领导对我也很满意，觉得应该提拔提拔。
衡水专区具体的筹建工作由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负责。省里明确衡水地委书记由省里派，专员由石家庄地委安排。地委在讨论安排去衡水干部的会议上，去衡水的领导提出，衡水是新专区，缺领导干部多，财贸部的王杰平可以提拔起来到衡水安排。不去衡水的地委领导说，提拔不提拔，不在新旧专区，咱们现在同意就可以提拔，不是非到衡水才能提拔。所以调去衡水的都是政治素质、身体状况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好的。会后，想让我去衡水的人劝我说："石家庄是老机构没有什么发展，新地方缺人多，好安排。"不愿让我到衡水工作的地委领导同志指派专人找我说："你去衡水干什么？那里太困难，再说离家又远。咱石家庄也很需要你，这里提拔更好说，领导对你的印象很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当时衡水地区非常困难，条件艰苦，连吃的水都是苦的，当时大部分干部都不愿意去。我也知道不愿让我去的同志是为我好，就这样，衡水愿意要，石家庄不让走。我想，两边都是老领导，都是工作需要，就由组织安排吧。后来，组织安排我去了衡水，任衡水地区百货公司书记。那年我才二十八岁，应该算是地直机关中最年轻的"一把手"了。
衡水地区行政公署设在衡水中学的旧址。衡水地区百货公司（简称衡水地区百货站，也叫百货批发站）在衡水老旧城区内的北仁街（原来的花纱布公司地址），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我们做了简单的整修。当时地委书记赵曙光曾来我们单位看过。他表扬我们说："你们抓得紧，搞得不错"。百货公司负责11个县的商品供应工作，主要管百货、纺织、针织、文化用品等四大类商品。百货仓库设在旧火车站货运站南边大约300米的地方，有几十亩大。当时的财贸企业实行党的统一领导，书记是一把手，所以我既管党务又管业务。百货公司是个大单位，摊子大，人员多，有二三百人呢。那时是计划经济，公司货源按计划供应，经营的都是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紧俏商品，在人们眼里这个单位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任百货公司书记后，为贯彻商业40条精神，我首先组织干部带头下乡调查研究，主要调查内容是怎么搞好商品流通。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如何组织货源、打破条条管理，搞活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报告形成后，上报地委专署，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同时得到上级商业领导部门的认可并决定推广，此事在衡水地直领导机关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身先士卒抗洪水我到衡水工作时间不长，就碰上衡水闹大水。那是1963年8月上旬，衡水境内连降暴雨，数日之内，降水竟达371毫米，相当或超过了历史上一般年份的全年降水量。由于太平洋高空低涡停滞于太行山南起安阳、北至保定一线，形成一条特大暴雨带，降雨中心在内丘县。8月2日至9日降雨量达2050毫米，上游其他区域同期降雨均在1000毫米以上，因而导致山洪暴发、河水涨溢，形成大面积洪峰，铺天盖地而来，酿成特大洪灾。
在地委的领导下，当时不分地属县属，不分机关企业，全党动员、全民参战与特大洪水进行了顽强斗争。8月4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立刻倾注全力投入防汛。8月5日，地委副书记王英俊，监委书记韩培甫，常委、秘书长张治平，常委、军分区政委刘安，副专员曹仲元等在衡水县委成立城防指挥部，制定守城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