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从15岁到62岁，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主题。作为一个从平山老区走出的普通共产党员，我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为党的事业孜孜奋斗了四十多个春秋，也在这奋斗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参加平山土改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得民心首先要得农民心。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最大的得民心之举。正像解放后毛主席说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而有幸的是，我参加了1947年平山的土改工作，亲身见证了党的土改政策实施的过程和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所了解的全国土地会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所在的晋察冀根据地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更是在新老解放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黑地斗争，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1946年，根据党的有关指示精神，又开始了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导思想的土地改革。1947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召开土地会议，中共中央工委分别在建屏、平山两县的南庄、北庄、夹峪、封城全国土地会议会场４个村进行了土改整党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平山把土地改革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宝贵经验。平山土改整党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在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总共开了近两个月时间，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在总结以往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会议最后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后经毛主席和党中央修改后于1947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对于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榨的农民来说，这个《大纲》的颁布实施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土改工作团里的15岁少年就在全国土地会议开过两个月后，11月份，我完小还没毕业，就被抽调到平山土改工作团。那年我刚满15周岁，其实还是个少年。抽调我，主要是因为那时农村认字的人很少，我已经算是个"文化人"了。当时，在平山直接领导土改的是号称解放区民主青年领袖的平山县委书记冯文彬，他工作能力很强，威信挺高，记得贫下中农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事找老冯"。他的妻子叫文一，是我们两河区区委书记，也很能干，经常见她穿着灰衣服，腰插手枪，到各村指导工作。
我所在的工作组共三人，组长叫闫志国，当过县公安局的股长，组员有赵杰忠和我。我们组住在李家坡乡西李家坡村，领导西李家坡和东李家坡两个村的土改工作。我们按照上级要求，帮助各村把搞土改的班子组建起来，领导他们充分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改。
在工作中，我目睹了贫苦乡亲们在分得土地后的激动和喜悦，人们敲锣打鼓比过年还高兴，都把共产党当成了大恩人。年轻人都争着去当兵打仗，不当兵的就报名去帮部队运粮、运伤员。大批翻身农民纷纷踊跃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这首曾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土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农民想得到土地的要求第一次得到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真正地当家做了主人。这次土改还对混进党内和脱离群众的干部进行甄别，并统一安排到县城学习整顿。
那时，条件艰苦，我们工作组三个人睡在一条炕上，屋里也不生火，很冷。被子少，组长闫志国叫我和他钻一个被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立起很深的感情。加之我是初次参加工作，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热情很高，有空就帮助房东打水、扫地，和老百姓促膝谈心，与群众打成一片。
土改结束后，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第四办事处工作。闫志国和赵杰忠一个北上一个南下，闫志国好像是到国家劳动部工作，赵杰忠南下安徽，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后到人大、政协工作。他俩离开河北时曾专程来看我，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见上面。之后也不知道他们确切的工作单位，所以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
令我没想到的是，几年前赵杰忠回老家平山东回舍时，在灵山看到乡亲们因我联系资金修路为我立的功德碑，就托人找到了我。几十年后老战友重逢，彼此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二、在晋察冀边区银行
1948年6月，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第四办事处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挺进，办事处由平山转移到灵寿后又搬到正定，再从正定搬到石家庄。省分行明确办事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我们在平山办事处留下来的同志，机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山县支行。
认真做好出纳工作我到银行工作的时候，正值晋察冀边区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过渡的时期。我了解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嘴村成立；1938年冬，边区银行几经辗转到达灵寿县油盆儿、黄土台、大西沟一带；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和冀南银行总行迁入石家庄联合办公，7月28日合并为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人民银行发出第4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人民币开始发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题字。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障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我在平山银行工作时，行长（起初叫经理）是刘子文（原土改时的区委书记），副行长是韩庆竹，秘书是高凤书。那时银行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业务，第二是会计，第三是出纳。业务负责办理存贷款，会计管走账、算账，出纳管库、点票子，钱都由出纳管理。业务是最重要的，有社会经验的、有能力的才能做这个工作。年轻的一般干出纳工作。
我刚到银行时做的就是出纳工作，简单说主要就是点票子。那时流行一句话"出纳工作真荣光，白天黑夜一百张"。看起来乏味的点票子干起来还挺有意思。我以年轻人特有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我当时觉得这份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很热爱这份工作。点票子也有大学问，不仅要快，更要准确，而且还要挑出假票。有个情况这里需要说明，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各个解放区都有银行，并且都印钞票。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都有自己印制的钞票。敌占区的国民党为扰乱解放区的金融秩序也趁机捣乱印钞票。数钱时必须把假钞挑出来。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如何区别真假呢？当时也没有验钞机，只能凭经验、凭手摸、凭眼看。经过认真查验后，我们总结出如何检验真假的办法，写成书面材料到集市上散发、讲解。所以，做出纳不是仅认识阿拉伯数字就行了，还得写材料、写汇报、做宣传。我肯下功夫练习，所以进步很快，点票点得既快又准，还能挑出假票。办事处在灵寿组织全地区的出纳点票比赛，我拿到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的"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地难忘入党经历我在平山银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有一件事却带给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终生难忘，这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1948年入的党，当时只有16岁。回想起来，那时入党可没有现在这么隆重，但记忆却非常深刻。记得是冬天，有一天,副行长韩庆竹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当时行长刘子文、副行长韩庆竹、秘书高凤书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让我坐下，说："今天，我们和你谈一件事，你先说说，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我说："不错。"他接着又说："我们三个人想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你参加不参加？"我说："参加。"他一边拿出一张表，一边跟我说："我们问，你说，把表填一下，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表填好后，他对我说："这表还得报送县委组织部，经县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认真地对我说："等县委批准后我们会通知你。记住，党还不公开，我们是单线联系，平时你干好工作，有事情或开会我们会通知你的。"一个月后，县委批准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高兴。后来我了解到，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这批同志中，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我当时是机关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感到突然，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大概是自己工作还可以吧。后来才了解到，领导其实早就对我进行考察了。当然也有熟悉我的人之前就向行领导推荐过我，一个是我们村的一位老干部叫王林卜，在县政府实业科当科长，他曾和韩庆竹副行长一起下过乡，他主动向韩庆竹介绍过我的情况，并说："你们要注意培养培养王杰平，这孩子聪明能干，品德好，家庭在村里也很有威信。"另一位是我参加土改时的组长闫志国，和我在一条炕上睡过，自然对我很是关心。另外，他同刘子文行长是邻村，又是干亲，曾经向刘行长介绍说："干叔，王杰平是在你那吧？这孩子跟我一起搞过土改，表现不错，老实本分，有培养前途。"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他们却真诚地举荐并培养我，介绍我入党，使我从此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我从心底感谢他们。
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刚刚懂事的时候，正值日本人侵略华北。在那个童真的年代，目睹的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没命地逃跑，鸡犬也不得安宁。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共产党从西北陕甘宁来了。我听大人们说，共产党是专打日本的，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共产党是救星，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得解放。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一个粗浅的结论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我入党时，组织和我谈话，我就只说"好"，这是很朴素很真挚的思想感情。后来随着自己知识的增加和思想的成熟，才逐渐明白，一个人在经历过民族的危机和困苦生活的洗礼后，所选择的信仰才会非常坚定。入党，让自己有了信仰；几十年跟党走，几十年的经历又让信仰更加坚定，终生不渝。
先入党后入团我是先入党后入团的。平山县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较早，这得益于时任平山县委书记的冯文彬，他当时的职务仍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我所知道的，他是建国后第一任团中央书记，是著名的中国青年领袖，曾参加过长征，曾组织领导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平山任县委书记当然不会忘记他的青年团工作，冯文彬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着手在平山建立了团的组织。
县支行虽然地方不是太大，但年轻人多，县里就在这里建立团支部，党组织派我参加到团支部当团员，任支部书记，领导青年团的工作，所以那时我既是党员又是团员，并且是已经入了党的共青团员。县里召开第一次团代会，我是唯一一个县直机关的代表，其他都是农村团员。报到的时候，农村团员都被统一安排在仓库、学校等宽敞地方打地铺睡，就剩下了我这个县直机关的代表。在团县委办公室，团县委书记郑瑞平和大家说："农村团员都已经安排好了地方，还剩下杰平一个人怎么办？我看呀，他就和咱们一起住在这儿吧。"于是，我和郑书记，还有团县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四个人同睡在团县委办公室的一条大炕上。那些日子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们对我很关心也很认可，后来，我也经常和他们联系，并多次去看过郑瑞平同志。
三、走出平山天地宽
我第一次走出平山，是从平山银行调到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工作。
调离平山1949年深秋的一天，机关领导派我到温塘征收公粮。吃罢早饭，我去找来一根木棍（一是为了减少步行的劳累，二是还能用来防身），就独自一人步行40多华里赶往区公所驻地温塘镇。当时别说汽车，自行车也没有。天黑前才赶到温塘，就接到电话叫我回机关，说我的工作有变动。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又拿着我唯一的"行李"--那根"拐棍"，赶紧返回机关。见到行长刘子文说："刘行长，我回来啦，听说工作有变动，有什么新的安排吗？"刘行长开门见山："一是中心支行要调你到石家庄工作，二是县委要调你到县委会工作。这可都是好工作，看看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到石家庄的话，我们就和县委说；愿意到县委会工作，我们就和中心支行说。"哦，这可是我第一次调动工作，我年轻阅历浅，不知道怎么办，就跟行长说："我没有离开过平山，没调动过工作，真不知道到哪里好，还是请您帮我拿个主意吧。"他很实在地对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要想提拔得快，在经济部门工作不行，要想快，就到党政部门去，像你这个条件，到县委好好干，很快就是区委书记，接着就上去了，前途无量。"听了他的意见，我认真考虑起来，是到县委还是到石家庄中心支行，两边都有调令，真正的两难选择呀，怎么办？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去找比我年长的股长们，向他们打听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出纳股的老股长封日白就直爽地跟我说："哎，听他的呢！中心支行也是共产党领导，你工作表现好，党委也可能把你调去机关工作。在平山别说汽车了，连自行车都很少，咱们不是讲现代化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一到石家庄这些都做到啦，非得留在平山吗？"两种意见都很中肯，只是还没等我认真想清楚，中心支行抓得紧，就派人拿着调令把我调走了。在当时情况下，从农村、县城直接调到大城市领导机关工作，真是很少见的，令许多人很羡慕，我也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