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在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豪评选中，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理所当然地登上了榜首。当年的3月27日，比尔·盖茨回母校参加募捐活动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回哈佛上学，弥补他曾经的遗憾。对此，比尔·盖茨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不难看出，比尔·盖茨已不愿意为了哈佛的学位证书而放弃自己已有的事业。
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常理，上学是盖茨喜欢的事情，在实现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愿望后，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继续学习，实现他的哈佛梦想。可是他为什么又选择放弃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因为，对于当时的盖茨而言，比起放弃学业选择经营公司，放弃经营公司去上学的机会成本更大；而且，他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上学对他来说得到的利益不可能比他经营公司的利益大，所以他当然会选择机会成本较小、利益较大的一方。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指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因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众所周知，有选择就有代价。当你得到一个机会时，你也就失去了另一个机会。而该选择哪个机会，人们则需要通过计算机会成本来加以权衡，即选择一件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的价值。
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想要的，人们必须选择放弃。
选择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却很难，难就难在备选的双方都有多种多样或者不相上下的优势。不过，只要了解了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人们就会明智地作出最经济、所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要想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作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机会成本并非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们计算机会成本一般只是为了找到最佳的要素组合，从总体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国也有一个与盖茨类似的不愿意上大学的例子，那就是姚明。姚明同火箭队签订了5年的合同，火箭队付给他的总薪酬是7000多万美元，加上他平时代理的广告收入，据说他的年收入已超3亿元人民币，但是如果他选择去读大学的话，这些收入很可能都会失去，也就是说，与在NBA打球相比，他选择上大学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
机会成本不仅仅是名人作出选择时才会用到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选择就需要计算机会成本，因此，这是一个对于任何人都很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人们在决策时，经常会比较各个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所获利益高于成本，人们才更倾向于采取行动。
经济学家提醒你
关于机会成本的概念要点：
（1）机会必须是决策者可选择的项目：机会成本所指的机会必须是决策者可选择的项目，若不是决策者可选择的项目便不属于决策者的机会。例如某农民只会养猪和养鸡，那么养牛就不会是某农民的机会。
（2）机会成本必须是指放弃的机会中收益最高的一个项目：放弃的机会中收益最高的项目才是机会成本，即机会成本不是放弃项目的收益总和。例如某农民只能在养猪、养鸡和养牛中择一从事，若三者的收益关系为养牛＞养猪＞养鸡，则养猪和养鸡的机会成本皆为养牛，而养牛的机会成本仅为养猪。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
小林的父母在同一家单位上班，他的妈妈是普通员工，每月实发工资3500元；爸爸是一名经理，每月实发工资5000元。小林父母的收入不同，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也不同，爸爸每个月要比妈妈多交不少钱，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在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对经济亦有较大影响。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原来，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税，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通俗地讲，就是谁收入越高，谁交的税就越多。
累进税率的形式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
（1）全额累进税率简称全累税率，即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量都按其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额。
采用全额累进税率进行征税，方法简单，易于计算。但在两个级距的临界部位会出现税负增加不合理的情况。例如，某甲月收入1000元，适用税率5％；某乙月收入1001元；适用税率10％。甲应纳税额为50元，乙应纳税额为100.1元。虽然，乙取得的收入只比甲多1元，而要比甲多纳税50元，税负极不合理。这个问题，要用超额累进税率来解决。
（2）超额累进税率简称超累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超累税率的“超”字，是指征税对象数额超过某一等级时，仅就超过部分，按高一级税率计算征税。
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原来是1600元，从2008年3月份起是2000元，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2000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以上面所列举的小林的妈妈和爸爸为例，小林的妈妈应缴个人所得税＝（3500－2000）×10％－25＝125（元）；小林的爸爸应缴个人所得税＝（5000－2000）×15％－125＝325（元）。在这里，小林的爸爸比妈妈收入高1500元，就要多交200元的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的特点是税基越大，税率越高，税负呈累进趋势。在财政方面，它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弹性；在经济方面，有利于自动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规模，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被人们称为“自动稳定器”；在贯彻社会政策方面，它使负担能力大者多负税，负担能力小者少负税，符合公平原则。累进税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其为多国所采用。
经济学家提醒你
收入越多，缴税越多；收入越少，缴税越少。
累进税率的特点是税基越大，税率越高，税负呈累进趋势。在财政方面，它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弹性，为各国所采用。
为什么缺一个人包不好饺子
过春节吃顿年夜饺子，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事。大年三十，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话家常，欢歌笑语，其乐融融。但是今年，家明的姐姐出嫁了，在家过年的成员少了一个，连包饺子都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原来，四口之家自然形成分工：爸爸和面，家明拌馅，家明的姐姐擀皮，妈妈负责包。由于分工明确，他们家包饺子的效率非常高。往往是晚上一两个小时之内，包好三五天吃的饺子。然后收拾停当，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晚会。当新春的钟声敲响，大家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庆祝新年的到来。
为什么缺一个人就包不好饺子呢？原来，在简单的包饺子行为里，蕴涵着“分工协作”这一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不朽思想结晶。
说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有两个最为著名的发现：一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二是所谓的绝对成本论。“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的力量，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须政府过多操心，诸如生产、交换、流通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市场会自动调节。“看不见的手”强调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对经济活动不要干涉；绝对成本论认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政府也不应当干涉，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使贸易双方的福利增加。但这里有个前提，即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每个国家只有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双方才能获利。至今，还有许多国家把绝对成本论作为制定外贸政策的依据。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实际上是从推导中得出的。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原因：一、分工使劳动专门化，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二、分工可以省却工人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免除因转换工序或工作而造成的损失；三、分工可以使工人因专门从事某项操作而容易改进工具和发明机器，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才能做的工作。
亚当·斯密以针的制造为例进行说明。针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名工人每天最多可以制造20枚，但有时可能一枚也造不出来。如果分工生产，则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0倍。分工的原则是，人们各自集中生产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所需要的产品，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各自的福利。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工厂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同样是这样。当分工越出国界时，分工就成了国际分工。亚当·斯密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推导中得出了他那伟大的绝对成本论。这理论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奠定了亚当·斯密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地位。而这两大理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理论。
回头看家明家的大年三十包饺子，我们发现，这就是充分利用了分工协作的优势。
包饺子现象说明我们日常忽视的几个问题：伟大的经济理论看起来最平实不过；有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运用经济法则做事；分工协作是人类目前所能探索出来的最好的合作方式。无论人与人相处，还是单位与单位相处，还是地区与地区相处，还是国家与国家相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经济学家提醒你
从经济学角度看，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让其各尽所能，就是要运用比较优势，让每个人只做自己最专业的工作，不擅长的事情就交给别人完成。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只要善于应用“比较优势”，就可以在与别人的竞争和合作中获得对自己来说最大的效用和收益。
为什么广州美食物美价廉
去过广州的人都知道，所谓“美食天堂”，广州的饮食称得上是广州的招牌。饮食界都有“吃在广州”一说。“吃在广州”不仅是指广州美食味道鲜美、品种丰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广州的饮食价格比许多城市要便宜很多，是实实在在“物美价廉”！这才是广州美食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广州的物价一直是比较高的。经济学中有个“物价指数”的概念，就是指某一时点的总体物价加权，与过去某一时点进行比较，用“物价指数”来表示总体物价水平的变化程度。
比如说，买一瓶啤酒，今年要6元，而去年只要5元。那么，我们可以说，啤酒的价格，今年相对于去年的物价指数是120％，上涨了20％。但是，计算整个国民经济的物价指数要比单个商品复杂得多。主要是在选择哪些商品作为样本和每一种样本的权数是多少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统计上的困难。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的是，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是整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物价总体水平较以往某个时点的变化程度。据统计，广州这些年来的物价指数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比北京还要高。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是，在广州，餐饮业的平均水平要比北京低。本来，物价水平比北京高的广州，劳动力价格、食品原料价格等方面都会比北京贵，于是食品的成本也应该比北京贵才对，那么，为什么广州餐饮业的价格却比北京要便宜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主要得益于广州餐饮业比较成熟的、有规模的市场竞争体系。
举个例子：卤水鹅是广州独具特色的菜肴之一，现有A、B、C、D、E五个人有购买欲望。但是，由于他们的饥饿程度、饮食习惯、消费能力等许多方面的不同，他们愿意出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分别为A90元、B80元、C70元、D60元、E40元。而与此同时，有四家卖卤水鹅的店，每家由于生产能力的原因，都只能提供2只卤水鹅。但是，由于他们的店面租金、工人工资、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愿意出卖的最低价格是甲70元、乙60元、丙50元、丁40元。
下面我们来分析，市场上将会以什么价格来交易。假设，如果是以70元每只的价格，那么，甲乙丙丁都愿意把所有的鹅卖掉。于是，市场上有8只鹅的供给。而在A、B、C、D、E这五个人中，只有A、B、C三个人愿意购买。于是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同理，价格定在60元，一样是供过于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供过于求时，商品价格是会下降的。于是，如果市场价格定为50元，那么，这时候，只有丙、丁两人提供4只卤水鹅，而市场上有A、B、C、D四个人愿意以此价格购买。于是，市场上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这就是在此市场上卤水鹅应该的价格。而如果以40元的价格出卖，就只有丁能提供2只鹅，而会有A、B、C、D、E这五个需求。供不应求时，价格会上升到50元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