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出生于兴化白驹场的一个穷苦的“亭民”之家。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从十岁开始就跟乡亲们一起，在白驹场的官盐船上“操舟运盐”，依靠卖苦力赚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据史料记载，少年时的张士诚“少有膂力，负气任侠”，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为人仗义疏财张士诚。渐渐地，张士诚在当地盐民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由于给官家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和几个胆大的同乡一起做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为了稽查私盐贩子，元朝廷在各处盐场都设置了盐警。白驹场当地有一个盐警名叫邱义，负责监督盐民出工、缉拿私盐贩子。邱义不但常常克扣白驹场盐民的劳动所得，而且盐民们每月还要向他上贡，一有疏漏，就对盐民非打即骂。张士诚和盐民们慑于他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元朝末年，各地农民义军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节节胜利，使得张士诚备受鼓舞。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张士诚秘密联络了十七名胆大的盐民，积极筹备武装暴动。事关重大，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张士诚把起义的地点选在了白驹场附近的草堰场。一天夜里，十八名热血盐民在草堰场的北极殿中歃血为盟，抄起挑盐用的扁担，在寒风中悄悄摸进盐警邱义的家中，把这个平日里为害乡邻的恶霸乱棍打死。随后，十八个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一把火把房屋烧了个干净。张士诚等人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草堰场附近的盐民，他们纷纷响应张士诚的号召，投身到反元的起义大军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军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元末反元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之一。
明太祖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他死后，孙子建文帝即位。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
中国古代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朱棣却是唯一从地方藩王起兵夺得帝位的皇帝，开创了大明王朝中兴之始，史书评论参差，个人心中自存高论。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所谓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很多时候也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是王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漂亮话。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上狡诈深沉的篡位者、冷血无情的杀人王，再怎样费尽心力篡改历史以美化自己，也终会留下蛛丝马迹。天网恢恢，公论自有入网的一日。
明成祖朱棣话说明成祖朱棣坐上皇帝宝座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篡改、销毁前朝实录和档案记录，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政权名正言顺。朱棣能够靖难成功，并不在于他真的占据了道德和正统的制高点，而是因为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同时，对手在关键时刻的致命失误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件事的根由还要从朱元璋分藩说起。
蓝玉
安徽定远人，常遇春妻弟，明朝开国元勋，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曾在捕鱼儿海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毁其职官体系而名震天下。后遭疑谋反，被明太祖处决，株连一万五千人，是为明初之“蓝玉案”。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十人为公爵，二十八人为侯爵，丹书铁券。然而，不过二十年间，从前血战沙场的武士谋臣不仅自身首领难保，三宗九族也被杀个精光，其间既有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的胡惟庸、李善长，也有为明朝立功无数的大将军蓝玉，究其因由，这位草根出身的朱皇帝愿望其实很“朴素”：不过是想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乃至三世、万世，斩除任何威胁朱家帝系的潜在性危险。
与对待臣下的刻薄寡恩相对，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几个儿子皆拥重兵，占据要塞，朱元璋还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帝国各级官吏厉行清廉，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遭到剥皮酷刑。明代官俸为历代最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对皇族，朱元璋则极其优崇。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二百石。
《洪武京城图志》载南京皇城图明初，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因此，明初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皆以地位尊贵的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
太祖诸子，有九子封在东北到西北的边境，依地势自东往西数过来是：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为了戍边，九王握有重兵，而且每年都做“军事演习”。太祖得意洋洋地对允炆说：“我把御外侮的责任交给诸王，边尘不动，让你做太平天子。”
允炆答道：“敌国入侵，由诸王对付；诸王有异心，谁来对付？”
太祖默然，问道：“该如何处之？”
允炆略加思索，答道：“以德争取其心，以礼约制其行。如果无效，削他的属地；再无效，改封到别处。这样再不知改悔，就只好举兵讨伐了。”
可见允炆要裁剪诸王的事权，早在他身居储位时，就因为感受到他那些叔叔们不逊的刺激而有了打算；而且不惜兵戎相见这一个原则，也是得到他祖父的同意的。可惜，他只是个理论上的高手，实践中的矮子，说得头头是道，付之实行却毫无章法，此为允炆败亡的重要原因，且留到后面再谈。
朱元璋临终前特地颁布遗诏，嘱咐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王国所设的官吏，听朝廷节制。这是太祖为身后打算，只可惜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诸王来朝，不服幼主，必有人觊觎大位，起而谋逆；官吏受朝廷节制，则用以防范诸王。
传说中的丹书铁券1398年，71岁的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四年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叔侄相争，同姓相残，大明朝文臣武将没有出来觊觎皇位的（稍有头脑和武勇的都被合族诛杀），反倒是最像朱老头子的宝贝儿子朱棣横里杀出，坐上了原来与他基本无缘的龙椅。
朱棣，史书上讲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与周王朱橚皆为朱元璋元配正妻马氏所生。其实，朱棣的生母是朱元璋的硕妃孙氏，据明清时的笔记史料记载，孙氏是高丽人。朱棣亲妈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朱元璋的儿子。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于北平（今北京）开藩王府。大概久习战阵，长年在朔方征战，朱棣年青时就智勇皆备，能推诚任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和皇兄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一同勒兵进讨蒙古残部乃儿不花。朱樉和朱枫怯懦，皆逗留不进。朱棣指挥士兵直趋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缴获人口牛马无数。听闻儿子朱棣大胜的消息，朱元璋大喜，此后屡派朱棣帅诸将出征，并令他节制沿边士马。可见，朱棣是个久习边事且弓马娴熟的善武王爷，并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领兵打仗的经验。
反观朱允炆，长于儒生之手，有见识而无才干，再加上用人不当，才将大好的江山丢掉。建文帝一即位，就开始“惦记”削藩，这个战略思路是对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犯下种种错误，结果反把自己给“削”了。建文帝甫一即位，就拿周王朱橚开刀，找借口抓了这位叔叔。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建文帝的这个行动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相反使得本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朱棣也知道篡逆是十恶不赦大罪，勾引术士相人在身边无非是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并对左右从人施以心理暗示）。
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戍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监视这位王爷的动静。建文元年（1399年）春，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建文帝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是老实人，又值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三月，燕王依礼入觐新君侄子建文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之罪。建文帝却表示说“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过人，有先祖之风，再加上占据北平要地，应及早将其迁至南方。”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藏于袖中，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摆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
由此可见，建文帝天性仁厚。然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建文帝失去了剪灭朱棣的最佳时机。随后的几年里，建文帝一次又一次坐失良机，眼睁睁看着朱棣的势力变大。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朱棣在南京时，建文帝如果想处置他，非常容易，随便找个理由，先把人控制起来再说。朱棣离开北平根据地，没兵没将，什么都不是。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真不知道一直主张削藩的儒臣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狠手，放虎归山，终酿大祸。
小祥忌日
人死以后一年叫周年，古称“小祥”。古时候每逢此日家人忌饮酒作乐，所以称“忌日”。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为令朝廷不起疑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不是好事。不如遣还。”秀才议事，思前想后，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惟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饮酒纵马欢歌，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就在仪式后把三人都打发归国。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有点后悔，生怕三个儿子被一网打尽。看见三个人毫发未伤返回，不禁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这里，建文帝犯下两个大错：放朱棣回北平；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了无顾忌。
建文帝放走朱棣之后，十分不放心这位能干的老叔，便派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他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
朱元璋一死，建文帝便开始着手削藩，他的心腹谋臣是齐泰、黄子澄。这二人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但才干方面实在很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绝不能担当“削藩”的重任。齐泰原名齐德，洪武年间，太祖以谨身殿为雷所毁，祷庙谢过，选择九年无过失的臣子陪祀，齐德为其中之一，因而赐名为“泰”。齐泰当兵部左侍郎时，太祖问边将姓名，他历数无遗；又问各地形势，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本手册，进奉太祖，其中的记载异常扼要，太祖大为欣赏。但这是参谋长的本事，不见得能定大计、决大策。
黄子澄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会元，当时被选为东宫伴读；建文帝为皇太孙时，仍侍东宫。一天在东角门跟他谈起诸王难制，黄子澄认为不足为忧，诸王的护卫兵力单薄，倘有叛变，临之以中朝大军，其谁能敌？及至建文即位，以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同参国政——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相后，明朝永无名义上的宰相，所以有此“同参国政”四字，就等于宰相之任。
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削藩大事，先从周王下手。建文帝即位后不久，急命曹国公李景隆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十二月，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建文帝便把代王徙至蜀地，交予蜀王看管。
再说燕王方面，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以静制动。建文帝却沉不住气，建文元年七月，这位年轻的皇帝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眼看冲突近在眼前，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成天假装不省人事。
建文帝自然不信，派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他们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燕王长史葛诚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明廷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军区司令）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这一切安排可谓十分周密，如果计划顺利进行，胜利的天平就会倒向建文帝。奈何建文帝所用非人，关键时刻，张信向朱棣密告此事，使得功败垂成。朱棣称帝后，对于在战场上无尺寸之功的张信“论功比诸战将，进都督佥事。封隆平侯，禄千石，与世伯券”。无论是朝会还是平时见面，朱棣都呼张信为“恩张”，不仅如此，大凡察藩王动静等特务密事，皆命张信去办，对他一直荣宠不衰。
就在这时，张芮、谢贵等人已经率兵包围王府，一边劝降，一边向王府内放箭。情况十分危急，朱棣一时也没了主意。卫队长朱能建议：“如果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
朱棣沉吟半晌，决定先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再作打算。于是，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后，朱棣打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派人召唤张芮、谢贵两人入王府。张、谢两人思虑再三，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王府不能随意进入，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
进入燕王府大堂，看见朱棣曳杖而坐，俨然大病初愈的样子。两旁府属齐集，音乐声起，赐宴行酒。酒过三巡，朱棣忽然变脸，掷瓜于地（事先定好的行动暗号），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葛诚等建文帝“内应”也被当即拿下。张、谢等人皆被斩于王府堂前。
张芮、谢贵两人的卫士从属听说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应时溃散。只有北平都指挥彭二比较沉着，单人匹马于市中大呼“燕王造反”，集兵士千余人，猛攻端礼门，被燕王手下两个健卒砍落于马下，乱刀杀死。
朱棣又急忙下令，命张玉等人率兵乘夜突击，攻夺北平九门。仅仅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就占据整座北平城，朝廷派来的都指挥使余瑱和马宣身边士兵寥寥无几，一个退守居庸关，一个逃往蓟州。
靖难之役一不做，二不休，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
建文君臣闻变，下诏削夺燕王属籍。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与成长于深宫的建文帝不同，朱棣自少年时代起就随朱元璋征战，成年后又独当一面，是久娴军旅的师才。随后的战役中，朱棣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一步步逼近南京，而建文帝一方则节节败退。
燕兵攻克怀来后，势如破竹，开平、龙门、上谷、云中皆不攻自破。不久，又攻陷永平。至此，朱棣的北平大后方根据地已成稳固之基，再无太大的后顾之忧，可以锐意南下。
北方军情如此紧急，建文君臣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燕王朱棣只是侥幸得胜。当时，建文帝正锐意文治，天天与方孝孺等大学者、诸文臣们讨论《周官》法度。
黄子澄虽是书生出身，却也能看出燕兵来者不善，劝谏道：“燕兵素强，不早御之，恐河北尽失。”
至此，建文帝才派长兴侯耿炳文、驸马都尉李坚等人率师北伐，抵挡燕兵的进攻。黄子澄不放心，接着下令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以及十多位都指挥使数道并进，号称百万，直趋北平方向进军，并飞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助给军饷及后勤支持。
众将出发前，建文帝于大殿送行。本来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战场，建文帝还嘱咐将士千万注意不要杀伤燕王！燕王朱棣造反，威胁大明社稷，双方主力还未短兵相接，皇帝竟讲明不能让这位“反贼”叔父有损伤，诸将投鼠忌器，兵士又不敢抱“擒贼先擒王，杀贼先杀头”之心，由此，就可以预见日后明军面对燕兵时的困窘之境。
朱元璋徐达对弈图在两军对垒的紧张时刻，黄子澄又建议以李景隆替换耿炳文。建文帝亲自在江边为李景隆（李景隆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所以他是建文帝表哥）送行，赐其通天犀带，并诏令这位大将有专征杀伐之权。这是建文帝败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用朱棣的话说，李景隆“膏梁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常习兵见阵，（建文帝）辄予以五十万众，是自坑之也。”
朱棣为手下分析当时的局势，胜券在握，他认为：“兵法有五败，（李）景隆皆蹈之。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兵衣单，不足披冒霜雪，加之兵无余粮，马无宿草，二也；不量险易，冒入趋利，三也；领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四也；部伍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李景隆五败皆备，何能为也！”
于是，朱棣兵行险棋：驰援永平。他认为李景隆如果知道自己不在城里，必集大军攻城，到时燕军回师反击，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能破敌！
果然，李景隆上当，连忙率明军进渡卢沟桥，直逼北平，明军把北平城围得铁桶一般，在九门筑垒，挥军猛攻北平。明初虽有攻城火炮，但攻城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加之燕王起兵以来一直早有准备，深沟高垒，城墙加厚，五十万明军攻城受阻。
一度，攻击北平丽正门的一支明军战斗力很强，已经有一股部队冲开城门，如果李景隆指挥有方，再派上数千后备队，丽正门必破无疑。坚城再牢，只要一门被攻破，很快就会全城陷落。但李景隆号令不严，已经登城的明军忽然撤退。可见，明军的战斗力虽然不弱，但约束力很差。攻打丽正门明军看见后面没有后援，就自作主张回到营垒休整。
经此一役，北平燕军防守益坚。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严肃部署，用人得当。燕兵燕将还常常乘夜缒下城闯入明营中乱杀一气，明军扰乱纷纷。不得已，明军退营十里。李景隆妒忌能干的将军瞿能，结果又一次失去攻城机会。北平守军争取了宝贵时间，燕王朱棣回军路上也十分顺利。1399年十二月，朱棣所率燕兵乘北河水冻结，突然对明先锋都督陈晖发起进攻，大败明军，燕兵乘胜，奇兵左右出击，连破明军七营，直逼李景隆中军大营。明军刚刚退至城下，北平城内城门大开，燕兵高呼从里面杀出，双方夹击。李景隆明军再也支持不住，他本人弃大营连夜逃跑。
转天早晨，固守九门营垒的明军奋力抵拒，仍被燕兵攻破四垒。惶急之间，大家又听说主帅李景隆不知去向，顿时溃散，丢弃兵粮，晨夜南奔。
李景隆马不停蹄，一路逃到德州。
建文帝也隐约听闻战事不利，就问黄子澄进展如何。由于李景隆是自己极力推荐，黄子澄匿败不报，回复说：“听说我军交战数胜，但天海船气奇寒，士卒不能忍受，现暂回德州，待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同时，黄子澄派人急报李景隆不要以败讯上闻。
建文帝还下特诏加李景隆太子太师，兼赐玺书、金币、御酒、貂裘。
建文帝用人的失误还表现在调换大将吴高上。吴高在战斗之中虽然常怯阵，但为人行事缜密，善于守城。朱棣就使“反间计”，给吴高写信盛赞其作战有方、为人厚道。建文帝闻讯，马上下诏削夺吴高的爵位，徙广西安置，只令明将杨文守辽东。
在靖难之役的最后关头，建文帝宫内的太监帮了朱棣天大的忙。由于建文帝御内臣甚严，不少宦官心怀怨愤。同时，建文帝又严惩冒皇帝名义出外勒索的宦官头目，于是，心中充满怨毒的太监，纷纷到朱棣处示好，把皇宫的消息告诉燕王。
建文四年（1402年）初，朱棣大军从北平出发，一路南下，势如破竹。1402年6月，燕兵至泗州，守军不战而降。朱棣列大兵于淮河北岸，明将盛庸拥数万兵于南岸。未几，燕兵又施奇袭计，这群惯于骑马的北方兵竟能先派数百人乘小舟先入南军舰队中放炮，屡战屡败的南军惊骇至极，弃舰而逃。燕军乘胜，当天就攻克盱眙，直趋扬州。接着，燕兵又降高邮、克仪真。此时，长江之上，遍插燕王大旗的巨舟往来穿梭，旗鼓蔽天。
金陵城内，大臣们见势头已变，各自心怀鬼胎，都以守城为名求出，致使都城更加空虚。情急之下，建文帝派燕王堂姐庆城郡主入燕营请和，答应割地，与燕王中分南北，划江而治。
事已至此，朱棣当然不干，婉言拒绝。
眼见燕兵兵临城下，建文帝会群臣，当众恸哭。有人劝建文帝逃往蜀地，有人劝逃往浙江，有人劝逃往湖湘，意见纷纷，莫知所是。最早立议削藩的齐泰、黄子澄都早先出外“募兵”。至此，建文帝一筹莫展，天天长吁短叹，恨恨道：“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
建文帝惶急，“逊国而去”，“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建文帝嫡孙袭统，竟败于起兵反叛的藩王之手，总结起来，朱棣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除了朱棣本身的才干外，建文帝的失误“成全”了朱棣。再看建文帝的手下，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书生，仓促行削藩之计，不知兵事，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眼光，以至于误己误国，最后招致灭族惨祸。
纵观靖难过程，主要是建文帝一方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大师之才。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因为所有有智有勇有力的名将早已连子孙都被诛除干净，留下的全是三、四流将领，自然不是燕王朱棣的对手。
朱棣入京后，立即开始“大清洗”，他先残杀了建文帝后宫中手无缚鸡之力的宫人、女官以及内官无数，只留下一帮曾给他通风报信的太监。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是被朱棣杀掉。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至明英宗时才放出，已经五十七岁，尚不能分辨马牛，完全被禁锢成一个痴呆。
其后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铁杆臣子数十人。
方孝孺像方孝孺乃建文帝耿耿忠臣，身穿重孝大哭于阙下。朱棣召其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朱棣要方孝孺书写诏书，方孝孺夺过诏纸，在上乱批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
朱棣残暴本性显出，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诛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
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坐于御座，铁铉背立殿廷，至死不转身面对朱棣。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他口中，其后，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这还不算，朱棣又把铁铉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建文帝刑部尚书暴昭，在朝堂上大骂朱棣，朱棣先去其齿，然后断其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方孝孺墓前碑礼部尚书陈迪，由于责问不屈，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虽为文士，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朱棣虐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明太祖最受人诟病的一事，是侮辱衣冠，至成祖又变本加厉，清朝章学诚曾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在明太祖时，于南京乾道桥设“富乐院”，罪人眷属，发此为官妓。成祖处置建文孤忠的妻孥，实在与流寇的作风无甚分别。如《国朝掌故》所记：“铁铉妻杨氏年二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这是个什么皇帝！
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