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春天，我偶然听说，莫斯科建成一座新剧院，准备上演阿·康·托尔斯泰的悲剧《沙皇费多尔》。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个消息挂在心上，甚至不知道新剧院的一个主要组织者，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说真的，以前，大约1897年底，我常见到他，不知什么原因，他每次都要跟我谈起《海鸥》，谈起《海鸥》在文学与戏剧上的成就，可是我一听这些就立刻把话题岔开，因为我又想起了《海鸥》在彼得堡的惨败。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外交”手腕，他知道我跟哥哥关系密切，显然认定，我能劝哥哥同意在新剧院上演《海鸥》。
1898年秋天，我们的父亲去世，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过冬，我把母亲接到莫斯科，在乌斯宾巷拐角的小德米特罗夫卡租下一套住宅。在乌斯宾巷另一头的轿式马车市场，即后来的“埃尔米塔日”，就是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剧院正在上演《沙皇费多尔》。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不止一次跟我提起这个戏，说是一出精彩的好戏，总让我去看看。不过我一直没有去。
可是有一天，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来到我这里，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找我，要给我《海鸥》首次公演的入场券，《海鸥》将于12月17日在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上演。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与这个剧院有关系（当时我不认识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心紧张得难受。又是《海鸥》！我害怕它再遭到彼得堡那样的惨败。
大约在《海鸥》首次公演前一星期，我到剧院看了《沙皇费多尔》。演员的表演很出色，我很高兴。为了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放心，我把看戏的印象写信告诉了他，并且加上一句，说《海鸥》肯定会获得成功。我知道，公演那天哥哥在雅尔塔会坐立不安，因此我告诉他我一定要去看演出，并且相信演出会成功。其实我也害怕去看首次演出，把赠票给了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让他带着他家里的人去了。
12月17日傍晚，一辆辆出租马车、轻便马车、轿式马车从我住宅的窗前隆隆地走过，向“埃尔米塔日”驶去。随后，街上一片寂静……我心里焦虑不安。最后我实在忍耐不住，还是披上皮斗篷，到剧院去打听一下情况。我打开伊万的包厢门，紧挨门口坐下。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剧院里很安静，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戏，跟彼得堡那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悄悄地问哥哥伊万：
“怎么样？”
他同样轻声答道：
“好极了。”
我看起戏来，亲眼目睹了那些陌生演员的绝妙表演。当时我还不认识克尼碧尔、丽丽娜、维什涅夫斯基和其他的演员。观众对演出极为赞赏，呼唤作者登台。我感到万分遗憾，哥哥当时不在剧院，没能看见自己的剧本竟如此轰动地恢复了名誉。众所周知，演出结束时，根据观众的要求，剧团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往雅尔塔拍了贺电。
第二天，我给哥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凡是我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写的信，他都保存下来，因此现在我才有幸常常重读我在五六十年前给他写的东西。下面就是我写的那封谈到艺术剧院首次上演《海鸥》的信：
昨天上演了《海鸥》。演得好极了。第一幕演得非常清晰而有趣。非常非常可爱的女演员克尼碧尔扮演戏里的女演员、特烈普列夫的母亲，她才华超群，看她表演，听她说话，简直是一种享受。医生、特烈普列夫、教员以及玛霞的角色都演得好极了。我不特别喜欢特利果陵和海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特利果陵演得无精打采，而扮演海鸥的女演员很差劲，不过，总的来说，演出很动人，简直让人忘记了那是在演戏。剧场里静悄悄的，观众聚精会神地听着。第一幕演完以后，观众呼唤你登台，于是涅米罗维奇出来说，你不在剧院，这时所有的人，尤其是池座里的观众就大声呼喊着：“那么应该给他发个贺电！”第三幕演完以后又是欢呼，为演员喝彩，呼喊作者的名字。这时，涅米罗维奇又出来说：“既然如此，请允许我给剧作者发个贺电。”观众喊着：“赞成，赞成！”熟人很多，我有些紧张，可是心里高兴，大家都来祝贺演出成功，对你赞不绝口，等等……
不知为什么，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好，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好，都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坚持说，我似乎在《海鸥》上演之前到剧院去过，要求更换剧目，这使整个剧团在《海鸥》首次公演之前神经更加紧张了。可是我上面已经说过，在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给我送来《海鸥》首次上演的入场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领导这个剧院。大概我的这些亲爱的、永远不能忘怀的朋友们，不管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好，还是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好，后来都运用了一点想象，为的是强调《海鸥》上演的困难（可是，由于他们这样轻率地写成了文字，致使后来我们一些敬爱的现代契诃夫研究家也在自己的著作里重复起这件事来）。
《海鸥》越演越受到赞扬。首次公演后两个星期，我给哥哥写信说：“《海鸥》引起了轰动，人们谈论的只有它了。根本买不到票，广告上每次都写着：‘票已售完。’我们住在埃尔米塔日——剧院附近，每逢演出《海鸥》或者《沙皇费多尔》，马车就从我们窗下鱼贯而行，缓缓驶过，警察哇啦哇啦地叫喊。夜半一点钟，观众一边走一边高声谈论着《海鸥》，我躺在被窝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很快就认识了艺术剧院全体演员，而且跟他们关系密切起来。一1899年2月5日，我第三次看了《海鸥》，给哥哥写信，我写道：
昨天我第三次去看《海鸥》。觉得比第一和第二次更为满意。他们演得非常、非常好，连罗克萨诺娃也演得很好了。维什涅夫斯基请我到后台，把我介绍给全体演员，他不久前到我们家里来做过客。要是你知道他们有多高兴就好了！……扮演玛霞的阿列克谢耶娃要我转告你，你写的角色别提多适合她扮演了，她很感谢你。所有的人都向你致敬。他们怀着多么深厚的爱演你的《海鸥》啊！费多托娃也在，眼泪一刻不住地流，说：“请您转告他，那个亲爱的人，就说我老婆子让这个戏给迷住了，她向他致以深深的敬礼。”她说到这儿，对着我鞠了个大躬。每逢幕间休息，她都要我到她那儿去，而且仍然泪流不止……尤仁也在，可是他没有说什么。我从心底里感到惋惜的是，你竟没能看到你的戏会有如此卓越的演出……
于是，我成了《海鸥》两度上演的见证人。一次是凄惨、残酷的演出，它不承认剧作家的革新，拒之于剧院以外；而另一次演出，却确立了崭新的、现实主义的戏剧，增强了作者的信心，使作者得到了创作的欢欣，这次演出使《海鸥》流芳百世，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优秀剧院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