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在家，我们第一次孤孤单单地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我不得不一个人操持梅里霍沃的家务。可是奔走于莫斯科和梅里霍沃村之间，把两地的事情都办妥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时，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早不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了，他已经成家另过。
趁哥哥不在家，我想把厢房大修一番，因为冬天厢房里相当不暖和，冷风把热气全吹走了。我着手修理两个房间里的防寒设备，心想，来年冬天哥哥会住在家里，到时候，他为了方便和安静，就可以搬到厢房里去住了。
屋里的壁纸都钉上了一层瑞典硬纸板，又糊上新壁纸，外室的正门门板包上毡子和漆布，门上还挂起一个大呢门帘，挡得严严实实。窗子上也挂上厚窗帘，密不透风。炉子也重新砌过。总之，厢房搞得很漂亮，很舒适，正如我往法国给哥哥写的信中说的，它“像一个精美的糖果盒”。可是很遗憾，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冬季一天也没有在厢房里住过。
在这之前几年，我就开始认真练习绘画。我去听斯特罗加诺夫美术学校的夜班课。在那儿我认识了女画家德罗兹多娃和霍佳英采娃，后来跟她们都成了好朋友。玛丽雅·基莫菲耶芙娜·德罗兹多娃经常跟我到梅里霍沃去。我们一块儿绘画。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开玩笑地把她的姓改成乌多多娃，也是“鸟姓”，有时候还称她古尔古利雅。她最终也没能成为真正的画家。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霍佳英采娃是个具有特殊气质的女画家。她无疑很有才气，可是律己不严，过多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分散了精力，因为如此，她没能创作出什么特别出色的作品。可是，她倒是一位很有才能、很聪颖的漫画家，她的漫画常在报刊上发表。
霍佳英采娃也常到我们梅里霍沃的家里来，有时还住一些日子。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尼斯去过冬，她也很快到那里去了。“这儿有一位俄罗斯画家，她画我的漫画，一天画十至十五次，”安东·巴甫洛维奇从尼斯写信说。顺便说说，她的这些漫画画得相当成功。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另外一封信里向我这样描写霍佳英采娃在尼斯的情况：“昨天我领亚·亚·霍佳英采娃到蒙特卡罗去了一趟，让她看了轮盘赌，可是她跟别的女人一样，缺乏男人那种跃跃欲试的好奇心，而且轮盘赌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她还是穿着在梅里霍沃时的那身衣服。在Pension Russe吃午饭的俄国人当中，她最有教养，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过了两年，亚·亚·霍佳英采娃与女画家伊丽莎白·尼古拉耶芙娜·兹凡采娃合作开办了一个美术工作室。她们聘请著名画家谢罗夫和科罗文任教师。雕刻家安娜·谢苗诺芙娜·戈鲁勃金娜教授雕刻。这个工作室深受年轻画家的欢迎。我在这个工作室学画。我的一些绘画作品，例如《芭蕾舞女演员》，就在那儿经谢罗夫亲自修改过。
1897年底，我在梅里霍沃收到画家约·埃·勃拉兹的一封信，请我把他在梅里霍沃画的那张他并不满意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肖像寄给他。他跟我说，希望哥哥从国外回来能路经彼得堡，他打算再把那幅画加工一下。我把画寄给了勃拉兹，不过我同时告诉他，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到夏天是不会回国的。因而勃拉兹就向巴·米·特列基亚科夫提出给他到尼斯去的路费，他想重画一张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肖像。特列基亚科夫同意了，由此看来他是极想在自己的陈列馆里有一张契诃夫肖像的。
1898年3月约·埃·勃拉兹前往尼斯，在那儿重新画了一张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肖像。直到现在，特列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里展出的那张契诃夫的著名肖像就是这样来的，勃拉兹在肖像上自己的签名下面写了“98年，尼斯”几个字。
然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依旧不喜欢这幅肖像。他给我写信说：“据说像画得很像我，可是我并不觉得怎么样。上面有的一些特点不是我的，而我的一些特点又没有。”他在给霍佳英采娃的信中抱怨说：“表情还跟去年的那张一样，仿佛我闻足了洋姜的辣味似的。”后来亚·亚·霍佳英采娃就根据这句话画了一张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漫画，画他站在特列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里看着自己的肖像。这幅漫画发表在《新时报》上。
可是伊·伊·列维坦却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那幅肖像。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尼斯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有《在故乡》、《贝琴涅格人》、《在大车上》、《在朋友家里》。我在《俄罗斯新闻》上读到这些小说，很喜欢，特别喜欢《在故乡》。莫斯科文学界对这篇作品也称赞不已。当时我忍耐不住，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哥哥。
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尼斯工作效率不高。他在国外的创作灵感比在家里差得远。他从那里给我写信说：“我想工作，可是没有适合工作的环境。”他在另外一封信里还说：“我在工作，可是极为苦恼的是，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因为住在异国他乡，工作不舒服；自己总觉得像被人抓住一只脚头朝下倒挂起来似的。”不过他从国外给我们写的信比他到别处旅行时多得多。他在这些信里惦记着家，惦记着梅里霍沃的农民和小学生。他还给我们和家里的工人寄来过礼物。这种关心当然使所有的人都很感动。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尼斯逗留期间，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正轰动法国。案件的实质是这样的。早在1894年，因为有人诬告犹太籍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犯有间谍罪，法国军事法庭判处他终身流放。
1897年底，在法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军事法庭决定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但是军事法庭仍然维持原判。
这次审判过后几天，法国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法国总统福尔的公开信。这封信的标题是“J？accuse”（我控诉）。作家在信中大声疾呼，公开控诉法国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讹诈和肮脏的伪造勾当，公布了与“德雷福斯案件”有关的所有犯有国事罪的人员名单。
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正义高于世间的一切。他对整个案件极为关切，并且站到德雷福斯和左拉的一边。有趣的是，当时苏沃林和他的《新时报》对德雷福斯和左拉持否定的反动立场，而哥哥恰恰给他写信说：“德雷福斯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可是还没有走上正轨。左拉光明正大，因此我（作为工会的一员，已经从犹太人那里得到100法郎）对他的激情非常欣赏。法国是个非常好的国家，法国的作家也非常好。”
在德雷福斯案件上，苏沃林的报纸始终不断刊登带有污蔑性和反犹性的电报、报道和文章，攻击德雷福斯和左拉，攻击所有敢于保护他们的人。这一切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极为愤慨，于是他在给费·德·巴丘什科夫教授的信中写道，“《新时报》简直恬不知耻”。这时他彻底明白了，不能把苏沃林跟他的报纸分开。正是在这时候，哥哥与苏沃林的私人友谊关系才发生了转折。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大哥亚历山大写信说：“在左拉的事情上，《新时报》表现得简直卑鄙，我跟老头子在这方面互相通过信……于是两人谁也不理谁了。我不愿给他写信，也不愿收到他的信……”
安东·巴甫洛维奇跟苏沃林的关系就这样终结了。不错，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他们之间后来还有为数不多的书信往来和会面，可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尼斯认识了俄国著名教授马·马·科瓦列夫斯基，他们两人经常见面。科瓦列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可是在80年代末由于思想进步而被革职。哥哥从尼斯给我写信谈到与他认识的情况：“他正是那个具有自由思想而被解除大学职务的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他在另一封给霍佳英采娃的信中，称科瓦列夫斯基是“在各个方面都极为了不起和引人注目的人”。
在尼斯，常与哥哥见面的还有伊·尼·波塔片科、作家瓦·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小剧院的演员兼导演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仁，或者称他为萨舍奇卡-菲列，这是我们在自己一些人中间给他取的外号。我们之所以给他取这个外号，是因为每逢我们一块儿到饭馆去吃晚饭，他总是给自己叫一份“小脑煎肉排”。我们管他的妻子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也同样叫做玛舍奇卡-菲列。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苏姆巴托夫-尤仁是个很有才能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跟安东·巴甫洛维奇很要好，很爱他。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同样喜欢他，而且像跟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一样，也是以“你”相称。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仁写过一系列评论安东·巴甫洛维奇作品的文章，例如对短篇小说《农民》的评论，就说明他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创作评价极高。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法国还认识了一个人。这件事不能不提一下，这就是和著名雕刻家马·玛·安托科尔斯基的相识。直到今天，在亚速海岸边的塔甘罗格还竖立着一座彼得大帝的雄伟纪念像，这是安托科尔斯基的作品。这座纪念像出现在塔甘罗格，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巴黎跟雕刻家交涉的结果。事情是这样的：1898年秋是塔甘罗格建城二百周年。大家知道，这个城是彼得大帝建立的。市自治会为建城创始人的纪念像募捐。市长约尔达诺夫请安东·巴甫洛维奇去找住在巴黎的俄国雕刻家马·玛·安托科尔斯基谈一谈，让他制作一座彼得大帝的雕像，要像他以前为彼得戈弗所做的雕像那样大小。于是，素来关心故乡城市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完成了这一委托，这样彼得大帝的纪念像就在塔甘罗格竖立起来了。
1898年春天，我们全家人以及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急不可耐地等待安东·巴甫洛维奇返回家园。可是，天气好像故意跟人作对似的，一直很冷：春天姗姗来迟，积雪很久也不融化。哥哥依照我们的请求继续待在巴黎，等着我们通知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回国。结果，他在国外住了8个月，5月2日才离开法国，5日回到梅里霍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