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受到上天特别眷顾的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七世祖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凉国的武昭王。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国之一，封为陇西公。他的父亲承袭公爵。他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贵显赫的独孤氏三姊妹中的独孤二姐。杨坚用权术谋夺了后周的天下，改国号为隋。独孤三妹是隋文帝杨坚的元后，位尊权重。李渊承祖上余绪，封为唐公。他不但有这样优越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他又具有比较强的行政才能与军事才能。因此他能够出为八使，入典六屯。更为难得的是他有一位高贵而优秀的原配夫人，那就是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氏。太穆皇后给高祖生下了李世民这样的儿子和李三娘这样的女儿。（当然也给李世民留下了像李元吉那样奸凶残暴的弟弟与才德平庸的李建成哥哥）。太穆皇后去世后，高祖于是又续娶了当朝宰相之女，也就是后来的宇文昭仪。青壮年时期的唐高祖李渊，正是处在隋文帝的开皇时代。这一时期也正是隋朝政治上比较开明的鼎盛时期。此时的李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春风得意。
到了大业年间，隋炀帝一反开皇之政，他穷奢极欲，至使宵小之徒日进。很快就导致了朝政混乱、吏治腐败。他贪图浮华、仰慕虚荣，累兴大役。不但到处大造行宫，而且盲目地举倾国之力去强征高丽并遭到惨败。至使兵困民苦、生灵涂炭。终于导致盗贼蜂起、天下大乱。李渊此时留守太原，外御突厥、内楫盗贼。他身为并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又深得海内人望。当此之时，他那位胸怀大志、腹有韬略、年轻有为的二郎李世民在太原看到隋朝政权的大势已去，于是就向他父亲建议：起义太原，西取长安，据关中以号令天下。唐高祖同意了唐太宗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一番周密的筹划后，在太原举树起了义旗，挥师直指关中长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圆满地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攻取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并拥有了雍、并二州的地盘，占据了可以号召天下的形胜之地。为建立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又乘着中原、山东正处在几股军阀势力的混战与胶着状态的机会，以李世民为统帅的唐军，很快就消灭了盘踞在陇右的薛仁杲和西凉的李轨以及云、代地区的刘武周这些军阀势力，统一了大西北。又圆满地实现了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又挥师向东，一举歼灭了王世充与窦建德这两股最大的军阀势力，统一了河洛、山东与河北这些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又圆满地实现了第三阶段的战略目标。武德四年，唐高祖又重用具有极高军事才能的李靖为行军总管，主管军事，与赵郡王李孝恭一起兵出夔州，平定了江南的军阀肖铣等割据势力。接着李靖又循定了岭南。于是第四阶段的战略目标又得到了圆满的实现。天下都已基本上统一到了大唐的版图之中。至此，一场隋朝末年的大混战基本结束，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迎来了和平与安定的时代。
在起兵太原、剿灭群雄、建立大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由于唐太宗拥有前无古人的赫赫武功，又因为唐太宗更是创建了后无来者的辉煌文治。因此，后来的人们（包括历史学家们）把建立大唐帝国的历史功绩几乎全部归到了唐太宗的头上。也把某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所难免的错误记到了唐高祖的头上。因此，历史的视角对唐高祖多有忽略。
纵观历史上的唐高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务实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许多独到长处，为历史上其他的政治家们所望尘莫及。
在起义太原的当时，北方的突厥十分的强大。而并州的北部又都是突厥的势力范围。为了免除太原的后顾之忧，为了使突厥的力量不为他人所用而与己为敌，因此高祖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卑词求和并要求借兵借马，以为声援。他明确地交待刘文静：借兵只是象征性的借兵，越少越好。他说：“胡人进入汉人的地方，是老百姓的大害。他们现在的势力又比较强大，如果兵来得多了，我们就无法制止他们抢掠奸杀、祸害百姓。如果只有少量的兵，我们就可以制止他们为非作歹。”后来突厥只派了六百名兵士前来，却借给了唐军两千匹战马。唐高祖对此次借兵突厥而兵少马多的状况简直是大喜过望。从这一点上看，就足以显示出高祖那种务实政治家的胸怀与谋略。
唐高祖为了寻求盟友，所以致书信于魏公李密。当时，李密的势力很强大。他正在河洛一带与王世充进行战略决战，虽然战况胶着，但李密却处于优势状态。李密回书，有妄自尊大的傲气。此时，高祖复书信于李密，用卑词推奖，以骄李密之心。并让李密为唐军塞成皋之道，阻东都之兵。结果是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顺利地夺取了长安，占领了关中形胜之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唐高祖那种广阔的政治视野与高深的军事谋略。
唐高祖李渊为人宽弘大度、豁达开朗而且平易近人。他从来就不矫饰、不掩过，不搞繁文伪饰，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一套。所以他从来就不会去阳奉阴违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即使犯错误，也都是很光明磊落地去犯。这一性格，在历史上的所有政治家中，找不出第二人。在那时，有很多由隋室中过来的那种才胜德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在武德年间愿意为大唐尽心效力，并做出了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唐高祖的爱戴；他们之所以在贞观时代也能够为国尽力并做出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唐太宗的敬畏。
太穆皇后生了四男（建成、世民、元吉与玄霸）一女（李三娘）。玄霸早亡。建成虽然居长，但才德平庸，而且好酒色、喜游猎、不务正业。元吉这个人，不但残暴奸恶，而且多有过失。按道理，他早就该杀。只是因为高祖有点过于偏私自己的儿子，所以才没有依法严惩他。李三娘是女中豪杰，她在关中为了响应父亲和兄长在太原的起义，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娘子军。大唐帝国的开创，李三娘是有一份功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屑于过那种公子少爷的生活。他才十几岁时就投身到军旅之中进行历练。他十六岁在云定兴的部队里工作时，就曾经以五万兵马，用昼趋夜遁、四面声张的疑兵之计，吓走了突厥的四十万大军，解了隋炀帝被困雁门之围。在他十八岁的那年，协助父亲在并州缉盗剿匪。有一次，唐高祖带兵在吕梁山区剿匪，结果陷入了数万贼匪的重重包围。李世民带着一千多名训练有素的兵士，几度突入重围，解救出了高祖和所有的官兵。太原起义，是李世民首建。剿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历次重大战役，除了平定江南之役是由李靖所指挥的外，其他所有的各大战役，几乎全部都是由李世民亲自指挥的。也因此有很多人都说唐太宗是大唐帝国的实际开创者。
唐武德九年所发生的玄武门事变，不但是唐朝历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酿成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是李建成与李世民，其次的责任人是李元吉。当然作为父亲与君主的唐高祖虽然也犯下了在册立太子时没有坚持己见的错误，但是，最后使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能以最小的代价得到平息，并顺利地完成了最理想的权力交接，从中我们应该看到唐高祖那种超凡的政治视野与政治智慧。
李渊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仅在隋末朝廷的险恶环境里得以保存性命，而且受到隋炀帝的重用，把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太原郡，最终凭借这块方寸之地大举反旗，建立唐朝，统一中国。他不仅能巧妙地把握天时和地利，而且能实施开明的政策，创造人和。这岂是一个迟钝的庸人所能做到的？
李渊在隋朝做官时，就素有不凡的志向，广交豪杰，因此受到表兄弟隋炀帝的猜忌。隋炀帝杀掉他所猜忌的人已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而且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杀掉，那么一个表兄弟在他眼中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而李渊屡受猜忌，却能迅速采取应变措施，酗酒纳贿以自晦，每次都躲过了祸事，而且权柄日重，得以据守战略重地太原。
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群雄割据，这些豪强势力及农民起义的领袖纷纷称孤道寡，李渊注视着这些浮躁的图霸枭雄，并不急于追随这股浪潮。他知道，隋朝虽然内乱频起，但由于根基强固，还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如果自己不能耐心等待反隋势力与隋朝以及反隋势力之间继续厮杀，而盲目地加入进去，必然遭到隋朝尚盛的力量和反隋势力的双重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李渊当时不仅不急于起兵，反而帮着隋朝消灭起义军。他继续以效忠隋朝的姿态保持着安全处境——这种处境对于他养精蓄锐，做好起兵准备是极其重要的。非但如此，李渊消灭农民起义军，并不是单纯地毁灭他们，而是尽量招抚他们，收为己用——其用意相当明显：借机招兵收马。
当然，李渊镇压农民起义，同其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人一样，经常受到批评。确实，这些镇压行为对历史进程是有阻碍作用的。但这种阻碍作用是客观的，并不是行为人主观上所能意识得到的。而且，既然有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李渊作为一个封建贵族，当然不会为平民大众服务，这是他的客观社会地位所决定了的。所以，对李渊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不能说李渊在主观上是如何的恶毒、如何的阴险——因为他在做自己认为正确而且应该做的事——而只能从历史效果上给予客观、公允的批判。
李渊虽然痛恨农民起义，但是他明白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因此他在需要增加自身力量时，却能容忍他眼中的农民“逆贼”，尽量把他们招收到自己的统率之下。这虽然说明他利用农民起义力量的做法是何等的狡猾，但也同时反映了他作为一位出色政治家的长远眼光。这不是一般单以好恶行事的普通人所能比拟的。
在起兵时机成熟时，李渊终于树起了他的大旗。但是，颇能引人思索的是，他没有像其他起义、割据势力那样公开打出反隋的大旗，更没有立即称孤道寡。他独树一帜，表示要立隋代王杨侑为帝，继续忠于隋朝。
李渊的这一奇招与一般的图霸创业者不同。其他反隋领袖一起兵就公开打出反隋的大旗，甚至立即称王称霸，形式上确实显得轰轰烈烈，雄心勃勃，但为了支撑那柄耀眼的大旗，这些反隋势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隋朝尚存的强大势力倾巢而出，全力打击这些胆大包天的逆贼，欲图把他们弄成肉酱骨粉而后快。可想而知，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会多么剧烈。非但如此，那些称王称霸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表现出一种兼并性，因此他们又遭到其他反隋势力的反抗或打击，其创业的难度又大大增加。
与这些浮躁的枭雄不同，李渊在起兵图谋天下时依然保持着韬光养晦的低姿态，表示自己兴的是挽救隋室于危亡之地的“义军”，而不是图谋自己的不轨之业。这样做，好处可就多了：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以博取多数讲究忠孝节义的地主、士族的同情和支持；还可以部分化解盘踞长安的隋朝宗室的抗拒情绪；还可以尽量避免加入其他反隋势力的相互攻杀。
总之，李渊举起“忠于隋朝”的所谓义旗，获得了名义上的正义，又避免了与其他反隋势力混杂而失去其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又尽量防止成为众矢之的。
这难道是一个无能的人所能想到并实施的高妙策略？
太原起兵之后，李渊推行与隋炀帝时期截然相反的政策，开仓放粮，赈济贫民，行军到处，秋毫无犯；而且李渊在进军关中的途中，大量赐封平民以官爵。这些措施在苛政酷令的隋朝是非常宽容的，它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为李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支持，使李渊的力量迅速增强。
这同样只能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所能实施的英明政策。
李渊还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为了实现统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可以放弃被很多人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尊严，北事突厥而称臣，东面又屈意尊奉李密为“义军”盟主，结果化解了两股强大的敌对势力，使进取长安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进而占据关中，扩张的利箭向四周辐射。能像李渊这样精明的人在当时能有多少？
李渊还是个能大胆使用各种人才的人。李靖原是隋朝的马邑郡丞，当他发现李渊有起兵图谋天下的异动时，立即前往江都，结果到长安时，因为交通不畅而滞留不前。李渊攻克长安后，要杀李靖，由于李世民等人的劝说，李渊也觉得李靖是个有用的人才，于是放了他，让他在李世民手下做事，后来李靖在征服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战争中屡立伟功，受到李渊的赞赏和重用。李渊对待李靖虽然不及对待宠臣如裴寂那样好，但能做到既往不咎而且加以重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完全不是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的低能统治者所能企及的。
李渊还广泛重用前朝隋朝的大臣官员，如李纲、萧瑀、裴矩等都是隋朝大臣、李渊却能重用不疑，说明他有容人的胸襟。
此外，李渊还以优厚的政策收罗其他割据势力的重要将领，其中最突出的是徐世责力。徐世责力本是李密手下的重要将领，因为李密归降唐朝，也跟着归附了唐，被李渊赐姓为李。当李密被杀之后，李渊特别写信去给徐世责力勋说明事情的根由，并允许徐世责力按照安葬君主的礼节安葬李密。这种胸襟在礼教森严的封建中国是非常少的，仅从此事就可以看出，李渊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
李渊是从隋末农民战争的风雨中发家的，对隋炀帝那种不依法令，按一时的喜恶行事的恶劣作法，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因此，他对自己的施政行为颇为小心在意，尽量避免重蹈自己表兄弟隋炀帝那种复辙。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有些人犯了法但不够判死罪，李渊特别下令把这些人杀掉。监察御史李素立马上规谏道：“法律，是王者和天下百姓共同遵守的；法一动摇，人们就会手足无措。陛下才开创了大业，怎么可弃法律于不顾！臣下我愧为司法官员，不敢接受诏命。”
李渊立即醒悟了过来，改令处理那些犯人。从此，李素立受到特别的宠遇，李渊命令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而负责部门打算让他作雍州司户，李渊说：“这个职位虽属枢要，但不清贵。”又改命李素立为秘书郎，李渊又不满意：“这个职位清贵，但不掌枢要。”于是最后提升李素立为侍御史。
孙伏伽也曾向李渊建议：“以前由于天下未平，需要随机动用个人权威；如今四方平定，应该制定律令使大家共同遵守。不过，法律，是陛下颁布的，陛下也应该遵守，使天下百姓能够信畏。”
李渊也接受了孙伏伽的建议，并且对他更加重视了。
李渊的这些作法不仅比隋炀帝英明得多，而且比大多数封建帝王都要杰出。李渊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形式上好像是皇帝的权威受到了限制，但实质上却相反，李渊的权威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反而得到了无形的增强。试想，皇帝都能依法办事，下面的官吏不会不考虑违法乱纪的后果。各级统治者都依法行事，必定能使封建秩序保持稳定，皇帝的宝座也能稳固。所以，皇帝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对他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历史上成功帝王的事例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但就是有那么多帝王不能这样办，朝令夕改，甚至连个令也没有而全凭一时喜恶行事，这样的帝王当然江山不长久。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李渊对他的法律也不是能够完全遵守的。
李元吉镇守并州时，残害百姓，做恶多端，李渊只是做个样子，二月免了李元吉的官，三月又让他官复原职。
当刘武周兵临并州城下时，李元吉欺骗部下，临阵脱逃，致使河东几乎全丧失在刘武周手中。李渊对此事虽作过追究，但追究的对象却是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宇文歆。由于李纲仗义直言，宇文歆侥幸活命。而李元吉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李渊的宠臣裴寂出征刘武周，几乎全军覆没。李渊对裴寂也没有任何惩罚，反而加倍抚慰，让他重新率军征讨刘武周。
而刘文静、李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刘文静因为高墌战役值得争议的失败责任而被李渊罢官除名，后来虽然被重新启用为民部尚书，但不久却由于没有丝毫证据的所谓谋反罪而被李渊杀掉了。李靖征讨萧铣时，仅仅因为进军受阻而差点被李渊杀掉，如果不是许绍为他求情，李靖只怕早已魂归西天。
由此可见，李渊并不能完全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他在处理政事时，依然存在着强烈的偏袒和个人喜恶情绪。但是这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能在公事中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因素的不是圣人就是冷血，而李渊两者都不是。
不过，即使如此，李渊同其他为所欲为的君王比起来，已经算得上是个很理性、很公正的人了。
李渊作为一个创业的政治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保持了勤俭之风的。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那些实现改朝换代的统治集团，在创业过程中，为了争取民心、保持内部凝聚力和进取心，通常都能够制定、实施防止腐化堕落的政策，所以他们还能保持虎虎生气。但是，当这些人取得政权之后，便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了。于是他们开始逐渐讲究吃喝玩乐，最后发展成骄奢淫逸，极端反动，以致于灭国亡族。
李渊统治集团也不例外，正按着这条规律发展。
唐万年县（今陕西省长安县）法曹孙伏伽注意到唐朝统治集团的这种发展趋势，于李渊称帝的第二个月，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上表李渊，指出了存在的危险。
孙伏伽说：隋朝因为不愿听到批评而丧失了天下。陛下兴起于晋阳，远兵响应，不到一年就登上了帝位，只知道得天下容易，而不知隋朝失天下也不难。臣下我以为应当改变隋朝的作法，尽量了解下面的情况。人君的言行举止，不能不审慎。
“我见陛下刚即位，立即就有人敬献鹞雏。玩鹞雏是少年人的事，哪里是圣主所需要的！还有，乐舞杂技是亡国之音。最近太常寺在民间借了五百多套妇女裙子短衣，充作歌妓之衣，打算在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演戏，这可不是子孙后代可以效法的好事！诸如此类，应当全部废止。”
很显然，李渊刚即位，就开始大办游乐之事，事情一开了头，就很难遏止住，长此以往，唐朝必将成为亡隋之续。所以孙伏伽才会着急地提醒李渊以隋朝为诫。
此外，为了禁绝淫逸之风腐蚀唐朝最高统治阶层，孙伏伽建议：“好的与不好的习惯，每天接触一点，很容易改变人的性情。因此皇太子、诸王身边的官吏，应当是经过审慎挑选的合适人选；那种门风不正，为人历来没有德行，专好奢侈靡烂、酷嗜乐舞游猎的人，都不能让他们接近皇太子、诸王。从古到今，骨肉不和乃致分离，甚至败家亡国，没有不是由于身边亲近的人离间而造成的。望陛下慎重对待这样的事。”
孙伏伽的见地还是颇为深刻的，他看出了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不争的真理。
李渊读了孙伏伽饱含见地的上表，龙心大悦，特别下诏表示奖励，提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将奖励的决定公布辖区各处。
对孙伏伽的意见表示认可和奖励，表明李渊能够采纳正确意见，以隋为鉴，防止穷奢极欲。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如果每一个帝王都这样，虽然主观上是为自己，但在客观上确实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所以，李渊的纳谏之举是值得赞扬的。
此外，李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有相当宽广的胸襟的。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已兵败投降的王世充的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献襄州，归降李渊。
李渊以前和豆卢行褒、苏世长都有交情，曾多次写信招降他们，豆卢行褒总是杀了李渊的使者。他们到了长安后，李渊对他们很生气，杀了豆卢行褒，并责怪苏世长不听自己的话。
苏世长反驳说：“隋朝丧失了政权，天下人都在追逐它。陛下既然已经得到了统治大权，怎么能再怨恨同您一起追逐的人，还要定他们争权的罪呢？”
李渊一想，很有道理呀！于是笑了，释放了苏世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由此看出，李渊有时也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不过，李渊对苏世长这么宽容，也不能不说是由于苏世长并不是割据政权主谋的缘故。薛仁果、窦建德、萧铣，或许还应该包括王世充、杜伏威，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所以，李渊的宽容是有限的——凡是可能死灰复燃的劲敌，他都予以了无情的消灭。不过，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他无情地铲除失败的劲敌，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李渊还算得上是个有宽广胸襟的人。
苏世长做了谏议大夫后，曾经跟随李渊外出打猎。李渊因为捉了很多飞禽走兽，非常高兴，于是兴致勃勃地问随行群臣：“今天打猎，大家还高兴吧？”
苏世长回答：“陛下游猎，只是稍微耽误了点政事，打猎不足十旬，还谈不上高兴！”
李渊一听此言，脸色大变，差点怒火发作，过了好一会儿，才笑着说：“你又狂态复发了吗？”
能够在兴致被败，遭受臣下讥讽之后，依然尽量保持平和，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苏世长还曾在披香殿侍奉李渊饮宴。酒喝到兴头上，苏世长突然对李渊说：“这披香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吧？”
李渊不满地责备苏世长：“你的劝告好像挺直率，实际上很多是在装傻，难道你不知道这殿是朕建造的，怎么能说是隋炀帝建的呢？”
苏世长依然不退缩：“臣下我实在不知道这是谁建的，只不过因为看到这殿像商纣王的倾宫、鹿台那样豪华奢侈，觉得不是新兴帝王所建的罢了。如果是陛下建造的，确实有些不合适。臣过去在武功侍奉陛下，看到你所住的房屋仅够遮风挡雨，当时您也认为很满足了。如今陛下继承了隋朝的宫殿，已经极其奢侈了，却又要增建新的宫殿，这样怎能矫正隋朝的过错呢？”李渊深表同意。苏世长也真够大胆的，他居然敢当面把李渊比作隋炀帝、商纣王这些亡国之君。如果遇到其他帝王，只怕苏世长的脑袋要搬家，因为他的话很容易被视为对帝王的侮辱和诅咒。而李渊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深以苏世长的话为然，其胸襟气度可想而知。
但奇怪的是，曾因魏征多次直谏而恼羞成怒，大叫着“会须杀此田舍翁”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纳谏方面享有崇高的声誉，而比他更难能可贵的唐高祖李渊却很少有人提及。这恐怕是因为历史不公正的原因呢！
但是，即使是李渊这种纳谏如流的人，也有固执己见的时候。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李渊任命在宫廷跳舞的胡人安比奴为散骑侍郎。散骑侍郎是五品官，职责是规谏皇帝。
礼部尚书李纲反对李渊的这一任命：“古代乐工就不能与士人并列，即便是像晋乐师子野、鲁乐师师襄那样贤德的人，也都是世世代代不得改变职业。只有北齐在快亡国的时候才封曹妙达为王，任命安马驹为开府，凡是国君都应以此为亡国之鉴。如今天下刚定，建功立业的功臣还没有完全得到奖赏，有才华的饱学之士也多留在民间未得任用，却先提拔一个跳舞的胡人当五品官，让他做官佩印，行走于庙堂之上。这不是为后世立规矩的好现象。”
李渊不听，推托说：“我已经授予他官职了，不能悔改了。”
很显然，李渊的借口是无力的，谁说皇帝的金口玉言就不能更改？错了还要坚持，这不是胡闹吗？所以连司马光也对李渊的辩解表示批评，他认为，君主发号施令，要作为子孙后代仿效的规范；一旦不合常规，就会成为祸端。高祖说：“业已授之，不可追也”，如果授得对，可以不追；授得不对，为什么不可以追回呢？君主不能不把“业已授之”作为戒鉴啊！
此外，李渊虽然曾经赞成提倡勤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己却逐渐变得贪图享乐了。他经常外出打猎，甚至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晚年时有很多内宠，以致于又有了二十个儿子。可见，李渊也不能使自己避免贪图享乐。由此可知，享乐欲望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李渊作为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与其他封建帝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个基本核心的。
但是，李渊之所以成为不同于其他昏君庸主的杰出政治家，还是明显有其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的，他有政治抱负，能够为了这个抱负付出代价，他有政治远见，绝不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得失，他以宽广的胸襟听取有时非常刺耳的忠告，他能在较大程度上遵守自己颁行的律令。所以，虽然他有一些帝王固有的毛病，但丝毫不能抹煞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突出成就。
除了李渊这些为人上的优点，他在执政期间，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都制定、实施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使遭受了长期战乱的社会能够稳定下来，恢复、发展生产，使饱经沧桑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虽然李渊执政时间较短，这些进步措施还没来得及在他的统治期间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些措施的进步，也不能因此否定李渊在唐朝历史上的先驱者地位和作用——李世民确实也是一位杰出的创业君王，但他的成就不能抹煞李渊的成就。非但如此，还得承认李世民对李渊的政策和成就还有一种继承性——正是有了这种继承和长时间专心致力于国家建设，加上李世民自身的政治才能，他才能有“贞观之治”的政绩。
李渊还是一位颇有谋略的军事家，但对李渊有成见的读史人就更容易忽视李渊这方面的成就了。
在攻克长安之前，李渊是亲自带兵打仗的。他曾有以弱胜强，智克突厥的优异战绩；他以劣势的兵力击败了强大的“历山飞”起义军，也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在进军关中途中，他亲自统率大军，采取类似于“蛙跳”战术的策略，暂时不强攻屈突通据守的蒲反，而分兵两路，一路西取长安，另一路东拒蒲反、中原之敌，从而顺利攻占关中，这是一个绝对优异的成功战例。
从这些仅有的战例已经可以看出，李渊确实是一个颇具才能的军事家。而他在具体战绩上之所以再没有更大的成就，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再亲自领军打仗。
不过，可以弥补他在具体战绩上的薄弱的是，他建立了更为高超的功绩——他以战略家的卓越才能指挥各路大军统一了全国。
但是，很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李渊作为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始终被人们忽视，正如他的其他突出成就被人们忽视一样。相反，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最多只算得上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可他的声誉却远远超过了统率将军的核心首脑李渊——这个核心首脑，从战略的高度总体把握着全国的统一进程。
说李渊是位卓越的战略家，在现有的颇为不公正的史籍记载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就想到要进取关中。如果没有战略眼光，他怎能想到关中的重要？如果换作其他人，他们很可能就满足于割据河东一隅之地，称寸地之王。李渊不同，他不但知道关中的重要，而且起兵之后，立即进取关中，其战略远见非同一般。
在进军长安之时，李渊决胜于千里之外，命令李世民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西，进占长安的西部屏障扶风郡，防止陇右的薛举东犯，另一路继续迂回进击长安之西。当东拒蒲反、中原隋军的李建成、刘文静部成功完成任务之时，李渊认定东线已不成威胁，果断抽调东线大军前往长安，与李世民部会合，围攻长安，很快攻克长安。
这难道不是一个战略家的高超表现？
攻克长安之后，李渊立即派遣三路兵马，分别招抚陇右、中原、山南三个方面，经过数年之功，三个方向的进攻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当然，三个方向不能同时成为战略重心，李渊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他循序渐进，先集中力量平定了陇右、河西，再稳定了河东，然后大举进攻中原，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他的战略重心停留在北方，因为北方的割据势力要比南方强大得多。因此在统一北方的同时，南方的统一进程也在继续。所以，李渊几乎是同时统一了北方和南方。
在这个统一过程中，李世民确实战功卓著，但他的功绩只在于统一北方，南方之功另属他人。
所以，如果说李渊在统一过程中毫无建树，或者说唐朝统一中国全是李世民的功劳，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事实是，李渊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不再是一名行军打仗的将军，而且比将军更高一级的战略统帅，这是符合他的帝王身份的；而李世民，虽然战功卓著，也最多只能是位杰出的将军。战略统帅没有将军，不能实施其战略；将军没有战略统帅的指挥，不足以建立丰功伟绩。因此，在肯定李世民的战功之时，也必须肯定李渊的战略家作用。
开创大唐基业，毫无疑问是李世民居功至伟。高祖是一心要立世民为太子的。由于李世民的执意谦让，使得李建成以年长而得以册立为太子，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当时的李世民，缺乏政治远见。没有从天下、社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犯了慕虚誉、强矫饰和盲从迂儒之论的错误。而此时的高祖，虽然隐约地有所预感事情的不妥，但他却顺从了李世民的意见，册立了建成为太子。高祖犯了没有坚持己见的错误。李建成对仅以年长而得册立他为太子，并没有进行丝毫的谦让。他犯了没有自知之明而坐贪天功的大错。李元吉按道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局外之人，然而，由于他生性贪残，暗蓄狼子野心，他也想坐享天功而暗怀篡逆之心。因此，一场大义灭亲（有些人说是推刃同气）的惊天之变就在所难免了。
当李世民已经是功盖宇内、天下归心之时，建成唯以年长而居于东宫之位，内心的不能自安，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时的李建成，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应天顺人，将储君的位置让给李世民，自己归隐，则可以坐享厚禄，使子孙安乐。这样既有利于天下社稷与百姓生灵，也有利于他自身。然而，由于他的贪婪与不自知，再加上李元吉从傍挑唆怂恿，设计奸谋。使得李建成走上了一条逆天悖理、不可自拔的路。他们一心只想加害与除掉那位具有雄韬伟略而且是历经艰险打下了江山的李世民，然后由他们来坐享其成。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一定要置李世民于死地而后快、后安的。无论是从天下社稷还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唐太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采取果断措施而铲除奸凶（即杀掉李建成与李元吉）。除此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供唐太宗来选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假如李世民束手就死，那么，刚刚开创的大唐基业势必在建成与元吉的争斗中趋于瓦解；刚刚得到统一与安定的天下又势必大乱；刚刚结束了战乱的天下苍生又势必重陷水火。如果此时的李世民如要一意的迂腐而慕虚名，逃跑到一个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隐居起来，从而导致了大唐基业瓦解，又引发天下大乱、生灵涂炭，那他即使有可能被后世称为圣人，那他也将是历史的罪人。假如李世民能够成功地逃跑并隐居，但是，当他看到了李元吉弑父弑兄，暴鸩万物、残害生灵的时候，难道他能够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难道可以不走出山来、重集旧部进行诛恶伐暴吗？这与他那济世安民的抱负是显然不相符合的。这也不是李世民的性格。所以说，当时的李世民只有弃私家之小义、全天下之大义这一条路可走。
对于自己几个儿子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与演变情况，高祖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却无法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不能去杀掉李建成与李元吉，他更不能去杀掉李世民。人都有弱点，唐高祖时刻都在用“虎毒不食子”这句话提醒自己。虽然他一贯就不太喜欢李建成与李元吉，但他也不忍心在他们的罪恶尚未全部彰显、还没有到非杀不可的地步时就杀了他们。高祖一贯是很喜欢和非常看重李世民的。李世民一直都执掌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也一直都掌握着长安京师的警备重责。虽然在武德后期，有很多人（主要是李元吉以及还有几个不懂事的妃嫔）在唐高祖的耳边说了很多李世民的坏话，因而使得唐高祖对李世民也产生了一些误解与错觉。但是，从高祖依然没有削弱李世民的权力这一点上看，可以说明高祖始终还是信任李世民的。在武德七年，李建成与庆州刺史杨文干勾结，进行里应外合，企图发动政变。当事情败露后，唐高祖将李建成拘禁起来。唐高祖认为，这次事件联系着太子建成，影响面大，将会是非常的严重，而且会很难得到控制。因此，他要李世民亲自带兵去平定杨文干。等事情平息后，要贬李建成为蜀王，立世民为太子。谁知，李世民的号令一出，军马一动。杨文干就被他的部属杀掉而传首京师了。一场在唐高祖看来会是非常严重的叛乱事件却闻风而定。唐高祖此时便改变了想法，他把整个事情进行了冷处理。他既没有处分建成，也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但却是处于非常弱小与毫无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也就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唐高祖很清楚：李世民如要收拾建成，有如拾地芥一般的容易。而李建成就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他知道，这种形势是在开创大唐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不是任何人所能轻易改变得了的。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李建成之所以会作出狂逆悖理的举动，也是由于内心的不得自安所致。他知道：李世民始终是不会、也不应该臣服于李建成。
而李建成由于已经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肯臣服于李世民的，否则，他早就已经自动的让出了太子的位置。既然如此，如果再把李建成封到蜀地，给了他地盘与力量，那他立刻就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以至于对抗。如果这样做了的话，那么，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势必就要立即展开。即使不立即展开，今后也将必然要发生。虽然以李世民的力量，伐蜀平叛不会是很艰难，但对于天下苍生社稷不能说不是一场灾难。而且是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肯定会越大。这就是唐高祖之所以会改变主意，把事情进行冷处理的真正原因。唐高祖虽然表面上显得好像若无其事，其实他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后来唐高祖又想让李世民前往东都洛阳，要他在那里建天子旌旗。打算将太行山以东，全部划归李世民统治。这也就是要把一个国家分成东西两个国家。但唐高祖随即就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将这个举措诏令颁行。唐高祖之所以改变主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李元吉对他说了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听说要到洛阳去都很高兴后才改变主意的。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都不愿意在京城长安受李建成与李元吉之流的谗言毁害与羁衅，都很乐意到东都洛阳去，这一点难道高祖不知？高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他想到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在他去世后，天下就势必会有一场超大规模的东西内战。这场内战的规模，要远比伐蜀平叛之役险恶激烈许多。若如此，这个刚刚经受了了大规模的内战之苦的国家，势必又要烽烟再起、生灵涂炭。因此他再一次地又对事情进行了冷处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高祖那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远见。也正是由于高祖采取了这种博大精深的“无为”措施，才使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危机能以玄武门之变的方式彻底解决。对于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对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以及唐高祖的这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国家、对人民来说，损失最小的。这不能不说是高祖的政治智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李渊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是位很有才能的封建帝王，但是当政治斗争涉及到他的家庭成员之时，他就显得缩手缩脚了。
玄武门事变是李渊一生最大的失败，这次失败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但是无论他怎样选择，他都是个失败者，只是失败的程度可能有些不同罢了。试想，在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两大阵营之间，李渊支持谁才算得上合适？都不合适。因为李建成是既定太子，而且他也并不是像史册中某些记载所说的那样荒淫、无能，相反他是个相当宽容而且也颇有才能的人，如果他当上唐朝皇帝，很难说他不会也创造出“某某之治”的政绩；而李世民，确实颇具战功和才能，他要求取得皇位继承权也有一定的理由。所以，李渊支持哪一方都不合适。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李渊是支持李建成的，即他不许李世民问鼎太子之位，但李渊的支持是有限的，即他不许李建成杀掉李世民。
所以，从实际效果上说，李渊又对谁也没支持，因为他压制斗争的做法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而且他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斗争激化的有效措施。但是他又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呢？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导致矛盾双方中一方的毁灭，因为历来皇位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一方妥协，也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所以李渊不作什么抉择是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的。或许他认为，与其自己制造悲哀，还不如让悲哀自己到来吧！
玄武门的悲哀确实吞没了唐朝这位杰出的开国君主。但正是这些，使我们看到了唐高祖李渊那深厚的道家文化功底。他借兵突厥与推奖李密的谋略，都是基于道家的贵柔思想。他在处理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时所使用的策略，就是采用了那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理念。由此而使得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收到了最完美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受到了唐高祖那种崇尚道家文化的启迪，再加上唐太宗又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大力地弘扬，使得儒、道两家文化的优秀思想在大唐王朝的前期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动力的中华民族，在这一期间不但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升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一岁
生于长安
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七岁
袭爵唐国公。
开皇、仁寿年间（公元581—604年）十六至三十九岁
补千牛备身，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
大业初年（公元605—612年）四十至四十七岁
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四十六岁
二月隋炀帝征各地兵会于涿郡，准备攻高丽。
七月山东、河南大水，漂没30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十二月山东邹平人王薄起义，各地农民纷纷响应。窦建德、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等起义。
大业八年（公元612）四十七岁
正月隋炀帝率水陆大军攻高丽。
六月隋将来护儿以水军攻平壤，败绩。
七月隋击军宇文述等部于高丽境内大败而还。
是年大旱疾，山东尤甚。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四十八岁
正月任卫尉少卿。隋炀帝集兵于涿郡。
二月隋炀帝再次率军攻高丽。负责督运于怀远镇。
三月济阴孟海公起义。孟让、孙宣雅等起义。
六月隋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围攻洛阳。
七月余杭刘元进起兵以应杨玄感。
八月代为弘化郡留守，统领关右十三郡兵马。杨玄感败死。
九月东海彭孝才、济阴吴海流起义，东阳李三儿等起义。
是年杜伏威、辅公祜据江淮起义。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四十九岁
二月隋炀帝第三次攻高丽。扶风唐弼起义。
四月鼓城张大虎起义。
八月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
十二月以张须陀为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五十岁
二月上谷王须拔、魏刀儿起义。
四月任山西、河东扶慰大使，负责镇压河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
八月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派李世民从军勤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五十一岁
七月隋炀帝南逃江都。
十月翟让率众据瓦岗起义。
十二月任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镇压甄翟儿起义军。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败突厥。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十二岁
二月梁师都自称大丞相。刘武周自称太守。
五月发动晋阳宫兵变，拘捕王威、高君雅，宣布起兵。突厥进犯太原。
六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攻克西河郡，生擒高德儒。自称大半军，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与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七月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率甲士3万在军门誓师。进军至贾胡堡。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薛举自称秦帝。
八月斩宋老生，攻克霍邑。进军至龙门。进军至壶口，百姓献舟船，仍置水师，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冯翊太守。
九月率诸军围攻河东。将佐推其为太尉，增置官属。朝邑法曹靳教谟以蒲津、中单二城投降。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投降。率诸军渡黄河，进至长春宫。李建成屯军于永丰仓，守卫潼关。李世民巡渭北。柴绍妻平阳昭公主起兵，遣使迎接大军。
十月进军至长安春明门西北。命诸军攻长安。
十一月攻占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废除隋苛禁。立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为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以李建成为唐国世子，封李世民为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十二月李世民大破薛举军于扶风。屈突通被擒。河池太守萧瑀以郡投降。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十三岁
正月诏李渊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以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领兵10万救东都洛阳。
二月派太常卿郑元蜡进军南阳，马元规进军安陆及荆、襄。
三月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于江都宫，立隋秦王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
四月李建成和李世民自洛阳班师。
五月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为唐，改元武德。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
六月以李世民为尚书令，李瑗为刑部侍郎，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窦威为内史令，李纳为礼部尚书，殷开山为吏部侍郎，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陈叔达、崔民干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裴晞为尚书左丞，萧瑀为内史令，窦琎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废隋大业律令，颁布新格。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薛举攻泾州，以李世民为元帅迎击。
七月突厥阙可汗遣使内附。李世民与薛举大战泾州，唐军败绩。
八月派使至凉州，册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以李世民为元帅攻计薛仁果。
九月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宇文化及鸩杀隋秦王杨浩，自称天子，国号许。
十月李密降唐，拜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诏行傅仁均所制《戊寅历》。
十一月李轨自称皇帝，改元安乐。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于浅水原。诏颂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
十二月以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罗艺降唐，诏任幽州总管。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李密反唐失败被杀。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五十四岁
正月命李世民出镇长春宫。淮安王李神通击宇文化及，攻克魏县。初定租庸调法。
闰月朱粲遣使向唐请降。淮安王李神通攻宇文化及于聊城，城中粮尽请降，不许。李神通退军。窦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斩宇文化及，传首突厥。以徐世劫为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王世充部将秦叔宝、程知节降唐。突厥始毕可汗率兵进至夏州，寻卒。
三月梁师都进犯灵州，被击退。淮南五州降唐。刘武周进犯并州。
四月刘武周引突厥犯边，唐军战败。王世充自称皇帝，改元开明，国号郑。刘武周围攻并州。
五月安兴贵生擒李轨，河西平定。以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
六月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以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以攻讨刘武周。
七月初置十二军。王世充部将罗士信降唐，授以陕州道行军总管。西突厥、高昌遣使来唐。
八月窦建德攻占洺州。以李靖为夔州经略。刘文静被杀，籍没其家。杜伏威降唐，授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裴寂与刘武周战于介休，唐军溃败。刘武周攻占太源，刘政会被俘。宋金刚攻占晋州。窦建德攻占赵州，擒唐将张志昂和张道源。梁师都攻延州，被击退。
十月宋金刚进攻浍州。李世民率军攻讨刘武周。窦建德攻占黎阳，淮安王李神通、李世勋、魏征、同安公主皆被俘。
十一月刘武周进攻浩州。李世民率军从龙门渡黄河，屯兵于柏壁。宋金刚在夏县击败唐军，永安王李孝基、独孤怀恩、唐俭等被俘。李世民在美良川击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十五岁
正月唐将秦公通攻克蒲阪。
二月刘武周攻占长子、壶关。独孤怀恩欲反唐被捕杀。
三月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行军副总管张纶击败刘武周于浩州。
四月李世民在介州大破宋金刚。刘武周与宋金刚投奔突厥。尉迟敬德与寻相降唐。
五月窦建德派高士兴攻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
六月进封杜伏威为吴王、赐李姓，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七月命李世民率诸军攻讨王世充。派李建成镇守蒲州，以防备突厥。罗士信进攻慈涧。史万宝占据龙门。唐军进驻北邙山。
八月唐将张夜叉攻克回洛城。
九月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瓒献25州降唐。王世充尉州刺史时德睿又献7州降唐。
十月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降唐。罗士信攻占硖石堡。窦建德攻幽州。高开道降唐，赐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十一月唐将李大亮攻占樊城镇。梁师都勾结突厥进犯原州、延州。
十二月唐燕郡王李艺在笼火城击败窦建德。箫铣派张绣攻长沙。王世充派代王琬向窦建德求救。李子通攻沈法兴，取京口。辅公裙击败李子通，攻取江都。李子通迁都余杭，尽收深法兴之地。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十六岁
正月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降唐，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命李建成统诸军攻讨稽胡。李靖献取萧铣十策。
二月改信州为夔州，以李孝恭为总管，练习水战。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宫城。唐将王君廓攻占虎牢关。
三月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厥进犯汾阴。窦建德率兵10万援救王世充，屯兵于成杲。
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犯雁门关，被李大恩击退。派郑元寿出使突厥。
五月李世民破窦建德军于虎牢关，窦建德被俘。王世充向唐军投降。斩段达、单雄信等10余人。以淮安王李神通为慰抚山东使，收复30余州。
六月以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安抚河南。
臧君相献五州降唐，拜海州总管。
七月李世民班师回长安，献俘于太庙。行开元通宝钱。寞建德牺牲。刘黑闼占据漳南起义。以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付射。
八月命李建成安抚北边。刘黑闼攻占铘县，在漳南筑坛祭窦建德，自称大将军。诏发关中步骑三千，由将军秦武通率领，与李艺合击刘黑闼。突厥进犯代州，唐将李大恩阻击，全军覆没。刘黑闼攻克历亭。徐园朗举兵反唐，以响应刘黑闼。
九月突厥进犯并州、原州。徐园朗自称鲁王。汪华降唐，拜歙州总管。诏括天下户口。灵州总管杨师道击败突厥。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长史，顺江东下，以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攻讨萧铣。刘黑闼在饶阳击败李神通、李艺，兵势大振。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
十月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开天策府，置官属。以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开设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号十八学士。刘黑闼攻占瀛州，杀刺史卢士睿又。李孝恭攻克荆门、宜都，进军至夷陵。萧铣江州总管盖彦举献五州降唐。萧铣向唐军投降，送至长安被斩。萧铣黄门侍郎刘洎献五十余城降唐。
十一月李子通战败，被押送长安。以李靖为岭南抚尉大使，引兵下96州。刘黑闼攻占定州，俘获总管李玄通。高开道举兵反唐，复称燕王。
十二月刘黑闼攻占冀州，窦建德故将士争杀唐官吏以响应刘黑闼。刘黑闼攻占相州、黎州、卫州，尽复窦建德旧境。命李世民、李元吉攻讨刘黑闼。刘黑闼相继攻克邢州、赵州、魏州、莘州。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五十七岁
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响应刘黑闼。李世民攻取相州，进军肥乡。幽州总管李艺在徐河击败刘黑闼军。
二月刘黑闼攻洺水失利。张善安献虔、吉五州降唐。李世民攻取刑州。李艺攻取定、栾、廉、赵四州。刘黑闼攻占洺水，擒杀罗士信。延州总管段德操在石堡大破梁师都。李世民复取洺水。
三月李世民和李艺在洺水南扎营，派兵袭击刘黑闼粮道。派使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和亲。刘黑闼在洺水战败，投奔突厥。
四月隋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唐，以宁长真为钦州总管。李世民还长安，具陈取徐园朗形势。刘黑闼与突厥击溃李大恩军，李大恩被杀。邓文进、宁宣、李唆降唐。
六月刘黑闼引突厥进攻山东。吐谷浑进犯洮、旭、叠三州，被岷州总管李长卿击破。李神通击徐园朗。刘黑闼引突厥攻定州。
七月李世民击徐园朗，攻克10余城。杜伏威入朝，拜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攻讨刘黑闼。隋汉阳太守冯盎率所部降唐，授高州总管，岭南悉平。
八月吐谷浑进犯岷州，总管李长卿战败，诏窦轨增援。突厥颉利可汁率15万骑兵攻雁门。命李建成出幽州道，李世民出秦州道防御突厥。突厥进犯廉州，攻陷大震关。派郑元寿出使突厥，颉利可汗被说服退兵。
九月交州刺吏权士通等在三观山击破突厥。刘黑闼攻陷瀛州，杀刺史马匡武。高开道进攻蠡州。
十月以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贝州刺史许善护与刘黑闼弟刘十善战于鄃县，刘十善全军覆没。以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淮阳王李道玄与刘黑闼战下博，兵败被杀。林士弘向唐请降，寻死，其众溃散。山东州县皆反唐，归附于刘黑送，又尽复故地，攻取洺州。
十一月沧州刺史程大买弃城逃走。李元吉畏惧刘黑闼，不敢出战。诏李建成攻讨刘黑闼。封宗室李道宗等18人为郡王。李元吉在魏州击败刘十善。实行科举考试。
十二月立宗室李孝友等8人为郡王。刘黑闼攻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李艺收复廉、定二州。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响应刘黑闼。李建成在馆陶战败刘黑闼。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五十八岁
正月刘黑闼被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拘捕，在洺州被杀害。王摩沙举兵反唐，自称元帅。
二月平阳昭公主卒，诏加前后部鼓吹，班剑40人。徐园朗被杀，其地悉平。林邑王梵志遣使来唐。李艺入朝，拜左翊卫大将军。废十二军。
三月高开道攻掠文安、鲁城，被唐将平善政击破。梁师都部将贺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降唐。前洪州总管张善安举兵反唐。
四月吐谷浑进犯芳州。张善安攻陷孙州，执总管王戎而去。鄜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进军至夏州。南州刺史庞孝恭等举兵反唐。以裴寂为左仆射、萧瑀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五月吐谷浑及党项进犯河州。梁师都部半辛獠儿引突厥进犯林州。高开道引奚骑兵进犯幽州，被长史王诜击破。高开道引突厥进犯幽州，被突地稽击破。
六月高政满以马邑降唐，授朔州总管，封荣国公。梁师都引突厥进犯匡州。柴绍施计大破吐谷浑。
七月苑君璋引突厥进犯马邑，与唐将李高迁、高满政战于腊河，被击败。张护等杀唐瓜州总管贺拔怀广，立窦伏明为主。高开道攻掠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降唐。突厥进犯原州、朔州，派李建成屯兵北边，李世民驻军并州，以备突厥。
八月突厥进犯真州、马邑。辅公祏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国号宋。诏李孝恭、李靖、黄君汉李世勋等率四路大军攻讨辅公祏。吐谷浑内附。突厥进犯原州、渭州，攻陷善和镇。高开道攻幽州被击退。
九月辅公祏攻海州、寿阳。突厥进犯幽州。诏以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窦伏明献沙州降唐。高开道引2万骑兵攻幽州。
十月唐中反间计杀刘世让。张大智降唐。苑君璋引突厥攻陷马邑，守将高政满被杀害。突厥请和亲，将马邑归唐。窦静请在太原屯田，岁收谷数千斛。
十一月李世民请在并州增置屯田。唐将张镇周在黄沙破辅公祏军。
十二月安抚大使李大亮诱擒辅公祏部将张善安，送往长安，赦免获释。突厥进犯定州，被州兵击退。白简、白狗羌并遣使来长安入贡。取进士4人。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十九岁
正月李孝恭在枞阳击破辅公祏别将所率之军。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
二月辅公祏围攻猷州。李孝恭攻拔鹊头镇。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诏州县及乡皆置学校。行军副总管权文诞攻拔枚洄等四镇。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张金树杀高开道降唐。杜伏威卒。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文散官为28阶，武散官为31阶，勋官为12等。李孝恭攻拔梁山等三镇。安抚使任环攻拔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向唐军投降。李孝恭攻克丹阳。辅公祏战败被杀害。以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
四月颁布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53条。初定均田制、租庸调法。
五月突厥进犯朔州。羌与吐谷浑进犯松州。
六月吐谷浑进犯扶州，被刺史蒋善合击退。庆州都督杨文干反唐。李建成私募骁勇2000人为东宫卫士，号长林兵。
王珪、韦挺、杜淹被流于巂州。突厥进犯武周城，被州兵击退。
七月突厥进犯朔州。杨文干袭击宁州。李世民率军至宁州，击溃叛军，杨文干为麾下所杀。吐谷浑进攻松州。突厥相继进犯陇州、并州、岷州。
闰月诏李世民、李元吉率军防御突厥南侵。命韦仁寿镇守南宁。
八月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南侵。李世民阵前斥责其背盟负约，突厥请求和亲，遂退兵。突厥阿史那思摩来长安，封为和顺王。
九月姜子路举兵反唐，被交州都督王志远击破。突厥进犯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俘获特勒三人。
十月突厥进犯甘州。吐谷浑与羌进犯叠州，攻陷合州。巡幸楼观，谒老子祠。
十一月巡幸龙跃宫。以裴矩权检校侍中。取秀才二人，进士六人。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十岁
正月以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颇有政绩。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皆诏准。
四月党项进犯渭州。营建太和宫于终南山。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来长安请和亲，诏准，派高平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
罢十二军又复置，以窦诞等为将军，训练兵马。
六月巡幸太和宫。派李艺屯兵华亭县及弹筝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颉利可汗进犯灵州，派右卫大将军张瑾阻击。
七月对突厥交往改书为诏敕。颉利可汁进犯相州。代州都督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命行军总管张瑾屯兵石岭，李高迁进军大谷以备突厥。命李世民屯兵于蒲州防御突厥。
八月突厥相继进犯并州、灵州、潞州、沁州、韩州。诏李靖率军出潞州道，任环屯兵太行，以备突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覆没。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击破突厥。颉利可计遣使请和。
九月突厥没贺咄设攻陷并州一县，被代州都督蔺唆击破。初令太府检校诸州度量衡，使其统一。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
十月吐谷浑进犯叠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增援。突厥进犯鄯州，遣霍公柴绍援救。
十一月巡幸宜州。以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加李世民中书令，李元吉侍中。
十二月以李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取秀才1人，进士5人。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十一岁
正月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
二月以齐王李元吉为司徒。初令州且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闹相从立社。
三月吐谷浑、党项进犯岷州。梁师都攻陷静难镇。突厥进犯灵州。南海公欧阳胤出使突厥，谋袭击可汗牙帐，事泄被突厥囚禁。突厥进犯凉州，被长乐王李幼良击退。
四月突厥相继进犯朔州、原州、泾州等地。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的硖石，突厥乃退。太史令傅奕上疏请废佛教。诏令沙汰僧、尼、道士、女冠。令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
五月党项进犯廓州。越州人卢南举兵反唐，杀刺史宁道明。突厥进犯秦州。吐谷浑、党项进犯河州。
六月李元吉告秦府车骑将军张亮图谋不轨，审讯无言，乃释放。李世民去东宫赴宴中毒。李渊欲使李世民居洛阳，建天子旌旗遭李建成反对而中止。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围乌城。
李建成荐李元吉督诸军北征，夺兵权，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杜如晦密回秦王府。李世民密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玄武门之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七月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
八月突厥遣使请和。吐谷浑遣使请和。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尊为太上皇，徒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六十六岁
二月李靖大破突厥于阴山。
三月张宝相俘颉利可汗。
四月诏唐太宗、贵臣、诸王、妃、公主宴于凌烟阁。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六十九岁
三月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唐太宗奉觞上寿。
是岁阅武于长安城西。置酒于末央官，三品已上成侍，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
是秋患风疾。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七十岁
五月卒于太安宫的垂拱前殿，群臣上谥日大武皇帝，庙号高祖。
十月葬献陵，以穆皇后付葬，加号太穆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