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个严苛的皇帝，他焚书坑儒，烧毁六经，打击天下的读书人和各种术士，以法家治天下，社会上一时间重法轻儒蔚然成风。受到这样的风气感染，从小生长在秦朝的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不仅自己不读书，而且还最瞧不起读书人，特别是对那些死心眼儿、不懂得变通的迂腐的文人。刘邦把这些人视为鄙儒、竖儒，说话之间全都是辱骂人的字眼儿。他平时在朝廷上，对待自己那些儒生大臣很不礼貌，动辄就摘下他们头上戴的高顶帽子当尿盆，很不恭敬，也就更别提对他们以礼相待了。可以说，刘邦是在不自觉中奉行着秦始皇的法家以力服人的思想，认为自己是“马上天子”，自己的政权是从弓马中、从浴血的战斗中得来的，因此，他也想“以马上治之”，用过去打仗中的强硬手段来治理天下。然而，时势的变化，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并不能以刘邦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他也不得不适应形势，推行一些文治，在政府中任用一些有名的文人。
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天下初定，各路诸侯共同推举刘邦为皇帝。这原本就是刘邦梦寐以求的事，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可刘邦只是一个市井出身的粗人，他没有想到，原来即位当皇帝还挺不容易的，需要有一套君君臣臣的严格的等级礼仪。一向懒散放纵惯了的刘邦对此感到很不适应，他不愿意受秦始皇所执行的那种严格的繁文缛节的约束，于是就要求简便行事。但是他手下那些草莽出身的英雄们本来就不太守法纪，现在更可以了，公然在宴会上饮酒争吵，相互邀功，吵得不可开交。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喝醉了酒后还大发酒疯，狂呼乱骂，拔剑相击，几乎要动起手来，闹得一塌糊涂，天翻地覆。一旦这些人喝醉了，就连一国之君的刘邦也觉得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这才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时期处理问题的办法在建国后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需要的是大力整顿政府，赶快制定出一套新的更适用的朝法礼仪和礼乐制度。
被刘邦选中制定这个礼仪和制度的人，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丞相萧何，也不是神机妙算的留侯张良，而是一个阅历丰富，人情练达的儒生，这个人名字叫做叔孙通。
叔孙通是鲁国地区人，鲁国是先圣孔子的故乡，儒家学说的发祥地。那里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造就了一代代数不清的儒家英才，使儒学在那里得到了一脉相传的发展。尽管秦始皇曾经杀害了一大批“以文乱法”、“是古非今”的迂腐儒生，并且实行了禁书的政策，不准民间私自藏有涛书，但他仍然在朝中设立了博士官，博士官所用的书也就不在禁毁之列了。
叔孙通就是在秦朝时应征为文学博士，可是正式的任命还没送到他的手中，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了。山东发生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回咸阳，秦二世着急地向他的博士们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博士们一致认为那是些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劝秦二世火速发兵征讨。秦二世一直被赵高控制着，只知道每日在宫中寻欢作乐，对天下的大事根本一无所知。他听了博士们的说词，马上怒形于色。这时，老于世故的叔孙通却向前回答说：“他们说的都是不对的。现在天下都是一家，郡县的城墙都被毁掉了，武器也都被销毁，而且又有英明的君主坐镇在朝中，国家法律齐备，官员尽职，四方平安，哪里有什么造反的事呢？”他这一席话，报喜不报忧，使糊涂的秦二世连连称好。他又接着询问其他人，有的人回答说是造反，有人回答说是盗贼，结果，回答造反的一律被逮捕，回答盗贼的无罪释放。叔孙通则因为猜透了皇帝的心思，回答应对得体，马上被正式封为文学博士。后来因为这件事，许多人都纷纷指责叔孙通，说他欺君罔上。他却理直气壮的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我不得不这么说，几乎是从虎口下逃得性命的。
叔孙通也知道，自己的权宜回答实在是争着眼说瞎话的，他知道国家马上就要有大乱，彻底对秦二世放弃了幻想，找了个机会逃回故乡，先是投奔了项羽，后来又在楚汉之争时归顺了刘邦。
叔孙通和其他只会背诵经书，不达时务的儒生不同，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的心思，也懂得投其所好，见机行事。在跟随刘邦后，他探知刘邦讨厌戴高冠的博士装束，就立即将自己的服饰改成短衣，以此博得刘邦的欢欣。在楚汉争霸的关键之际，刘邦最需要能征善战的人，他又向刘邦推荐了很多勇士。因此，刘邦封他为博士，号稷嗣君。所以，史书上记载，叔孙通既是秦末的最后一个文学博士，也是汉代的第一个儒学博士。正是因此，刘邦即位后，领悟到只有儒生才能为自己制礼作乐、整顿纲纪，于是就自然地重用了通达世情、懂得自己心思的叔孙通。
于是，叔孙通揣摸着皇帝的心意，率领一班弟子和鲁国的儒生，杂糅古礼和秦朝的礼仪，因地制宜，删繁就简，创制了汉代开国之后的第一部礼乐大典。公元前200年，长安城中的长乐宫落成，群臣齐来朝见，第一次施行了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汉代礼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朝拜仪式。
据载，这天，天刚擦亮，宫廷中的礼官就带领着群臣次第步入殿门。廷中陈列着车骑步兵卫队，设置了各种武器和各色旗帜。在一声传呼令中，殿下数百官员站立在台阶两旁，武将立于西边，文官立于东边。刘邦则乘舆出现，百官都举着旗帜，左右侍卫高呼“皇帝驾到”，于是诸侯王以下依次奉贺。场面十分壮观，气氛肃穆，诸侯王、文武百官，无不震恐。大礼完毕，又大摆宴席，殿上的臣子们都俯身俯首，按照尊卑的次序先后上寿。如果有不懂礼仪的，当即押下去法办。整个宴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尊卑有序，没有人再敢任意地在此时高声喧哗。
刘邦看到这种情景，不禁感慨道，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专职制定礼仪。这时，叔孙通趁机进谏，为参与制礼作乐的弟子们和儒生们求官。素来鄙视儒生的刘邦在高兴之余，接受了叔孙通的请求，拜封儒生为郎。先前不理解叔孙通、甚至埋怨他的儒生们也终于心悦诚服，称赞他是圣人。
叔孙通后来官至太子太傅，在刘邦犹豫太子的改废之事时誓死扞卫太子，为汉惠帝立下了大功。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继任太常之职，所以汉初的各种礼仪制度，皆出自叔孙通之手。司马迁曾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纵观叔孙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他的功业，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叔孙通和他的弟子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汉代儒学的先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