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一个典型乡村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田野报告。“社会结构”一词在不少情况下被含混地使用，社会学、人类学界对社会结构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所谓社会结构，简单地说就是构成社会的各种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把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又把经济基础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把村庄社会结构界定为构成村庄社区的各要素间相对稳定的排列与组合，这些要素包括婚姻、家庭、人口、生产、宗教、教育、政治等。笔者对单家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观察和研究将在这个概念框架内展开。
一、观察范围的确定
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一般都倾向于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开展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通常被称为“社区研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Firth）教授称之为“微型社会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人类学家就已经在有关中国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葛学溥的《华南农村生活》等都是以一个村落或村落中的若干家族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的。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林耀华教授《金翼》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es），美国人类学家葛学溥教授在调查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基础上写就《华南农村生活》一书。由此可见，借助对某一小型社区的田野调查来透视区域或整体的社会文化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学术取向。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对以村落社区为单位的“小社会”观察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他在费孝通教授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序言》中指出：“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尽管如此，我对于究竟应该在多大的空间范围内完成自己的研究心存顾虑，这种顾虑根源于有的学者对小社区研究所持的怀疑态度。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就曾提出过这类疑问，他的问题是“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对此，费孝通教授先后在《人的研究在中国》（1990年）和《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年）两篇文章中回答了利奇教授的质疑。费孝通教授在回答利奇教授的责问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人文世界里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来而成的总数，人文世界里的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解剖麻雀”式的研究而实现“以小见大”、“以微明宏”的目标。第二，可以从总体中选择若干不同类型的社区分别开展实地调查，然后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以江村来说，它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和所具有的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江村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搜集中国各地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费孝通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他后来与张之毅合作完成的《云南三村》一书中得到了具体实践。
一般来说，对于由千差万别的个体所组成的总体，如果能做全面的、普遍的调查——将总体中所有个体无一例外地全部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其所得到的结果是最具有普遍意义、最能反映总体特征的。但从目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水平等来看，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只能保持在“小社会”层次上，如农村的村庄、城市的街区等等。空间过于宽泛难免会失之于浅，尤其是在研究者人力、时间和精力等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进入社会深层几乎是不可能的。本论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回族社区的深入考察来透视宁夏南部农村回族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即借助于对“微型社会”的观察达到认识和把握区域性回族社会的目的。宁夏南部是一个空间范围超过2万平方公里，回族人口超过100万的人文地理板块。显然，一个单个的研究者要想对这个回族聚居区域开展全面调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只能在把握该地区回族社会总体特征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
毫无疑问，这种微型社会学的方法是有“误差”的，也可能会出现利奇教授所说的那种“以偏概全”的缺陷。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区研究是社会研究的范本和材料库，社会研究的结论的基础应当是社区研究的材料。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人们在社区中的行为、互动和结构、文化，距离理解社会就不远了。”村落社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基层社会单位，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可在村落社区中看到。村落社区规模较小，特别易于进行深入观察，获得翔实、可靠的实证资料。笔者相信，本论文所选择的单家集村或许就是费孝通教授所说的“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搜集中国各地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一种，这项研究应当属于“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全面认识”的个案成果。
二、调查点的选择
单家集地处西吉县境东南端，行政上隶属于西吉县兴隆镇。我最初是从历史书上知道单家集的。1935年至1936年，红军北上、西征途中曾三过单家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受到当地回族人民的热情接待，在红军的帮助下，单家集建立了苏维埃回民自治政府。后来不时在电视、报纸上看到有关单家集的报道，因为单家集的单北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4年确定的全区26个小康试点村之一。我第一次去单家集是在2000年夏天，那是我为了完成自己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伊斯兰宗教制度：宁夏西海固区域个案研究”而开展的一次实地调查。那次的调查内容虽然局限于当地人民的宗教生活领域，但单家集的历史沿革、经济生活、民风习尚等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既然微型社会学研究的主旨在于“以小见大”、“以微明宏”，那么调查点的选择就必须要考虑到它在特定区域内的代表性。我之所以最终把单家集确定为调查点，是因为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区位交通、教派构成、经济生活等方面看，这个村庄能够反映宁夏南部农村回族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单家集是一个集群式大村庄，由一个主村落和两个卫星村落构成，包括单北、单南两个行政村，12个村民小组。第二，单家集既有地势平坦、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的村落（如单家集主村），也有地处偏远、相对闭塞的村落（如后湾村），这样的村落构造有利于我们观察地理环境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经济活动方式、工作效率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第三，单家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吉县的小康示范村。宁夏南部又被称为“西海固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海固地区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立为重点扶贫地区。在这样一个人口—资源—环境链条相当脆弱的区域里，小康示范村的确立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希望。单家集是如何走向富裕的？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和思考在宁夏南部地区具有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第四，单家集虽然是西吉县最富裕的村庄之一，但这种富裕在村庄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后湾村和西河村村民的生活实际上还处在温饱状态，这种贫富并存、参差不齐的结构特征恰好是整个宁夏南部回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缩影，在单家集开展田野工作，可以使我们观察到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第五，单家集是一个以回族为主、回汉杂居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开展调查，有助于我们对回汉民族在一个微型社会里的相处和交往状况进行深入观察。
三、研究目的
传统的回族研究一般以对历史和宗教现象的考释为取向，并已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民族学、人类学为背景的回族田野民族志工作逐渐成为回族学界的一个新领域，有关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宋志斌、张同基主编的《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希等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同心县回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姚继德、肖芒主编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宁夏南部作为一个回族人口集中分布、生态环境脆弱、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的人文地理区域，实际上早已受到民族学、社会学工作者的注意。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就曾访问过宁夏南部的同心和西吉两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希研究员主持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同心县回族卷》，也是把宁夏南部的同心县作为中国回族中的一个典型区域而开展实地调查的，笔者曾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这次社会调查。这种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的调查研究虽然有利于从宏观上了解一个大型回族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却难以真正深入到回族民间社会，触摸和透视回族社会的深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