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和大商人们贪得无厌地攫取财富。他们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谣言，制造战争恐怖气氛，乘机一面哄抬物价，一面压低工人工资，并且打算解雇一大批工人。工人们面临着一场灾难。凯马尔和一些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聚集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派代表向政府请愿，相信政府会采取公正立场，制止工厂主的贪婪行为；有人则认为政府只会帮助工厂主欺骗工人，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凯马尔和女工谢尔玛是后一主张的坚持者。但是，会议还没开完，警察就包围了会场，以“阴谋破坏幸福和安全”为由，将与会的十几名工人逮捕了。
凯马尔被捕的消息，给予他母亲致命的打击，她患了脑溢血，奄奄一息。工人们为营救被捕者，决定举行罢工。厂长再次召来警察，镇压工人，打死1人，伤10人，并逮捕了几十人，包括谢尔玛。警察的暴行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公共交通也完全停顿，全城瘫痪。反对党也乘机攻击执政党。事态的扩大，使警方、政府部长、甚至内阁总理都害怕起来，感到无法收拾。他们不得不同意释放所有被捕者。
当凯马尔获释回到家里时，他的母亲正在弥留之际。老婆婆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母亲死去后，生活越来越艰难。莎米拉的肺病也愈趋严重。靠着一位好心肠的老医生的照料，她勉强地拖延时日，但不久也终于卧床不起了。在危难之中，谢尔玛始终无微不至地前来帮助她，并设法筹款为她购买药品治疗。莎米拉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她向医生表示了她的最后的愿望：希望谢尔玛和凯马尔永远在一起生活。
就在这时，工潮再次兴起。凯马尔是带头人之一。警察又来镇压了，2个工人当场被打死，10人受伤，50多人被捕。凯马尔英勇搏斗，冲出重围，同谢尔玛一起回到家里。这时，莎米拉正咽下最后一口气。
第2天，在警察来逮捕之前5分钟，凯马尔同已被厂方开除的谢尔玛双双出逃，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们被一位老大娘收留下来。他们同村民一起劳动，并时常向村民宣传斗争的真理。两个月后，神甫发现祈祷者越来越少，而一些年轻人则开始提出一些使他难堪的问题。地方当局和神甫不久就了解到了凯马尔和谢尔玛的活动构成的危险。他们出动了警察，把他俩逮捕起来，押解到城里。
监狱里的非人生活使身体本来很壮实的凯马尔，不过一个月就染上了肺结核。疾病吞噬着他的生命。审判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法院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城里的工人拒绝在他们的两个战士受审时去做工，乡下的农民也来了，他们要向两位英雄致敬。人民在觉悟。一家进步报纸写道：“你们的教堂这个偶像被打得粉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不管它的祭司正用什么样的阴谋保护它。”
在法庭上，总检察长摇动如簧之舌，给凯马尔和谢尔玛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要求对他们“加以法律制裁”。而被告的辩护律师——一位思想进步、仇视暴政和压迫的青年学者则以雄辩的语言，有力地揭穿了政府的陷害阴谋。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最后，法庭慑于众怒，判决凯马尔监禁3个月，谢尔玛无罪释放。
凯马尔虽然在判决的第2天就被送进一家医院，但他的病体已无法挽救了。他在对已故母亲和妹妹的怀念中死去。谢尔玛哭喊着：“让那些统治者天诛地灭吧，他们从我手里夺去了你。”“我的亲爱的，你的死使我们加深了对他们的仇恨。”
哈吉老爷
《哈吉老爷》是萨迪克·赫达亚特所著，写于1945年，是以揭露国内反动势力为内容的中篇小说，标志着作者的创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成为他后期创作的高峰。
萨迪克·赫达亚特，生于1903年，卒于1951年，伊朗蜚声国际的小说家、艺术家和语言学家。
《哈吉老爷》以1941年伊朗礼查国王被迫退位前后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塑造了堪称伊朗40年代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典型的哈吉老爷的形象。在这个主要人物周围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寄生虫和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大地主、奸商、贪官污吏、暴发户、丧失良心的政客、无耻的文人、记者等等。这些群丑构成伊朗上层社会舞台的缩影。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这些人物的种种卑劣行径，指明了这些败类腐朽虚弱的反动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小说主人公哈吉老爷既从政，又经商；既为地主，又是资本家。在他身上集中了伊朗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丑恶品质。他认为人生无非是集虚伪、谎骗、诡诈、阴谋和舞弊之大成，所以他不惜采用假仁假义、阿谀奉承、蛊惑煽动等手段进行所谓的立身扬名的事业。
作为政客，他善于伪装，见风使舵。他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表面却像个正人君子，满口仁慈，内心却很残忍。礼查国王统治时，他帮助朝廷镇压人民，与国外情报机关勾结，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敲诈勒索，捞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1941年8月，苏、美两国军队同时进驻伊朗以后，他迅速地将自己伪装起来。
当时，伊朗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礼查国王迫于形势，于9月退位。支持他亲德政策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哈吉老爷就是伊朗反动统治阶级中这类无耻政客之一。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他曾打算逃往美国，把钱财也转存美国银行。但他很快发现，原来自己那些胆战心惊的伙伴，那些投机家、卖国贼、特务和罪犯现在居然又“重新操纵起一切重大事情”。于是他犹如鳄鱼一样，伏俯在那里犹豫，观望，伺机而动。他不敢公开反对民主运动，在公共场合，他以冒牌民主派自诩，一遇机会就标榜自己是“伊朗民主之父”、“革命之子”，还喋喋不休地咒骂礼查国王的法西斯专政。暗地里他却招兵买马，拼凑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制造混乱，挑起部落冲突。他野心勃勃，不仅把手下走卒抬出去当部长大臣，自己也不甘幕后操纵而积极竞选议员，觊觎内阁首相的宝座。
作为商人，他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了金钱，他不怕伤天害理，以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朝思暮想扩大从奸商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他不仅从庄园、商店、澡塘、出租房屋、针织厂、纺织厂等工商业中牟取暴利，而且靠买空卖空、伪造证券、走私偷税以及为别人买官鬻爵发横财。只要有利可图，他可以凭借财势左右法律，把私吞公款、残害部落人民的军官提升为将军，把害死人的罪犯保释出狱——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并且每个资本主义暴发户都必须个别地通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冲动和贪欲是当作绝对的情欲起统治作用。”哈吉老爷正是这种暴发户。他作为地主、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伊朗社会环境里，既是个丧心病狂、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也是个嗜财如命、吝啬至极的守财奴。
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去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是“残酷无情的现金关系”。金钱主宰着他的灵魂。他教育儿子：“有钱的人就有一切，没有钱的人就一无所有。”因此，占有黄金的欲望，是他性格的首要特征。只要一提起“金钱”二字，一听见金币的叮叮当当声或是纸票的沙沙声，他“心里马上扑通扑通地跳，浑身都飘飘然起来了”。他时常在睡梦之中，就已盘算着如何捞取金钱。金钱是能治他全部疾病的灵药，金钱才是他一生的唯一目的。小说里有一处写他手术后刚刚苏醒，听说有人送他一个金果盘，就连忙问：“是真金的吗？”“……分量很重吗？”当听到令他兴奋的答复后，“一丝满意的微笑掠过哈吉干裂的唇边。”这个细节不但活画出哈吉老爷的贪欲，也是对地主、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极端的吝啬是哈吉老爷性格中的另一特征。他拥有巨资，但平时却总是一副穷酸相，深怕暴露真情，造成破费。为了积财，“他从白水里也要榨出油来”！为了守财，“要是一只苍蝇落在他的痰上，他也要一直追到彼得堡去捉它”！为了控制家人吃用，他亲自分发食糖，数吃剩的李子核，就连家中做饭用的木柴，他都要亲自称斤论两。他非常嗜好喝酒，做客时大喝特喝，毫不客气。可是自己从来不肯花钱买酒喝。有人拿酒给他送礼，他小心翼翼地把酒倒入坛子里，像服药似的慢慢饮用。哈吉老爷自称是虔诚的教徒。根据伊斯兰教规《沙列阿特法典》规定，哈吉要把每年收入的1/10拿出来救济贫民。但他舍不得这点钱，经过周密的思考，他把这笔钱计算精确，签成支票，放入盛满椰枣的提桶里，交给阿匐，施舍给贫民。但阿匐一提起枣桶，他就立刻借口孩子们想吃枣而按市价买下，让阿匐用卖枣钱去周济贫民。他自己则销毁支票，如此等等，完全暴露出一个吝啬鬼的卑贱灵魂。
此外，哈吉老爷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癖好。其一是贪吃。作者写道：“只要谈到吃，老头脸上顿时眉飞色舞，唾液直往肚里咽，连他的瞳孔也豁然放大了”，“眼睛里燃烧着贪得无厌的饥火”。其二是贪色，他妻妾成群，6个离婚的，4个故世的，还有7个组成现在家庭，而且内院后房里还有不少姘妇。即使如此。他只要“瞥见多少能引起他注意的女人……他那双眼睛照样骨碌碌地东溜西窜着”。其三是爱吹牛，不懂装懂。他连小学课本的生词也解释不清，却到处吹嘘自己在写一篇论述各地风俗的专题论文；对历史一窍不通，却偏要天南海北地胡扯历史上的事件。
哈吉老爷这个典型，集中概括了伊朗封建地主阶级的粗俗、愚昧与野蛮；资产阶级的冷酷、贪婪与吝啬。揭示出伊朗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客观规律。
赫达亚特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语言大师。在这部作品里，他一反以往文学语言中堆砌词藻、晦涩难懂的弊病，别开生面地以自然准确、轻快流畅、朴实风趣、讽刺效果很强的语言，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学语言的基础。他笔触犀利，对事物的揭露与讽刺入木三分。他善于选择现实生活中平凡而又典型的事例，运用细节的描写和典型环境的氛围，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深掘人物肮脏、鄙陋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这部小说缺乏一个比较系统的结构，除主人公哈吉老爷外，其他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蕴涵的深刻思想和尖锐的批判性，以及优美的语言特色，标志着作者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誉。
婚礼华盖
《婚礼华盖》是犹太人阿格农的作品，写于1922年。
阿格农，生于1888年，卒于1970年，原名撒母耳·约瑟·恰兹克斯，阿格农是作家用的笔名，后改成为自己的姓。
小说描写了一个无比虔诚的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余德尔，家境一贫如洗，为了能够把3个女儿体面地嫁出，他离别了家人，与车夫努塔出游各地的犹太人村镇，寻求资助，捐集嫁资。全书分为两卷。
第1卷叙述主人公走乡串镇，化缘捐集，遇到了各样各色的人物，也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还听到各种的趣闻、传说、故事和各色的宗教、伦理的议论。他终于靠善良人们的帮助，筹集到一些金钱。他改变主意，打发走车夫，自己独坐客店，静心诵经。后由于媒人的走动，使一位富翁误认为贫穷的余德尔是另一个富有的余德尔，许下巨额聘礼，筹办婚事。
第2卷叙述主人公在归途，筹备嫁资办理女儿的婚事。不久被对方识破，险些使婚事告吹，这时奇迹出现，女儿意外地在山洞里发现了珠宝金银，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成为富有者，完美地让女儿出嫁了。
小说以第一卷为主要内容。这部以穷教徒余德尔的奇妙故事为基本线索的小说，把主人公的经历作为框架和线索，并以此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小说视野广阔，既有乡村，也有城镇；既有家庭，也有客店；既有富商，也有贫民；既有骗子、强盗，也有善良朴实的劳动者。它们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犹太人的平民世界，表现了犹太人特有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小说的人物与构架使读者联想到欧洲名著《堂吉诃德》，主人公余德尔近似堂吉诃德，作者也用幽默、戏谑的语言描述了余德尔，使他和堂吉诃德一样有几分喜剧色彩。但他不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冒险行侠的义士，也没有堂吉诃德身上的深刻的矛盾与悲剧内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平民，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在任何时候，都坚信上帝，严守一个教徒的职责：虔诚、诵经和谦恭。当他为女儿出嫁筹集了一些财产之后，又立刻静坐客店，专心诵读经文，很快把募集来的钱几乎花掉，他并不悔恨。由于富商的误解，订下儿女的亲事，他要筹备巨金回报对方的巨额聘礼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时，他并不气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好人会得好报；在富商识破他的穷相，使他落入窘境时，他也并不慌乱，依然保持做人的尊严。他之所以坚定、乐观、顽强，不是依靠英雄般的大智大勇和超人的体魄，而是依靠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上帝的信仰与真诚。
因此，他能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引诱而不图虚荣、不慕金钱和物质，甘于清贫与寂寞，尽到一个教徒的职责。在余德尔身上，确是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和性格，他不是喜剧人物，也不是悲剧人物，而是作家运用喜剧形式描绘的正面人物。
《婚礼华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随着主人公的游历，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与生活的同时，也编织了众多的长短不一的故事。它们既有神秘的传奇，也有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既有古代的传说，也有现实生活的事件，是书中人物用来沟通思想感情、发表议论的手段。它们形成一个色彩斑斓的故事群体。这些故事一方面从社会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等等扩展了作品的容量，以突出作品“平民史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的手段。而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体现了自《旧约全书》以来所表现的犹太人重具象和直觉的审美传统。犹太人发表议论、表述抽象的理念都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予以阐解。
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贝娄说，对犹太人来说，“缺少故事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小说最后的神秘、传奇色彩的结局——山洞宝藏的发现，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从而顺利地把女儿嫁出。奇迹的出现就是上帝的显灵，是上帝对善良、虔诚的教民的爱护与帮助。这种笔法只能在无限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文学中才能找到，是希伯来文学传统的表述方式。它也是小说的突出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