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张国焘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说什么“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他还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4月1日，张国焘又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散布他的偏安西北边陲的谬论。他对张闻天、凯丰等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耿耿于怀，说什么“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本段叙述据《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张国焘说：“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张国焘不愿与党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的用心暴露无遗。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和张国焘分裂活动、逃跑方针的破产。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于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上。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他并不想要去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同上。其中这句话的原话是：“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1936年5月上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已率领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同二、六军团的直接电讯联系也终于恢复了。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电报首先通报与二、四方面军最密切相关的红军同东北军联合工作的进展：
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已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接着，电报评述了国内、国际形势。关于国内形势，电报指出：
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大会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和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电报指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电报最后提出当前任务：“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北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为求革命胜利，应“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完全是一种真挚诚恳的态度，采取的是宽容大度，绝不恃强压人的姿态。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西北的战局，说明“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表示：“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东北军方面，告知“已与约定不加拦阻。”
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胜利的方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失败的方针。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实现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陕甘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红军发展和壮大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党中央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谈判的对手，并开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5月28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估计在目前情况下张国焘有改变错误的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北进甘南，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引自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36年3月23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贵州、云南边境，朱德、刘伯承极力主张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确定北渡方针之后，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4月27日、28日，二、六军团在云南丽江县之石鼓街附近全部渡过金沙江。据《驳张国焘》之附录二《当时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行止的记载》，第409页。朱德获悉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时，这支英勇部队约有16000人。力平等着《中国红军长征史》记载，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时，共有15995人，7852支枪。其中二军团9995人，4867支枪；六军团5998人，2985支枪。该书第280页。5月下旬，二军团进到巴安一带。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六军团先头部队在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三十二军罗炳辉部会合。过不了多少天，二、六军团全部就可以到达瞻化、甘孜一带，同四方面军会师了。会合的经过据《中国红军长征史》记载简述如下：6月3日，肖克、王震率六军团直属队及十六师到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然后进驻甲漥。18日，六军团十七师和军团直属队到达瞻化（今新龙县），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22日，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24日，在普玉隆召开会师大会。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1日，二军团进抵甘孜的甘海子，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朱德会面。该书第284-285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就是这样，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陷于绝路的情况下，通过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及时在陕北的红军将令彭、林、徐等一起对他进行的反复批评、教育，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加之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并没有真正悔改。张国焘在报告中，先讲了当前形势，然后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对陕北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得到了发展和新的胜利”，但又说不能“过分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还坚持认为“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但不得不摘掉他的第二中央的牌子，在军事上，也宣布仍按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即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为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还收缴了一切他那个“中央”的“中央文件”，予以焚毁。本段叙述据《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
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还要经历一番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1936年6月22日，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朱德亲自赶到那里迎接。24日召开了会师大会。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接应部队会师。7月1日，到达甘孜的甘海子。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朱德会面。
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时，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滇黔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藏民群众夹道欢迎，载歌载舞，“耶莫！耶莫！”的欢呼声持续不断。据《迎接二、六军团》，见《长征大事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7-798页。耶莫，藏语顶呱呱的意思。
党中央获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的消息，非常高兴，即于7月1日，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68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红军诸将令，祝贺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希望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贺电还指出：“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
朱德6月23日与萧克、王震在普玉隆会面时，以及朱德、刘伯承7月1日在甘海子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时，先后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他们。朱德还给贺龙等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朱德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本段叙述摘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朱德也对贺龙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据《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自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张国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分裂活动。他以迎接二、六军团为名，派出“工作团”，散布流言蜚语，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煽动反党、反中央的情绪。他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胁迫二、六军团领导同意他的错误路线。他的反党分裂活动，遭到二、六军团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国焘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任弼时把他坚决顶了回去。任弼时听到红四方面军来人谈话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立即向下布置：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都烧掉。据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