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当天，张闻天即派专人送信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回来及他传达的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要点。同时，他立即同张浩和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教训，依据当时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动的情况，作出战略和策略转变的重大决策。
11月21日，毛泽东等从前线致电张闻天等，报告直罗镇大捷的喜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敌一○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二十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九师之两个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正清查中。”
11月24日，洛（甫）、博（古）联名致电毛泽东，估计敌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个详细讨论各项问题的会，即后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11月25日，张闻天又派专人送信给毛泽东，并附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草拟的文件（包括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就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11月27日，洛甫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以“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该电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2月1日，毛泽东在鄜县（现名富县）东村复电洛甫，表示：“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和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立发。”“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还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
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遇事总是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合作得很融洽。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是保证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关键。在历史档案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百分之六十四。可见“毛洛合作”在实行战略策略转变、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的关键作用。
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内容
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后，张闻天对于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确有不少新的认识，新的发展。
1935年11月29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他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作了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报告”和“结论”记录整理稿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为题首次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后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会前，他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11月28日）；会后，写了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此文写于1935年12月1日，发表于12月5日印发的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76期，署名洛甫。部分内容以《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全文收入《张闻天文集》（二）。在这些文件中，张闻天除了继续阐述已经提出的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新的步骤。这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所作的重要充实和发展。主要之点是：
（1）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大大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大大提高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救国宣言》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对日本侵略不满意的”，“我们采取主动，联合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队伍结成反日反蒋同盟。”张闻天强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张闻天在文章中还指明，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是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采取的新的步骤”，“这一主张，即是目前争取抗日反蒋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
（2）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共同纲领，统一战线联合行动的具体方针。
（3）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张闻天既从军事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又从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来说明“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反对目前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并在斗争过程中去取得党对于最大多数基本群众的领导权”。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作了具体的阐述：“不论是过去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或是过去是坚决反对我们的政治派别，只要他现在在抗日反蒋上同我们有共同之点，那我们可以完全不念旧恶，同他们联合一起”，“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利益，我们欢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蒋的运动中来。”国内是如此，对国际帝国主义国家，也要看到日本“独占”中国与英美“瓜分”中国之间的矛盾，变更我们的策略：“不论是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对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成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们即可以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4）强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指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而“最阻碍我们工作的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张闻天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并用现实斗争中的例子，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应该怎样克服关门主义，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这方面，张闻天特别强调主动性和灵活性。他指出：“我们不应在宣言发表之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人家来找我们，同我们谈判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而且还要主动的积极的到处去活动。”在灵活性方面，张闻天指出，“革命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要“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情况，而提出不同的策略”，要“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每一矛盾”，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说，在谈判时，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只反日不反蒋，或者反蒋不反日，也可以。
就在这时，在张闻天指导下，我方同国民党军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就停战、合作等进行的谈判“已有初步成绩”，“协定草约已由双方代表同意后送上级批准”。1935年11月26日洛甫致毛泽东电，见《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上述11月至12月间的这些新的内容，新的步骤，具体的口号和提法，都是11月中旬及以前的文章、讲话、宣言、决定中所没有的或不够明确的。这当然同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密切相关。可贵的是，张闻天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词句，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贯彻国际七大的精神，对已经独立提出的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到了新的高度。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首先从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开始。为此，张闻天派罗迈、王观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郭洪涛等对陕北土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陕北土地问题的特殊性，了解过去土改中执行“左”的政策的情况及其对农牧业和工商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文件，送前方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12月1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表示“基本同意”的复电。他在吸收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意见对文件进行修改后，即于12月6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的“报告”和“结论”以《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广大阶层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富农所采取的态度与以前不同了。“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因此富农态度的变更，我们是欢迎的。我们现在如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把他们推到地主豪绅方面去，显然是不适宜的。”并指出：“现在我们改变策略，使群众觉得不仅政治上可以自由，而且可以大大地发展生产，使生活更加好起来。我们必须了解，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总之，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形下，要改变我们对富农的策略。”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张闻天说：“现在，在白区，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斗争深入时，分配土地、消灭豪绅地主势力时，则要求得富农善意的中立，使他们不做地主豪绅的应声虫，以孤立地主豪绅势力。”“在苏区，只消灭富农的封建剥削”，“富农也应平均分得土地，不应特别分给坏田地。除此之外，富农的钱及用具，不管有没有，都是不能动的。”
张闻天在讨论后做的结论中强调：“现在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争取党的领导。”在富农问题上，“要改变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苏区，对于富农的‘左’的办法在纠正。这不是假的政策。政府过左的行政办法要纠正，党、工会也是一样。过左的要求，我们都是反对的。”“总之，对于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要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懂得，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最后，张闻天还对几个具体的政策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富农自己经营的土地不动，出租的土地没收。第二，出租的牛羊可以分。第三，土地是否平均分配由中农决定。第四，合作社可以让富农投资，但不能让他们参加政权。”
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586页。
富农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涉及中农、工商业、知识分子以及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张闻天当时清醒地看到，“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对于各方面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引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而实行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正是系统纠正过去“左”倾错误政策首先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此后转变各项具体政策的一个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