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返军事领导岗位
长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特别艰难的军事行动。军事领导与指挥者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人的决定除了总书记以洛代博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军事领导人的变换。张闻天拥护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从黄平橘林谈话开始，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其间不无即有不无小的曲折，但总的说来，张闻天与毛泽东在这一重大关键问题上是配合合作得很好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这时政治局常委共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等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但还没有正式决定他参加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从此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毛泽东参与红军的军事指挥以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部队在扎西缩编以后，即执行“回兵黔北”的决策，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遵义进发。出敌不意，杀了一个回马枪。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五张闻天支持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02月25日，中央红军攻克桐梓。途中经半天激战，抢占娄山关，于28日再取遵义城。这一仗，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2个师，缴获枪支2000多，俘虏约3000人，是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运动战的战法得胜，非常高兴，在马背上吟成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歌咏娄山关战斗的胜利，抒发由沉郁转为开朗的心情。词云：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上上下下欢欣鼓舞，充满胜利的喜悦。军委纵队于3月初再次进入遵义城。
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从作出“回兵黔北”的战略决策，到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中央红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张闻天更加相信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更加确信，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胜利把握。在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话中也说“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引自《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载《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按红军中惯例，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前敌政治委员习惯上称为前敌总指挥。当年，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新的建置与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红军的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并未改变，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即随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到达鸭溪、苟坝一带。此后，王稼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缺乏民主，采纳了王稼祥的意见，召集过几次这样的会议。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话中也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八人的中央会议。”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张闻天那时不了解，日常的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召开这种会议，对前方指挥者按军情变化作出必要的专断处置是会有妨碍的；而会上的争论，更会扰乱前方指挥者的部署。
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
重大的争论围绕着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县治，简称新场。的问题爆发了。
1935年3月10日1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3月10日白天，张闻天即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以下叙述这次会议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毛泽东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新场，那时滇军也赶到那里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可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打。毛泽东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还是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但他未能说服众人，大家还是要打。会上争持不下。毛泽东急了，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有人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主持会议，以一般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总指挥没有几天职务便被撤销，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代。彭暂代毛一节，据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
散会以后，毛泽东实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于是，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谈，要他晚一点发攻击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以军委名义发出电令，部队在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周把大家说服了。军委即给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此事经过据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这件事无论对于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还是对于红军保持有生力量、保证作战胜利，意义都十分重大。在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的第一条“多谋善断”时，还拿这件往事来做例子。他说：“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参加新的军事“三人团”
关于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不打的正确结论，避免了军事上可能造成的损失。事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说明还是毛泽东高明。从这件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是外行，成立新的“三人团”，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也省去召集会议的麻烦。
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新“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时间、地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所作考证的结论：“三人军事小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毛泽东在三十多年后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毛泽东1967年的一次谈话。
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
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立以后，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在云贵川兜大圈子。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酒乡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入川，引得敌军纷纷向川西调动。这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紧接着，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当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红军却已越过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向西疾进，直插云南，形成威逼昆明之势。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对昆明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急进，直达金沙江南岸。于5月初在禄劝县皎平渡抢渡金沙江。敌人得知红军的行动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边。红军只用了9天，就全部渡江完毕。
红军取得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包围圈，把围追堵截的敌军远远甩掉，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