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一段时间我对中国历代历朝有关治理黄河的史料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缘于对一九九八年防汛形势的关切。
翻开史书，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翻卷起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史剧，洪水泛滥，堤溃江崩，人畜漂流，浮尸无数，灾区顿时苗田淹没，米价飞涨，商市萧条，哀鸿遍野，乞丐四奔，饿殍载道。那滔滔洪峰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肆虐着浸泡了整整一部中华文明史，满目疮痍的中国浸沉在河患水潦的阴影之中。
黄河，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心腹之患。“三年两决口，灾害年年有”，紧紧地牵动着一个庞大民族的心弦。
黄河，一条维系炎黄子孙灵魂家园的河流，一条承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河流，一条流进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与生命的河流，持久有力地叩击着中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和生存危机意识。
二
黄河，横穿中国腹地的万里长河，容纳百川，东流入海。它的存在负载着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同时还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摇篮和无与伦比的宏大语境，是炎黄子孙的酿造者。
它的存在，为我们塑造了代代辈辈繁衍生息的辽阔大地，也使我们真实地触摸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根系。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里是历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阵地。沿着传统的排序，我们尽情地畅游在历史的长河中，屈指一算，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到现在共四千多年中，在这个阵地建都达二千多年。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汉到隋唐先后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历时长达一千一百多年，是中国有名的六大古都之一。被誉为“九朝古都”的河南洛阳，自东周起，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在此定都。汴梁开封，从魏惠王迁大梁起，五代的梁、晋、汉、周和北宋、金朝后期的京师都设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九代皇帝在此主政了一百六十七年，使东京空前繁荣。政治中心又带动了文化科技中心的形成。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史记》到《资政通鉴》，不朽的辞章典籍、宏篇巨著，在这里诞生，流传万古。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
哺育我们的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高原。这里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每遇暴雨，水土大量流失。当它背负着沉重的泥沙蹒跚迈进黄淮海平原时，已被浸染成彻头彻尾的黄色。由于坡度平缓，沉沉的黄河渐渐停止了脚步，淤积在河道上。时间一长，淤沙越积越高，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地上“悬河”。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可恨。早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
打开卷帙浩繁的治黄典籍，字字句句、章章节节浸透着老百姓的血泪：
汉成帝建始四年，天降滂沱大雨，连续十多天，洪峰骤起，恣肆暴戾，堤埂崩溃，致使东郡、平原、千乘、济南四郡三十二县被淹，最深处积水两丈余，摧毁官庐、民房近四万间，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人畜伤亡惨重。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黄河在河北沧县、河间一带决口，淹死100多万人。
明成祖永乐八年八月，洪水入开封，四万余户受灾，七百五十万亩农田受淹。
清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再决中牟大堤，口门宽达三百六十丈，全河狂泄，河南、安徽饱尝灾难。时人诗曰：黄河决山左，饥民遍淮徐。
……
据文献记载，从公元前六〇二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五百多年间，黄河共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多次，大的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中原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沉沦，生灵涂炭。黄河留给庶民百姓的是血，是泪，是饿殍，是怨恨，是忧患。
因此，黄河是留给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水上长城”。
三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需要我们付出全部忠诚的，只有长城和黄河。
因为它们与中国历史一样，多灾多难，总和死亡联系着，充满血腥，充满艰辛。它们都是由劳人的双手和白骨砌成的，是历代的帝王精心构思、亲自指挥，并引起文人墨客吟咏的一部巨构华章。
同样，毁灭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在凶悍的铁蹄和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城郭和一片万亩田园犹如砂器般脆弱。前者演出的是攻城与屠杀、尽节与妥协、名将与奸佞；后者是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使长城一次次失去防御意义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使黄河一次次为无数民众提供生命激情的，是中华农耕民众的双手。后者靠这两条大堤，将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同泥沙一并送进大海。如今长城只剩下观赏价值和启迪意义，唯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荣辱共伴。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相传尧在位时，发生了一场延续长久的滔天洪水。尧推选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鲧用了9年的时间治理水患，但洪水仍然不退，然后又推举鲧的儿子禹前往治理。禹承接了一个中国千年官场的诺言，决不能像他父亲一样遭杀，一定要成功。
他当然没有在正规院校学过水利。但是，他以使命为学校，忍辱负重，饱经忧患，翻山涉水，茹苦含辛，昼夜奔波于田野之间，率领民众通山川，疏江河，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制伏了水害，理出了可供人民居住的华夏九州。
他没有料到，自己治水的业绩唤醒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梦魇，也为病恹恹的中华文明争得了几分自信。因此，即使如今身在魏阙，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无论是面对儒家传统的人生框范，还是面对当今最为紧迫的强国富民之现实，都是那样悲壮而执著。
鲁迅是领受了这份执著之人，他特意写了以大禹治水为题材的小说《理水》。当时有两种思想斗争：保守派提出“湮”的方针，湮即填塞、堵塞之意；大禹提出“导”的方针，导就是疏导。大禹的主张占了上风，根据他的主张，治水获得成功，成了人们心中的神。就在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的泗州东南，有一座圣人山，山下有一条禹王河。圣人即禹王，禹王即圣人，都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面对洪水的进袭，中华民族的传统对策是“阻”，是“导”，而不是一扬起风帆一走了之。大禹当年是走得很远的，以至于“手足胼胝”，而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聚会诸侯于会稽山下，总结经验，计功行赏。庆功表彰大会刚刚结束，这位治水之神就长眠不起了。
长城与黄河一样，都有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寻夫在长城脚下，痛哭流涕。大禹外出治水，涂山女常在涂山之阳等待夫君归来，等待的结果当然是失望。于是，心怀焦急的女人唱道“候人兮猗？”她们化成了永远的情感雕像——望夫石。
也就是从那以后，聚在黄河大堤上的庶民百姓走的走了，不愿走的留了下来，像大禹那样“手足胼胝”地苦斗，像涂山女那样日复一日地等待着。
直到今天，会稽山下的禹陵、禹庙热闹非凡，无数豪杰壮士、文人墨客都来参谒禹陵、瞻仰禹庙。
这便是中国人心目中确立的水神形象。此后，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黄河水患抗争中走过了千百年泛滥成灾的路程。
四
由夏至秦，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拖着踉跄的步履匆匆赶路去了，直到汉朝。
中国历史上的生产力，大概有一定的思维逻辑和模式规律可寻，取得政权前期各路工作渐渐恢复，中期发达，后期衰落。发达的中期，主要有一两个头脑清醒、政治开朗的皇帝主持的结果。在一代伟人毛泽东《沁园春》词作中点了名的那个“惜秦皇汉武”的汉武帝，就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刘彻，十六岁上台执政，他遇到了两件伤心又伤肝的事情，一是黄河泛滥，灾情严重；一是长期掠扰北边的匈奴骑兵。眼看国力日渐厚实，即位七年开始向匈奴开战，花十四年的艰苦征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平心而论，胜利是与汉武帝在水利上的辉煌成就相配合的，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高兴之余，他下令修筑长城，确保堂堂大汉王朝安宁。
就在汉武帝下令向匈奴开战的第二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泛滥成灾，遍及十六郡。瓠子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当时派遣十万民工去堵口，堵而复决，没有成功。宰相田蚡乘机散布“天命论”，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其实田蚡散布这些谬论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的封地位于黄河北岸，而瓠子决口后黄河改向东南流，由泗入淮，对他的封地安全有利，所以他极力反对堵口。公元前一〇九年，汉武帝决定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就“天命论”半信半疑的汉武帝为表虔诚，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壁祭祀河神，并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着柴草参加抢险。
汉武帝亲临现场，察看汛情，看望军民。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和大话，这是一个巨大的决心，它明显而生动地刻在每一个抢险人员的脸庞上。几十天里，烈日酷暑下的奋战，不是寻常的日子。皇帝在堤上，士兵在堤上，专家在堤上，文武百官在堤上，汉武帝的妃子们也在堤上，各种身份与声音的组合，各种生命与灵魂的演义，组成肉体与精神的大堤。树砍了，就连战国时代卫国的皇家园林里的竹子砍了下来，决口终于被成功地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瓠子堵口。
汉武帝在决口现场，曾赋诗《瓠子歌》两首，其中一首写道：“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这次堵口，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加入了抢险大军中，他不无感慨地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诗而作《河渠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堪称绝笔。
之后，一场没完没了的河防大论战和堵口接力赛开始了，而且争论一代比一代更激烈。争论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黄河决口时间却越来越近。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事情只能交付大臣们争论，但争论本身却是一个不断分裂、攻讦的生命过程。不难想象，黄河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难以对付的强硬派，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修，却不知究竟为什么？
首先最著名的是贾让治河三策。当时，河道负责官员平当，鉴于黄河频繁决溢，曾上书说，现在大禹的九河已经淤塞不见了，不过古代经典上所说的治水，只有分泄疏导的办法，而无修筑堤防的记载，因此要想治好黄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朝廷征集治河方案，公元前七年，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有名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这是针对当时黄河已成悬河的形势，提出人工改道，避高趋下的方案。实施这一方案，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破坏城市、农田，但“河定民安，千载无患”。中策是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远目的。同时他指出这一方案不能一劳永逸，但可兴利除害，能维持数百年。他又认为如果保守旧提，年年修补，劳费无穷，是最下策。
当然，这些十足的高见谁能真正去践行呢？不要急，太急使不得。争争吵吵，好不热闹，出现了“南摆”与“北归”的大论战。互不相让，黄河像大臣们四溅的吐沫星儿四处横流。皇上发话了，既然已经这样了，谁也不要生气，和为贵。生气的终究还是百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公元六九年，汉明帝接见王景并与他深讨治黄问题。其实，这是明帝对王景次业务能力一次全方位的考察。王景胸有成竹，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赠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和《禹贡图》一堆书，皇上大手一挥，调配十万士兵供王景指挥，全面主持治河。
在中国古代史上，王景的名字相当有分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都下过一番苦功，尤为对治水钻研最深。与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王充是同时代的学者型人物。他开始叫人勘测地形，开凿山丘，清除石滩，裁弯取直，防护险段。从河南郑州到山东利津一千余里的长堤上，留下了他和军队民工数十万人的身影和汗水。整整一年时间，花了一百多亿钱，大功告成。
“王景治河，千载无患。”他没有想到，他治水的重大成就长时间被人推崇；他没有想到，他治理后的河道稳稳当当地造福了八百年。功成后恢复西汉管理制度，设置河防官吏。东汉政府接连三次为他升官为侍御史，后治河堤谒者、徐州刺吏、庐江太守。直到今天，治黄专家仍念念不忘，每每提及津津乐道。因为，此后黄河步履轻盈，平静极了。
五
在中国历史上，宋室是国祚较长的，前后凡三百一十九年，除去刘汉王朝，就数得上它了。这里，我们暂且说说北宋。
北宋一朝，河患最烈，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河决河溢的年份就有七十三个，河道四次大规模迁徙，形成有名的二股河。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因河患而产生流离，每次黄河的决溢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徙，致使黄河下游土地成片荒芜。北宋历位皇帝多次下诏赈济流民，令其返回故土，但成绩不佳。
司谏王觌记载了当时受灾最重的河北路人民不返故土的主要原因：
河北人户徙转者多……耕耘失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何故也？盖未治其本矣。所谓本者，大河横流吞食民田末有穷巳也，故滨河之民居无安土之心，去者无还业之志。
农田被毁，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黄河下游中国最发达的农耕区渐渐衰败，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在唐朝主要生产帛绢作为贡品的河北、河南二道，到北宋后被两浙和四川所替代，不怕历史学家见笑，我认为黄河水患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催化剂。
记得读中学历史时，有幅《清明上河图》使我至今不忘。张择端画的是北宋都城开封，当时是繁华热闹无比的城市。翻开书，它背靠黄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纳着莽莽苍苍的中州沃野。在中国的历代古都中，它是少数几个周遭没有山岳拱卫的城市之一，难守易攻。北宋年间，兵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之众。《水浒》中的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可见这头衔并非杜撰。禁军的任务是戍守京师，自然要驻扎在开封附近，这大抵是在京城驻军最多的朝代。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贯城而过，号称“四水贯都”。四水沧浪，既是开封赖以繁荣的温床，也是赖以防卫的天堑。宋王朝定鼎之初，鉴于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崇岳名山之限，一度有过徙洛的争吵。最后定都开封，大概是考虑了水的因素。黄河频繁决徙，不仅影响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对首都东京安全、汴河漕运和宋辽边境的塘泊防线威胁极大，因此北宋王朝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