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这三篇长篇大论的批评争议之外，我们可以再看看较为超脱的感悟式批评。同样是《当代》，1988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很简短的随笔式批评文章。一篇是汪晖的《<古船>的两种历史观》，一篇是靳大成的《人物的审美化与不可解的奥秘》。汪晖在谈到《古船》双重的历史态度时，认为“它一方面积聚着让人把握不定的宿命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又分明得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艰难，个体的毁灭，轮回的苦难正是历史前进必将付出代价”。“个体命运的荒诞同时也嘲讽了历史的本身。”“因此，历史过程中的悲剧无非是人类进步的代价，是一种必然，也必将被超越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历史的悲剧观。”“然而我无法居高于两者之上作出我的判断，因为我自己也正为此而困惑着。”汪晖含蓄肯定了张炜作品的思考和探索。靳大成的文章在高度肯定“赵炳是作者贡献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高度政治审美化了的。”同时认为“《古船》里含有象征意味的人名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乐章里特定旋律，全能全知的叙述者不再是君临作品中一切人物、事件命运的神，而是随着不同人物登场用不同眼光、不同叙述角度娓娓道出了现代中国四十多年的神话故事”。所以“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不少不可解悬念”，像铅筒的丢失、倒缸的恐惧、老磨的喋血，还有古城墙的坍塌，含章的命运，等等，“它们都像绝对的奥秘那样使整个小说中的象征意味加强了”，但“永恒之迷仍然是无解的”。可以看出靳大成肯定了不可忽视的作品蕴涵的丰富性及其审美特色。
回顾这一切，从主题和整体批评不无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整合是罗强烈的文章《思想的雕像：论<古船>的主题结构》；贴近作家创作主体的情怀而发挥和进行文本冒险的批评者是郜元宝；而从文本细读的意义上来说，雷达的文章是最具有穿透力和内在严密逻辑的精彩论说，当然契合文本的热情不免在当时情景下对张炜作品多了一些推重。“《古船》（载《当代》1986年第5期）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它几乎是在人们缺乏心理准备和预感的情势下骤然出世的。”“所以我把它称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
此外，《古船》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后，很快在海外也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反馈，某种意义上加重了国内的批评意见，但是从上述的争议的主要方面，也就不难想象海外反响的焦点何在了。台湾为主的海外反响做文章的，主要着眼于作者在拨乱反正的思想影响下对大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思的一些具体描写而已。海外某些学者或特别人士借一点因由而夸大宣扬的情况也不是一两次，从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然，这种广泛激烈的反响的另一面，恰恰也说明了《古船》确实是一部新时期80年代发表的，难得对中国现实状况特别是人的苦难和生存困境进行了真实反思和思考的优秀作品。当然，作者试图讨论包含古今中外所有话题的良好愿望，和隋抱朴这个中心人物值得商榷的地方，造成了作品总体整合不是很和谐圆润的缺憾。
四、当代文学史评价透视
从回到文学现场的影响批评可以看出，张炜是一个当代文学史无法定位而又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作家。前面提到的“两会”的推动和诸多批评的争论，使针对《古船》的批评讨论比较深入。所以，《古船》很快进入了90年代当代文学（史）批评的视野，大多数学者最终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
无法定位的原因是张炜真正引起文学史批评注意的作品《古船》，表层没有脱离伤痕反思影响下的改革题材，但又触及了《钟鼓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难以达到的文化批判和人性揭示的一定深度。“对8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而言，文学是‘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所作的探索”，“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使一些作家处于紧张的状态中”。正是这样的意义上，《古船》最早表现出诸多丰富的蕴涵。同时又很难将《古船》归到“寻根”或“现代派”的小说的潮流里，可以说，张炜是一个内在深沉的抒情者，他的另类，在于他的“反抗精神”——“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批评和拒绝”。这种反抗精神是从自我的反省触及我们的生活鄙陋和苦涩的东西。“从中篇《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开始，包括长篇《古船》、《九月寓言》，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展示加强，并常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家族、阶级矛盾交织的人物关系，来展示山东半岛农村历史变革中政治、经济、理论的冲突。”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张炯在非常宏观地论述新中国文学的主要小说板块时，把张炜归入“农村题材的小说”，并肯定说这些题材的小说“都为描绘新时期农村的风云变幻和人物浮沉作出了自己富于乡土色彩的贡献。”《古船》这部作品除了写实之上悲郁的乡土情怀，还包含一种从内心审视和打量“人”活着的哲理意蕴。“张炜是一个思索型作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他倡导作家应坚守纯文学阵地，同流行的恶俗文学进行抗争。他和张承志被某些偏激的年轻学者认为是本世纪末剩下的最后两个纯文学意义的作家。”我有时给朋友们说，张炜是一个另类的、逃避现实庸俗的内敛的抒情小说家。正如许多身居城市的作家总是带着点乡愁来审视故乡，张炜同时还带着一种内心的愤怒。这也难怪程思和把张炜定位在“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上论说，“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首先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联系使作品一面投射作者全部思考的隋抱朴身上揭示出了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祸害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局限，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民间生存近乎宿命的愚昧状态。特别是那些懦弱女性和暴虐的男人扭结在一起的近乎人间地狱般的黑暗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想象力、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形成一种独特的‘乡土文本’，它自身所具有的宏大、深厚、稳定的叙述规约和限制着作家的叙述。”当然这种浓郁的大地情怀和自我情怀很难实现“纯美的注视”，正如洪子诚文学史批评说，田园野地成了张炜“一个离弃了现实的丑恶，并使不安的心灵得到安顿的处所”。洪子诚先生并进一步借郜元宝的文本批评谈道：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悲悯”。不过这种急迫的、论辩的文化立场直接进入小说写作，对小说文体不能有更多的专注，精神复杂性的探索也难以更好展开，而多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宣言化”倾向。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文学史批评涉及到的新时期长篇小说存在的，首要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理想性追求带给这些长篇小说的巨大进步，使得长篇以其特有的沉重、深厚内涵而当之无愧地成了一种‘重文体’和‘大文体’。但作家们在致力于‘思想的营构’的同时，往往操之过急，常常迫不及待地以口号的方式宣讲各种思想，这就使得思想大于形象、理性压倒感性的矛盾一览无余。”
不论怎样，当代文学史无法绕过《古船》的事实是，就新时期80年代的创作来说，张炜的长篇“《古船》揭示的矛盾更深邃和全局化”，不论是社会批评的反思还是艺术叙事的深度，都堪称1986年到1988年新时期中国文坛出现的首轮长篇小说发表出版高潮中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古船》是80年代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张炜80年代最优秀的作品。”张炜的《古船》只有90年代更高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中才被部分优秀作品（包括张炜自己的《九月寓言》等作品）所超越。但也有不同的批评，“发表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的长篇小说《古船》是张炜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作家对自身创作的大幅度超越，也代表着迄今为止张炜创作的最高水平。此后的众口皆碑的《九月寓言》也好，还是众说纷纭的《家族》《柏慧》也好。都没有能超过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张炜小说创作的痛苦和丰饶来自张炜的热情和浪漫，《古船》的悲剧沉重是对作者已往生活痛苦揭露的一次总的直面和审视，但未能真正解决也无法解决这种生活命运和社会人生悖反的困惑。小说家张炜新近的小说叙事里，生活过往的伤感又进一步牵连着当前时尚情欲的灼痛，张炜一方面是那样热情高涨，另一方面又是如此疲惫，像一匹善良的被生活撕伤的狼——奔突于自己的文学叙述。
五、余论：世纪末的小说和自由写作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某种意义上来说，充分体现在小说这种文体的兴盛、发达上，特别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内在人文精神的现代嬗变。所以在描述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史发展和叙事性描述时，海外学者林毓生和大陆作家张贤亮先后都用《小说中国》这样的书名，这说明小说于中国19世纪末以来整个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百年的演进和发展，给我们留下许多伤痛和值得反思的东西，但也使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围绕着文学的批评也是这样的矛盾和复杂。文学见证了民族的灾难和忧患，记录了几代人努力和奋进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心历路程，还有细致而真实的最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现代文学这样那样的挫折和苦难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和心灵伤痕最真实、最生动感性的折射。
我们说，在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对于民主革命和现代中国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描写。像1986年乔良的《灵旗》，1987年完成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当然，这些作品直接回归“某种”历史真实的叙事，缺少《古船》叙事深层的主体性体验的发掘和反思。张炜的意义也许就在这种个人的东西永远无法和民族、和时代拆解的烦恼忧愤中。到了90年代长篇小说继续兴盛的时候，这样重新回顾历史的文学想象和叙事越来越多，像1991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3年李锐的《旧址》，这种包含家族故事和个体生命体验的近历史叙事在《白鹿原》达到了高潮。这一方面指的是文本叙述的成熟，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的肯定。这种近历史叙事逐渐推进对百年来民主革命的想象和反思。某种意义上说，从《古船》开始的反思历史的严肃思考，本身在内里颠覆我们曾经热衷的历史宏大叙事。但世纪末兴起的小说与影视合谋的“游戏”叙事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有人回顾现代文学发展时，将五四时期的文学归结为启蒙呐喊的旷野文学，把20世纪40年代以来直到60、70年代的文学归结为政治宣传的广场文学，而把80年代以来的20世纪末“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变归结为“非意义逃亡”，成为消解文学严肃性而招徕大众一笑的露台文学。这种批评虽不免夸大了新时期文学在悲切沉痛的“伤痕”、“反思”后，“寻根”和“先锋”作家在回归文学本质意义上文学追求的暂时受挫，却也道出了新的文学流变和多元发展的某种倾向。比如，余华从早期《现实一种》里人性残忍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平静的叙述、讲述社会对一个个弱势生命个体的伤害和压迫；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的小说解读历史，到《檀香刑》里刽子手的极致描写，政治和历史已经剥脱了庄严神圣的严肃外衣，对于人的社会批评不再局限于道德和思想的崇高，历史和人性在小说家笔下不仅变得感性、丰满，而且是一种细致的真实和抚摸。作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也让我们回到真正的生命个体和我们自己的内心。
虽然90年代也出现了有人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但从整体的考察可以说，20世纪末走向新世纪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边缘化”的自由写作。边缘化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学一直处于时代和社会中心话语、代表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现代文学的部分疏离，使90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逐渐成为边缘活动。所以当我们回顾《古船》发表初期的社会影响批评时，恍惚有一种隔世的感觉。虽然80年代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学院派批评家，一再坚持人文话语人文精神的权威立场，但进入更加稳定、开放、多元的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日益变得丰富，作为大众文化的需求和大多数文人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更多地成为个人化的行为与审美追求。作家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自我边缘定位，作家创作价值的多元取向和审美个性化的追求，使20世纪以来一直紧张的文学创作的心态得到缓解；同时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潮，民间话语有了较为自由的表达。有人在研究了文学史后说，文学的民间话语形态活跃并与知识分子认同的时候也是文学繁荣和经典产生的时候。包括张炜《古船》之后的一系列创作，整个90年代长篇小说多样化的叙述和文本呈现已经部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期待中国文学更大的收获。
前四部分发表于《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2期
从生活的细微处发掘文学意义的人
——赵德发的短篇小说和他2003年的新作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