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影目录
诗经里的假大空
触龙赵太后，千古大忽悠
千古一王——陈胜王
钜鹿大战揭秘
千古不散鸿门宴
生为亡秦楚义帝
才高九斗说项羽
不死的项羽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附古风探求
当刘邦想起项羽的旧情来
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附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
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附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汉孝惠帝的身世成谜
千古谁识汉贾生
司马迁的生死抉择
附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历史的侧影一
诗经里的假大空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至于海邦，淮夷来同。
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
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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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嫌囚。
以上二诗分别是《诗经》之《閟宫》、《泮水》的片段，文字相当古奥喔，菜九也只能对付着看个大概，说的是鲁国君主如何了得，立下了令世人景仰的不世奇功。
对于早期的文献资料，学界有个传统的说法，即六经皆史也。这是因为早期文字留存极少，而诗、书等早期珍贵文字记载中所包含的内容，能数量不等地反映早期先民的生活及生存状态，故可以作为史书来读。诗三百，风雅颂。以上所举《閟宫》、《泮水》二诗即出自《诗经》的颂部。经查，颂部只有诗区区四十首，而最长的两首诗，就是这两首歌颂鲁僖公的，可见此鲁侯非同小可。
怎么知道这两首诗是歌颂鲁僖公的呢？在《閟宫》注里明确标示鲁大夫公子奚斯颂美僖公恢复疆土，修建宫室。而在《泮水》注里也标明颂鲁僖公修泮宫、克淮夷。在《閟宫》诗文里更有“庄公之子”的明确提法，则此二诗所颂扬的人非鲁僖公莫属。好像鲁国的开国之君、周公的长子伯禽都没有在《诗经》中占有一席之地，怎么到了后期的鲁僖公一家伙就搞了两首诗，而且是两首最长的诗。说其长，长到什么程度呢？菜九用百度搜索到《诗经》颂的全文，然后用WORD统计了一下，《诗经》颂共有不到四千字，而这两首诗就将近一千字，也就是说，等于颂的四分之一。有了这个比较，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到这样的认识，即这个鲁僖公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然而翻检一下史书，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鲁僖公，在《史记》中作鲁厘公，其事迹少得可怜，少到连简单的流水帐都没有几笔，从继位到谢世，只得不足一百字，与《诗经》中接近千字的歌颂相比，落差太大，不成体统。何况这不足一百字，还多半记了外国发生的事，本国之事一件没有。由此可见，鲁僖公一朝事迹寥寥，当属没啥可记者。若真有什么战胜之功，史公又不是与鲁僖公有仇，何至于略而不书。这一点可以比之于其前的鲁庄公朝，其后的鲁昭公朝，二者的执政年限与鲁僖公差不多，但国内的事情要多得多，篇幅也五六倍于鲁僖公朝。至少可以这么说，即使鲁僖公执政期间，鲁国真发生了什么事，也应该属于无碍国运之事，可记可不记啦，终归于不记。须知，《史记》中的简略，不是说鲁僖公一朝真的啥事没有，只不过在鲁国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事并不算重要罢了。鲁僖公一代的事迹主要反映在《左传》之中。于是乎，如果不看《春秋左传》，人们甚至极有可能不知道历史上有过鲁僖公这么一号人，人们一般知道春秋五霸，当然未必能数得出五霸究竟为谁谁谁，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专门搞这个的。只是一个占了《诗经》颂部四分之一以上篇幅的人，居然没什么人知道，实在让人想不通，乃咄咄怪事也。
菜九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就忍不住要去追究一番。面对如此一个不合理，菜九的脑袋瓜里一下子就浮现出这样的疑问，即这个鲁僖公真有什么值得大肆歌颂的功德吗？奇怪的是，两千多年来，从来没人问过。可能有人会说了，古人早就在两诗的注里说过，是歌颂鲁僖公克淮夷之功嘛，难道不值得歌颂吗？如果真有什么克淮夷之功，菜九当然也不反对歌颂一下，但用如此大的篇幅歌颂未免不那么合适吧。毕竟其功劳不会大过鲁国开创时期的列祖列宗吧？早先鲁国又有哪一块土地不是从淮夷或蛮夷手里搞来的呢？那么，用如此大的篇幅歌颂什么克淮夷之功，这个功一定前无古人，非大书特书不可。于是，就非常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受到大肆歌颂的鲁僖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取得了如此了不得的业绩。而这个活，似乎一向没什么人去做。只好由菜九勉为其难、吃力不讨好地做一下。
对于没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早期事情，中国的读书人一向有为其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的传统，否则让这些个记载浮在空中，太不合适了嘛。至于定位准确与否，则往往马马虎虎啦，不予深究啦，先定了再说啦。对这两首诗的时间定位，也未脱如此作派。有关这两首诗，学界或者认为其有事实可考。如金启华先生在《诗经译注》里，将《泮水》所述解释为僖十三年、十六年之事。而将《閟宫》所述定性为僖四年随齐伐楚的事。不清楚这些解释是否有代表性，据菜九对学界的粗略认识，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很可能是有共识性的。但学界的这种界定能否站得住脚，不妨让我们顺着时间先后来考察一下，鲁僖公或者鲁国究竟干过些什么。
鲁僖公所处的时代，即齐桓公时代。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保证了华夏族没有沦为夷族奴仆，功莫大焉，就这样也没有在《诗经》里占有一行之地。占了《诗经》颂部四分之一以上篇幅的这个鲁僖公，其功劳应该大大地超过齐桓公，不然的话，是说不通的。
然而考之于史，僖四年的随齐伐楚，实属于不了了之的事，双方基本上没进入交战状态，既然没有交战，就不可能有什么斩获。但其过程因其不凡的内涵，即使没有《鲁颂》，也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这一年，齐桓公率鲁、陈等八国诸侯先伐蔡，打败蔡国后，八国联军进而伐楚。为什么八国联军要伐楚呢？原来楚的扩张势头太猛，周边国家吃不消了。以齐为首的八国联军，想让楚长长记性。楚王知道齐桓公带兵侵入，就派使者向八国联军的首脑齐桓公打招呼：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八竿子打不着嘛！没想到，你老人家带着八国联军进入我的地盘，不知有何指教？而齐桓公并没有胜楚的把握，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诸如你们已有很长时间没向周王室进贡筛酒用的茅草啦，周昭王南巡没能活着回去是不是你们捣鬼的啊？昭王南巡不返的事，老天爷也说不清楚（可参见菜九所作《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而那些个茅草又岂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来的事。楚国的使者也不含糊，他说茅草的事情好说，我们马上就可以恢复进贡；昭王的事，也只有天晓得了。对阵双方都没有把握打赢，于是乎，侵略与反侵略都未能进行到底，只能不了了之。仔细盘算一下，表面上楚国在此事中跌了点软，其实八国联军大张旗鼓而来，两手空空而回，楚国毫发无损就化解了危机，应该是赢家。因此，这档子事肯定不值得赋诗一首。
僖十三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左传》记曰：“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原来是淮夷给杞国制造了麻烦，齐、鲁、宋、陈、卫、郑、许、曹，正好又是八国，会于咸，是不是会合之后，八国联军就去与淮夷开战啊？根本没有开战，只是在第二年，为饱受淮夷之苦的杞国搞了个防御性的工程——城缘陵。淮夷病杞，诸侯迁杞，应该理解为原先淮夷所侵之地或者未能夺回，或者夺回后仍担心淮夷来犯，只好迁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淮夷并未受到重创。在鲁僖公的历史中，这也是与所谓的淮夷最有关系的这一事件，还是什么事也没做成，更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业绩。于是，此年的事情也没有大肆歌颂的价值。
而僖十六年如何呢？又是齐、鲁、宋、陈、卫、郑、许、曹、邢各国会于淮。干什么呢？《左传》僖十六年记的很清：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还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也没有。
实际上，无论是僖四年也罢，僖十三年也罢，僖十六年也罢，这些事件的主使者均为齐桓公，鲁国或者说鲁僖公不过是加盟追随者，即使这些事件中真有什么斩获，轮到鲁国的受益又能有多少呢？何况其中根本没有任何斩获的痕迹。
经过考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鲁僖公的与淮夷战胜的记载，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那么这些个颂歌又是如何来的呢？难道是古人拿我们开心，搞了个无中生有。中国确实有无中生有的传统，很擅长把根本没影子的事说得有声有色。而鲁国的事还不能轻易将其归为一点找不到影子的事。尽管鲁与淮夷之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战功，但紧接着僖十六年，即僖十七年，即发生了鲁灭项事件。年代与事实的相近，使得菜九以为，这个鲁灭项之事，应该是紧接僖十六年诸侯之师会于淮而来，并且被移花接木地转换成灭淮夷之功。两首鲁颂的创作，应该是以此事为楔机而兴。
而有关灭项这桩公案，自古以来就有分歧。《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这样记载：“(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尽管《左传》以为是鲁灭项，但不买账者大有人在，如《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于是扯皮开始了。最搞笑的是居然出现了第三方，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真让人哭笑不得。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的认可度较为普遍。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作《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为什么前贤慎之又慎不敢定论的事，菜九居然完全坐实为鲁灭项，并直指其正是《诗经?鲁颂》所指之事呢。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让我们把《春秋》、《左传》上的记载集中起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顺便看看菜九是想当然，还是顺理成章，
（僖十六年《春秋》）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十六年《左传》）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僖十七年《春秋》）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僖十七年《左传》）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
（僖十七年《春秋》）夏，灭项。
（僖十七年《左传》）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僖十六年的淮之会的目的在于“谋鄫，且东略也。”整个行动的直接目的是谋鄫，最终没有搞成。不果城而还，没提是齐还，还是所有诸侯均还。从第二年齐与徐人伐英氏一事来看，即使是齐国，也没有收兵回国。因为回师、兴师、出师诸事颇为费事，不是短时间里可以完成的。因此，齐可能在城鄫不果的情况下，转而与徐人进行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接下来的事情表明，不仅齐没有直接回国，鲁也没有回国。干什么呢？就是去把项给灭了。但鲁之灭项究竟是一国单干的，还是纠集其他国家一齐干的，史无明说。然菜九以为，应该有其他国家的参与。
这个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项城，项羽的先人就是因为受楚国之封于此而得姓，袁世凯大总统的老家也在这个地方。这个项与鲁境不接壤，两国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真正是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也。鲁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公羊》、《谷梁》将灭项一事，指认为齐国所为。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交代齐鲁两国的关系了。
齐鲁两国最早是周王室向东方殖民的重要据点，草创时期，两者应该是唇齿相依，而两者之间的竞争态势，在立国伊始就初见端倪。据《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这个圣人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几百年前就算到鲁国最终会受到齐国的压制。后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周公的英明。早期可能因为齐鲁两国均为东方外来户，需要互相扶持，才有可能在当地立足，因此，两国有长期联姻的传统，其关系与案例可能要远远多于人们所熟悉的秦晋之好。但两国历史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什么秦晋之好，而是相互不买账的争斗。至少在春秋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是这样。如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鲁桓公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鲁庄公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在齐大鲁小、齐强鲁弱的固有格局中，鲁国只有在鲁桓公时期，曾经一度风头较齐国为甚，但也只持续到鲁庄公初期。之前之后，基本上都是齐强鲁太多。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莒女所生的齐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而鲁国曾阻挠齐桓公回国继位这件事，与齐国结下的梁子太深，使得两国彻底翻脸。齐桓公最初搞尊王攘夷的各国联盟时，鲁因与齐国的关系大坏，就矜持地不趟这浑水。而鲁以外的其他国家差不多都加入了齐为首的这一联盟，由此显得鲁益发孤立，最后鲁国终于加入齐为盟主的这一联盟，也是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之举。鲁加入到这个联盟中的时间是鲁庄公十五年，并从此贯穿于整个齐桓公时代，也就是直到鲁僖公十七年灭项的这个时段。在这三十年间，鲁国形同齐国的跟班与马仔。想当年齐鲁两国在一个锅里吃饭，到如今分出高低贵贱，鲁国居然沦为唯齐国马首是瞻的角色。这一点，鲁国朝廷是不满意的，鲁国君臣是不满意的，鲁国人民也是不满意的，并且都是严重的不满意。而这种严重的不满意，就是鲁国当局所面临的压力。
对此不满意的情形，菜九自小就有体会。菜九早年生活过的当涂县，比起近邻马鞍山市大大不如，菜九与一班同伴就动不动嚷嚷，马鞍山以前就是我们当涂县采石镇的金家庄嘛，居然爬到我们头上去了。不服气归不服气，事实一点改变不了，今天当涂县甚至都划归马鞍山市管辖了，我们当涂人的类似不服气的心态又改变了多少呢？说不清楚，估计还会深刻地存在着。而有这种心态的又何止菜九？放眼望去，今天我们的国人常常对某些国家特别的不以为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国人不以为然的国家，都有曾长期受制于我国的历史。如今它们发达了，我们就非常不爽。他们越发达，我们越不爽。而鲁国当年的不爽，要比我们今天的不爽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齐国联盟的事情也太多了一点，多到什么程度呢？即以僖公之世的史料为证，综合《春秋》经传，大致是这样：
元年，城夷仪，盟于柽，盟于荦；
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
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四年，侵蔡，侵楚，伐陈；
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
六年，伐郑新城，救许；
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
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
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
十二年，城卫楚丘；
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
十四年，城缘陵，迁杞；
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
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
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而鲁国这个迟到的入盟者，鉴于其有犯了路线错误的前科，在这些的联合行动中，理当比他国卖力得多，非如此，不足以平息齐之不满也。然而卖力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比他国更多地驱使鲁国民力。对鲁国来说，这种卖力与效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是尽人皆知的。在鲁僖公继位之前的鲁闵公元年，齐国君臣还探讨过灭鲁的可能性。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有机会摆脱齐的控制，为自己的国家谋点利益，鲁国君臣是十分愿意做点事的。而这样的机会，终于在僖公十七年出现了。
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期，也该走下坡路了。此前，鲁僖公十五年宋伐曹事件，就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按说，宋国出头干坏事，理应受到联盟的责罚，而且应该非常严厉。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长期不爽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眼下淮之会，诸事未谐，齐先行离会，与徐伐英氏，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之事交鲁主持。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过先例。如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一事，即为鲁代齐行道。鲁齐表面上还是非常接近，或齐对鲁的一贯表现还是较为满意的，因此，在齐离开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让鲁替其主事的。从齐、徐两国曾联手伐厉不克一事看，要鲁以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但此时鲁终于抓住了齐委其主事的历史机遇，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
至此，可能人们又会问啦，项与鲁悬隔千里，灭项而不能受益，其意义何在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不是解答不了的问题。答案或者是，鲁国此举，是为了平息国内的怨气。那么怨气何来？曰来自鲁长期追随齐国事业的解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有说法呢？还不是鲁与齐的关系本不和眭，在此前提下，鲁国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相当于割自己的肉喂肥了仇人。这种局面也不是偶尔为之，差不多年年发生，难道朝野上下会不讨个说法吗？最好的说法无非是，追随齐国是对鲁国有利的事。但长期以来，因齐之强大，鲁始终拿不出说服力过硬的东西，于是，这个说法就一直悬而未决。如今齐之霸权终于显出衰败之象，鲁不乘此良机而谋取利益，更待何时？于是就有了鲁灭项之举，对鲁国君臣来说，此举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
这种向内交代的压力究竟是确实存在，还是菜九杜撰出来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与事发当时相近年代的相关记载。如僖三十三年，秦国为吞并郑国，要越晋国之境，最终因郑有准备，秦没有达到目的，军队返回时，灭了滑国，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国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以求和，晋主帅不允。鲁、卫进言曰：“这个条件不错啊。你们得到国宝，我等得到土地。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晋人以为然曰：“只要有借口，能向国君覆命，什么都好说。”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本来嘛，大张旗鼓地出征，两手空空地返回，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总要有点收获才像那么一回事嘛。而鲁追随齐国南征北战，劳民伤财，国内能没有怨气吗，能不问个究竟吗？年年劳师动众忙个不休，所为何来？图个什么呢？。而所有的怨气都是需要平息的，否则说不过去，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因此，鲁为了向内有所交代而采取灭项之举，确实大有必要。
但鲁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并非没有风险。大概在事成之后，鲁国要向盟主齐国销差——齐让鲁主事，鲁总应该向齐汇报齐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些什么。而鲁灭项之举，是齐不乐意看到的：鲁的胆子也太大了点，竟然敢于以权谋私，而这个权是齐临时让其拥有的，不是让其胡来的。所以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也就是说，鲁僖公在向齐汇报工作时，被双规了，被羁押了。这既是齐鲁国力悬殊的体现，也是齐一贯仗势霸道的表现。仅仅是双规、羁押了鲁僖公本人而已吗？菜九以为，齐之惩罚并不以此为止境，应该是在扣留僖公的同时，对鲁国进行了武装入侵。关于这一点，可能人们没有注意到，但可以从声姜会齐侯于鲁国的卞地一事推导出来。声姜嘛，当然是嫁到鲁国的齐公室之女，究竟是齐桓公的平辈，还是其子侄辈，不详。最好就是齐桓公的女儿，由其出面向齐桓公撒撒娇、说说情，让齐将鲁僖公放回来，多半还是不难的。会面的地点在鲁国境内，表明齐桓公亲自带兵入侵鲁国，后果非常严重。多亏了声姜的斡旋，也多亏了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身体状况明显不济，恐怕来日无多，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而鲁国也不是能够简单实行征服的。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这一次鲁僖公被双规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证据是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而僖公归国的时间是九月。即以夏的下限六月到九月计，时间也达三个月。如果被双规的时间是五月或更早的四月，羁押的时间还要更长。
现在我们常常能听到人们这样说：只要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真是一句大实话。对鲁僖公来说，也是只要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尽管受到了齐的双规羁押，但灭项的事可能就不再追究了。所以鲁僖公还是可以风风光光地回国，《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这寥寥数语，解读起来却大有趣味：至自会，但这个会是上年之事啊。犹有诸侯之事焉，什么事？无非是灭项嘛。且讳之也，有什么可忌讳？原来被齐国抓到牢里去了；齐国好端端地为什么要把鲁国国君双规了呢？原来他干了违规的事，即在替齐主事时，擅自灭项而有之。后面四字实在是意味深长啊，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真是十分不方便讲，又不讲不行，所以说得含含糊糊。这正与《閟宫》、《泮水》两首诗表现相一致。没个具体说道，只能绕来绕去，歌颂功劳。如果有什么明明白白的功劳，可能反而用不了那么大的篇幅，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才会这么曲曲折折、反反复复、颠三倒四搞出又长又指认不清的玩艺儿。而鲁僖公为国蒙受被双规、羁押的耻辱，鲁国的臣子们能无动于衷吗？怎么办？编个颂歌为主子压压惊，让主子开开心，也是人之常情嘛。因为不存在的功劳，不大肆鼓吹，又如何能让人相信。所以鲁国君臣费了不少心机，创作了超长篇幅的颂歌。可能这些子虚乌有的的颂扬，多少能够洗刷掉一些鲁僖公国外受辱的不快。
如果事情果如菜九所虑，就可能是将鲁僖公的灭项之役被移花接木地与战胜淮夷联系在一起了。而这个项在什么地方，估计鲁国的的寻常百姓不会知道。没准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这就很方便在这个问题上打马虎眼。于是鲁僖公君臣为掩饰国君被双规窘态的而创作的糊弄国人的颂歌，最后糊弄了所有的后人，而且极有可能一直糊弄下去。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因为不存在的功劳，不大肆鼓吹，又如何能让人相信。诗三百，风雅颂。颂部的组成为《周颂》、《鲁颂》、《商颂》。需要一提的是，《鲁颂》的所有构成全是歌颂鲁僖公的，而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个鲁僖公在鲁国的历代国君中不过是个平淡无奇之辈，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样一个平淡无奇之辈，居然占有了全部的《鲁颂》，实在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所有这些颂歌，都应该是那些忧国忧君的臣下，为让鲁僖公开心而折腾出来的篇什。具体到本文的两首颂歌，很可能是鲁国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当然，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那么，这几首糊弄当时的鲁人、最后糊弄了所有后人的颂歌，是不是连孔夫子也被糊弄住了呢？这个不太好说。孔夫子自述其作《春秋》时有一个述而不作的编撰原则，估计在编辑《诗经》时，这个原则也会起作用。但在具体操作时是否能严格遵守，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即孔夫子在收录遗诗时不能排除其没有一点倾向性，但收什么，不收什么，还是有讲究的。见一个收一个是不可能的，当然要有所选择，经过选择，可能还有若干更荒诞不经的诗被孔夫子弃而不录。《鲁颂》里收录的几首鲁僖公的诗，或者大面子上还看得过去，就保留了下了。按菜九如此这般一分析，孔夫子的收录就出了问题。用现在通行的替大人物开脱的口径说一声，孔夫子也是人嘛，有点故国偏向也是人之常情嘛。只是圣人一打盹，后人就遭殃。这不，广大后人就把这种假货也当作圣物圣作，供奉之，膜拜之，脑汁为之绞尽，心思为之挖空，还不知将伊于胡底。走笔至此，不免要为世世代代的广大读书人发一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