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这个人来头不小，他爷爷是太宗、真宗时的宰相吕端。吕端是从地方官升为京官的，做了很多年官似乎没什么长进。因为他胖胖的，偶尔还会耳聋，看上去很傻，比如连皇帝都默许的灰色收入，他竟然不要。朋友明摆着坑他，他却接二连三的上当。当宋太宗想要让他当宰相的时候，有人提醒宋太宗，吕端这庄稼汉太糊涂了。
宋太宗多年以来一直在观察吕端，所以对吕端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的“大事不糊涂”是在宋太宗归天宋真宗即将登基时，当时宫里的大太监想要拥立另外一位皇子为帝。当宋太宗一归天，吕端立即派人把那位大太监软禁起来，一直到宋真宗搞完登基仪式，才让大太监出来。
吕诲可没有他爷爷的风范，他是大事小事都糊涂，却自认为极不糊涂。吕诲生长在东京，那个时候，东京人特别嚣张，不但看不起外地人，反而自认为见多识广。吕诲的相貌极为特殊。个头不高，还有些驼背。脸是正三角的，颧骨突起，眉毛茂盛，眼睛向外凸，有点早期甲亢的症状。
他的胡子稀疏，如同老鼠的胡子，但却疼爱有加，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饰他的胡子。奉承他的人都说他长了一副关二爷短小版的胡子，这让吕诲极为受用。吕诲是个极端自负并且容易挑事的人。后来，靠着祖上的阴德，吕诲进入中央政府御史台做官，监察委员的工作使他相信，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宋仁宗后期还没有立太子，他最先跳出来要宋仁宗赶紧立太子。太监任守忠和王昭明当时最怕他，因为总被他弹劾。宋英宗时濮议之争，吕诲是上窜下跳，指责宋英宗不应该叫亲爹为爹，还指责韩琦与欧阳修是忘记传统，不配做人。宋英宗后来把他踢出中央，但吕诲在地方上也经常关注东京局势，宋神宗即位，认为他的确有点才能，就把他调回来，担任监察部的长官。
其实，这个监察部的一把手在宋神宗登基以来，已经换了四位。这四位中有弹劾韩琦而被踢走的，也有弹劾王安石被踢走的，只有司马光还在朝中。吕诲坐在办公室里，丝毫没有注意到前车之鉴。他上任才半个月，对宋神宗给他这样一个大官做，是感激的痛哭流涕。他认为应该用实际行动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作为一个谏官，报答皇恩，自然就必须开始重操就业：弹，弹，弹。目标自然是当时争议极大的王安石。
吕诲和王安石曾有过小摩擦，当年，鹌鹑案后，皇帝断定王安石错，王安石拒不按照规矩谢罪，吕诲就曾弹劾过王安石，认为他不把领导当回事，应该治以重罪。宋仁宗当时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不过，吕诲的心胸容不下事，他对王安石那样牛逼的作派很是不爽。
这次回来，见王安石已经做了副宰相，更是七窍生烟。他在伺机寻找机会，王安石就给了他机会。
东京市长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另外的监察机构（知谏院）科员钱公辅因为说了王安石的坏话，而被宋神宗踢出中央。这本是宋神宗做的，可吕诲非要认为是王安石背后怂恿。他上书为三人辩护，认为他们根本无罪，应该叫他们回来继续做京官，并且认为，这就是王安石的问题。让他想不到的是，王安石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宋神宗惊慌不已，赶紧安抚王安石，让吕诲闭上那张臭嘴。
吕诲真是怒火焚身，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枚核弹，撞向王安石。特别是在唐介死后，吕诲就真把自己当成核弹了。他编造谣言说，唐介就是被王安石气死的，他临死前，我恰好在场。他揪住我的耳朵说，王安石是宇宙中最大的祸害，将来不仅祸国，而且还会祸害全人类。
吕诲一面造谣，一面准备对王安石发动致命一击。终于，他的机会又来了。
这个机会现在听起来疑点重重。事情是这样的：王安石没有进京时，有个叫章辟光的京官不知道抽什么风，可能是找不到选题了，就给宋神宗提建议说，您应该把您两个弟弟岐王和嘉王迁到地方去，防止有不测变乱之事发生。
这个建议一出，举朝哗然。很简单，有时候，越对的事就越令人震惊，因为真相很不容易水落石出。章辟光的建议不是没有根据的，想当年，赵老大（宋太祖）的死和赵老二（宋太宗）就有着极不清楚的关系。
后人一致都认为，是老二用警察刑讯逼供的方式（在胸前放一木板，然后用锤子捶打）将赵老大送进地府的。问题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未必就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这会让很多人极不舒服。最先不舒服的是皇太后，这老太太大怒，认为章辟光是个畜牲，居然离间兄弟，应该杀了他。
宋神宗赶紧说，杀人就算了，咱们祖宗有明文规定，不得杀读书人。但总得给他点厉害瞧瞧。于是让他到监狱反省。当王安石进京并担任副宰相后，最高法院突然想起还有这样一个人在监狱里捉老鼠吃，于是提出来审讯。章辟光是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还未等问，就招供了：老板啊，我哪里有这样的胆子，都是王安石要我这样做的。
这明摆着是诬陷，当时王安石不在京城，难道是给他发的短信？宋神宗都认为这是扯淡，王安石也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给章辟光这样的指示。不过，王安石认为，章辟光的这一建议倒不是居心不良。他对宋神宗说，亲王这玩意搞不好就会变成你的阎王。小心点总没有错。而且，您的弟弟不也希望出京吗，只不过是你不允许。宋神宗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对章辟光就没加处罚。
吕诲在家里是抓心挠肺，两眼放着血光。他又上书弹劾王安石，内容是，王安石不治章辟光的罪，证明他罪孽是大大的深重。
王安石不理他，两位王爷仍然留在东京，章辟光也没有被治罪。
一个暴雨雷电夜，吕诲在自家院子里，张开双臂向着苍天：电，你闪吧！雷，你劈吧！雨水，你发洪吧。天啊，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啊，你错勘贤愚枉做地！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吕诲当时肯定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因为多年以来，他弹劾别人，即使失败，也会引起热烈反响。可弹劾王安石，却总是如石头入井，一点点小波澜，连他自己都看不到。
现在，吕诲确认一点，王安石和他是天敌。王安石是鸟，他就是老鹰，把王安石叼死；王安石是青蛙，他就是蛇，把王安石吞死；王安石是人，他就是疯狗，把王安石咬死。
但是怎么咬死王安石，吕诲不是梁山泊坐交椅的好汉，没有能力把王安石绑架，然后凌迟。吕诲只是个书生，唯一能把人置于死地的只有靠笔。
罗织王安石的罪状，写篇惊天动地的王安石罪状全集！
为了集中精力编写好这篇文章，吕诲请了几天事假，把书房变成卧房，每天只睡两个时辰，除了送饭倒夜壶的人每日可进来之外，连他老婆都不允许进来。吕府上下认为老爷在修炼什么神功宝典，只等某一天山崩地裂的一声响，老爷从里面飞出，立在屋脊，大笑：“神功已成，天下无敌。”
如你所知，闭门造车需要超级的心理素质，过硬的想象力。吕诲这两样都没有，所以，这篇文章编写的特别辛苦。
第一天开头写了题目：论王安石祸国疏。接下来的三天，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第五天，吕诲觉得这题目起的有点大，可实在没有别的题目能吸引眼球了。他开始思考正文，既然祸国，王安石都祸国什么了？章辟光的事情，算不算？
吕诲一咬牙：算！开始写，但写了几行，呸了一口，把纸撕的粉碎。
苍天！书到用时方恨少！
吕诲的难处，我们应该体谅。他编这篇文章时，虽然有一些人对王安石持怀疑态度，但还没有形成攻击波。很多人只是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副宰相，从来没有人认为，王安石祸国。但我们也要明白吕诲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个人感情上，吕诲对王安石没有好感。这是因为吕诲是炸药型人物，而王安石是顽石型人物。炸药最看不起的就是顽石，总想把它炸的粉碎。
从职责上，吕诲的职责就是挑刺，如果不挑刺，他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他挑刺不是因为他想要道德声望，而是惯性使然。北宋政府一直以来就提倡他们这些靠嘴巴吃饭的人积极提建议，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太多的监察委员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们足不出京城，不知地方上的问题，所以提出的建议大都是针对中央政府这一块的。因为他们熟悉这里。
无论如何，吕诲憋了十多天，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憋出了王安石罪状全集。
第二天，吕诲正常上班，在路上，司马光正在专心走路。吕诲看到，大步流星的赶上，跟司马光打招呼。司马光看到吕诲眼皮只包住了眼睛的四分之一，知道吕诲又搞到了重大课题。就问：“今日你想要提什么？”吕诲就把司马光拉到僻静处，拿出奏疏递给司马光，说：我要弹劾王安石，你先看看用词，重不重？
司马光听了，有些惊讶。心想，这小子是想十年不开工，开工管十年啊。这显然是个大买卖，但可能做不成：“你不知道朝中现在大都对王安石有好感，你居然弹劾他？”司马光一面说，一面打开了吕诲的文章。
吕诲盯着司马光的脸，想从上面捕捉到点胜利的影子，但是没有。司马光看完，还给他。说：“王安石的品行无懈可击，你非要在这上面攻击，这不是拿脑袋向石头上撞？”
吕诲也知道，这文章写的挺操蛋的。司马光接着说：“你不要这么急吼吼的，我看王安石将来必然有一些动作，到时候你再搞他，就好办多了。”
司马光的思路很好，所谓捉奸捉双。等待敌人自露破绽，才有可能一举击破。但吕诲不是那样的人，他身体是由易燃易爆物组成的，他说：“我被那小子气成了鸟。你看现在的会议成什么了，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他王安石的，把我们都当成了木偶。将来，我们还怎么混！”
司马光知道无法劝阻吕诲，只好由他去。于是，吕诲就在开会时大声的读出了他的王安石十大罪状。
吕诲的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模式，开篇是个帽子：“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所以言知人之难”。领导你“即位之初”，就“起王安石就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大家都以为是好事。
然后是话锋一转：但是，我看副宰相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为人骄慢，“阴贼害物”，众所周知。现在我说十件事，就是王安石的十大罪状，都是大家亲眼看到的事实。然后是发誓：如果有“一言近诬，万死无避”。请领导听上一听，辨别辨别。
第一条王安石当初在争斗鹌鹑案中拒不认错，后来在江宁被领导招聘，居然不来，这是对领导不尊敬！也就是给你脸，你却不要。
第二条王安石把辞官当成行为艺术，在英宗朝时，“有山林独往之思”，等到“陛下即位”，“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居然屁颠屁颠的来上任了。这就是对前任领导不尊重而对后任领导极尊重，这是“见利忘义”，是“好名欲进”。
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指出王安石屡次辞官，其实可以放在一条。这不是因为吕诲大脑缺氧，而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如此，比如范仲淹当年改革，就搞了十条，其实是把一条拆开来车轱辘一样说成了十条。
第三条王安石居然给小赵上课时想坐下来讲，他到底想干什么？“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吕诲认为自己是个奴隶，别人就必须是奴隶。况且，在讲师是否坐着的问题上，当时的官员们已经谈的很明确，吕诲还把这事拿出来说，真是丢尽了他爷爷吕端的脸。
第四条王安石上任以来，“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如果事情做的很好，就把美名自己要了。如果发生了什么错误，就把责任归到领导那里，让老大当冤大头。吕诲拿不出任何例子来说明，他却把这种指责看成是一件事，真是奇怪。
第五条王安石判案简直是随心所欲，“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比如那件阿云案，王安石就“挟情坏法，以报私怨”。这又是没影的事，吕诲是不是暗示王安石和阿云有一腿？
第六条王安石“初入翰林”，就“称弟安国之才”，请小赵赐王安国进士。对人“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当上参政以后，则“卖弄威福，无所不至”，有小人“奔走门下，唯恐其后”，阴结朋党，“怙势招权”。
王安国的确没有考进士，而是被赐的进士。但问题是，王安国当时虽然是进士，可没有进入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的人寥寥无几，很多人都不想去。这又何谈小人“奔走王安石之门”？
第七条王安石任意“逐近臣补外”，“意示作威，耸动朝著”，以“专威害政”。
仍然是把指责当成是事实，吕诲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第八条这一条极为有意思。吕诲攻击王安石气死了唐介。他联想道：王安石能气死一个，就能气死第二个。如此下去，还了得。
第九条王安石鼓动章辟光“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朋奸之迹甚明”。
第十条说王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意图“兵与财兼领之”，王安石“掌握重轻可知矣”，其所作所为，“实动摇于天下也”。这一条倒是说到了正点上，王安石的确是在逐渐集聚权力，问题是，这些权力都是宋神宗允许的。
在好不容易说完这十条后，吕诲最后做了总结，认为，王安石这人真要是在朝中得势，那就没有别人的活路了。不仅是没有别人的活路，连国家的路都要断绝。所以，吕诲希望宋神宗“感动于聪明”，“判别于真伪”。
吕诲最后又来了个以情动人：我从小就是个孤儿，没人疼没人爱，所有的只是一颗赤诚的心。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请领导责罚！
吕诲读完后，会议上一片寂静。宋神宗突然大喝一声：大胆！
吕诲没有被吓到，他既然敢编，就敢承担后果。
会议结束后，对吕诲如何处理，宋神宗拿不定主意，问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很麻利的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宋神宗知道怎么处理了：把吕诲踢出中央。
据说吕诲到死，都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大恶之徒。
临死时，他对司马光说，你得给我写篇墓志铭啊。
司马光说，好。
据说这篇墓志铭传到京城时，王安石看了后，夸奖一番。也不知他是夸奖司马光的文笔，还是夸奖吕诲的勇敢。
到底都改了什么
王安石的真正改革在吕诲被批斗后不久正式开始。
1069年阴历七月，在王安石的策划下，吕惠卿起草了第一道法律——“均输法”，也就是王安石之前提到的物资调配。其实这里所谓的物资调配，可以看成是“首都——地方”物资调配。中国自大禹建九州后，其他八州的领导人按照大禹的规定，每年必须要向大禹上贡。而这“贡”就是当地土特产。
上贡的人拿的土特产可不是今天的一根人参，几瓶辣椒。数量之大，要装几车。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征收的土地税。北宋时，首都东京自然也要向各地征收土地税。但弊端丛生。北宋时期的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富得流油。但这地方与东京的交通极为不便。而“均输法”就是为了解决东南六路（路是宋朝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往汴京运输物资当中存在的问题。
东京城要远比其他王朝的首都能吃。这是因为，东京城是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中央政府在这里是必然的，统治者必然要控制经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首都驻扎了一百多万的军队，实在是让人不能理解。北宋的统治者特别担心地方上有实际权力，有时候恨不得把村里的计划生育委员会都搬到东京城里来。再加上皇亲国戚这些“鸡犬”和后宫那些靠身体而得到富贵的女人们，吃喝拉撒，所消耗的财物使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