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之主拥有万里江山，可推行法令却是步步艰难，赵顼已经满怀苦闷，多日消沉。只因流言碎语满天飞，反复折腾青苗法，使得朝上朝下，浪涨不退，宫内宫外，鸡犬不宁。而且此次，好发议论的旧党之臣：保守思想更深，资辈权势更重，反对决心更大，抗拒力量更强，几乎举朝如狂！
这个艳阳高照之日，司马光与吕惠卿同在迩英阁为皇上侍讲。满腹经纶的司马光在讲读之时向来一丝不苟，他此时诚敬有礼地讲解道义：“治国之要道，当世之急务，就是保守祖宗开创的雄基伟业，但愿陛下修养思想，注重精神，牢记祖宗建国之艰辛，深思王业百年之不易。更应兢兢业业，以古鉴今，深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遥想远古至今，自周室东迁至我大宋立国，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统一却仅有五百余年而已，期间大小祸乱不计其数，究其根源，多数因为后世子孙不能固守祖宗所留下的圣明之法度，不能延用祖宗所制定的完善之政令。所以，要想国泰民安，帝王君主既要选择贤能之官吏，更要谨遵旧有之成法，才可治理一个太平之天下。”赵顼听完以后，并未完全信服，不禁似驳似论：“古人说，民为贵，君为轻，其实，不管严守祖宗法度，还是改变祖宗法度，能使国民安康，才是为君之根本，亦是百官之重任。”赵顼虽知这位当朝贤臣因循守旧，但其自身才学却是间世少有，其品质德行更可堪称朝中领袖！
听此圣意，司马光随后谈及古例，更是高声亮语：“陛下，严守祖制，自然可使国民安康，西汉之初，曹参固守第一任宰相萧何之法而不变，因此，国泰民欢，各地人丁兴旺，百姓衣食丰润。人人称颂萧何有智，但却更加赞颂曹参高明。”赵顼深沉思索，从而论及始末：“爱卿以为，西汉后世君臣，如若常守萧何之法不变，能使西汉避免衰败灭亡吗？”司马光一意偏执地道出豪言壮语：“岂止西汉如此，夏、商、周的后代子孙若能常守禹、汤、文、武的法令规章，就必然不会祸乱衰亡。”赵顼听到这位善辩之臣的僵化之理，不禁细细品评：“辈辈守成，代代守旧，天下就能太平兴盛？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吗？但为何人人都说，守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听此疑问，司马光宏言规谏地阔论而谈：“那都是因为，君主没有严守法令。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向来不肯轻易地发号命令，而是让臣民通明的耳目来帮助自己视听，让臣民论理的口舌来帮助自己言谈，让臣民诚善的忠心来帮助自己思考，让臣民勇健的四肢来帮助自己行动。如此治国，生则安享尊荣，死则青史垂名。”赵顼问得心诚意诚，司马光则答得天衣无缝！
稳坐一旁的侍读学士吕惠卿，句句声声地听在耳中，一开始是微微轻笑，听到这番言论，则是无法禁忍地放声大笑，直弄得赵顼莫名其妙。
听到轻狂之声，司马光一本正经地斥其自重：“此处本是庄重之地，吕大人怎能斯文扫地，应该保养德行，不该无故忘形。”责备之言，让吕惠卿恢复严正面目，他随后不羞不惭地向上陈述：“陛下，司马学士这些高深莫测的治国之道，只能传说，不能应用。遥想远古，商汤和周武是因没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因为没有变更旧制而灭亡的，由史可知，反古的未必错，循礼的未必对，所以只要择术得当，就不用死守古礼，拘泥旧法。”耐心听完以后，谨守教条典章的司马光忍无可忍地论古戒今：“汉武帝刘彻改变祖宗法度，盗匪遍布中国，汉元帝刘奭改变父亲旧法而导致国家衰亡。这些改变一时而祸酿千古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大宋王朝怎可不做借鉴而重蹈覆辙，想想那些变更祖制的严重后果，谁敢担负罪责？”誓守旧制的司马光出言铿锵有力，自有一股威正之气。
对于顽固僵化深恶痛绝的吕惠卿，听后更加嗤之以鼻：“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刑法、巡守制度等，也有永世不变者，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政治制度、法令规章，皆应适时而变，没有变化的只是伦理道德而已。国务国政，如同自然常理，饿则思饱，冷则思暖，病则思健，穷则思变。”司马光则以尊长威严，怒目相看地与其争辨：“tai祖太宗以仁治世，以礼治国，各项法令皆是有道有德。可见一国之君，重在守法养民，如同tai祖太宗一样，填饱百姓肚腹，排空百姓心机，万民乐于拥戴而安分守己。可是如今，法度大变以后，商贾寸步难行，民怨满天沸腾，岂料尔等这些生事生非之官，却还在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效忠王室之臣，必然挽奔马于悬崖，拦狂涛于惊岸。”司马光言含义广，出口成章，此时高声洪亮。
左顾右盼的赵顼听到二人的争执对论，切重要领地开口询问：“条例司每有一项新法推行，朝中大臣总是疾呼纷论，认为不妥，但却不能明确指出何处误国？这究竟是何道理？”司马光愤然无惧地出言直指：“新法误国，有目共睹，尤其是青苗法，大肆散钱于民，明知百姓只顾眼前，不思长远，必定借时容易，还时困难。况且地方官员向下执行，只知奉承于新政，邀功于朝廷，不知是否有利于百姓，不管有无需要，皆是蛮横推行，常使百姓痛不欲生。”吕惠卿听完之后，连忙争理：“司马学士此言差矣，百姓通常愿取青苗钱则与之方便，不愿者，并不强求。”司马光随即另谈忧虑：“百姓得钱欢喜而还还钱吃力，且朝廷大批散钱于民，出资巨大，却如同石沉海底，长此下去，农民惰性养成，只知伸手讨钱，守株待兔，地大物博的中国，岂不荒芜？”司马光的心中之忧，可谓旧臣皆有，更让人发愁的还有国库钱财一旦轻易拱手，最怕付之东流！
想到行法成果，赵顼不赞其说：“百姓都用田中青苗来做为抵押，国无损失，民亦安适，可谓利多弊少，陕西久行青苗法，已经久见成效。”听此维护新法之意，司马光随后道出满腹至理：“臣就是陕西人，却只见其害而不见其益，治理国家，绝非儿戏，必须持重缓进。可新法如此大刀阔斧，将祖制规章，翻胎改骨，必使国家百姓双双跨入死谷。国家就如巨室大厦，百姓万民是堂基，礼与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吏是茨盖，将帅是垣墉，甲兵是关键。个别地方稍有损坏，只需个别修补，不到腐朽不堪，一击而溃，不可重建。一旦重建，要有良匠与美材，我朝如今良匠美材皆为空，怎能自不量力地扰乱清平？”面对各条法令的依次推行，痛呼其痛的司马光总有强烈反对之声。
自视才高的吕惠卿，听此‘良匠美材皆为空’的讥言嘲讽，不由心头怒起地反驳其理：“一派胡言谬语，却说的好像铮铮铁理。愚陋自闭的守旧之臣为了保持顽固，只会着眼小处，察看细微瑕疵，除了大呼小叫就是小题大做，简直居心叵测。其实，国行法令，绝不可能没有弊政，如同健康之人无法避免生病一样，但只要对症下药，及时治疗，世间没有夺命绝症，只有这混淆是非和空口清谈，才是误国之源。”听此矛头直指，司马光拍案而起地厉声痛斥：“你这个南蛮之辈如此狡诈轻薄，根本没有复兴社稷的智慧才德。而且如今的朝中，宰执权臣却是南人居多，怎能治世兴国。自古以来，官风正而民风清，可今天的朝廷却是弥漫俗气，想必民间必然也是乌烟瘴气。”这种古来盛传的南北分歧，向来给人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生在不同的地域，风俗习性必然各异，既有互相好奇，又有彼此猜忌。有人不分南北东西，落地为兄弟，有人局于东西南北，互鄙互相欺，各自有非，各自有是，更加各自有理，其实煮豆何必燃豆箕？诚心互敬皆欢喜。
祖籍福建的吕惠卿刚想洋洋得意，听到此言，却受了强烈的刺激，他怨气膨胀地噌然立起：“司马学士不是借古讽今，就枉论南北，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雌黄新法，增添是非。”司马光听后，瞋目怒视地昂然自陈：“陛下，光为国为民之心，日月可鉴，每每看到本质小人，苟求进身而一心高攀，必然禀明陛下为国除奸。”吕惠卿恼躁难抑地当头回击：“你经历三朝，毫无建树，看到新法利国，你却不甘冷落，一味护旧拒新，只会血口喷人，你不但目光短浅，更加心胸狭窄，你简直就是朝廷之悲哀。”闻名君子的司马光不禁愤然责备：“邪恶小人，世间纷论对之咬牙切齿，却依然不知羞耻。迩英阁乃是皇上‘宠贤俊，待儒雅’的圣洁之地，怎容你这龌龊之徒，居心不良地滥竽充数。”二人面红耳赤，皆是伸手互指，时而捶胸顿足，几乎肢体相触，完全不顾动气伤肝，更是忽略了冲撞龙颜。
夹在中间的赵顼见此二人论战争锋，盛怒难平，全都丧失斯文，自损尊容，就在这场针尖相对的严重冲突愈演愈烈之时，赵顼连忙从中调停：“争气伤身，斗气伤和，朕在和卿等谈政论事，怎能闹到这个地部？”二人这才互有所觉，赶快压下了三丈恼火，却各自甩袖转身，怒目不再对视。恶言已入耳，礼失已难收，意不投合的两人本就来自于大江南北，此后，两颗各异之心更是天南地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