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中水网稻田、江河沟渠纵横的地形条件下,敌人“扫荡”用的汽轮比新四军游击队的木船快得多,这就使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难以发挥出来。“敌进我退”,难以摆脱敌人的追击;“敌退我追”,木船又赶不上汽轮,难以歼敌。针对这种情况,粟裕发动群众开展了改造地形的运动,在河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使每条河流成为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变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限制敌人机动,依托水网稻田和江河湖汊打击敌人,较好地解决了在水网地区打游击的问题。针对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发动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在10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进行大破击战,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火烧篱笆。为打击汉奸、特务,积极开展锄奸斗争,组织成武工队,采取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各种办法捕杀汉奸、特务。粟裕还带领部队创造性地开展海上游击战争,打破敌人在陆上对我根据地的封锁与分割,建立海上通道,扩大行动范围。他曾风趣地说:我们背靠着大海,那里没有敌人的据点,真是海阔天空,我们可以自由来往。
四、分散兵力,隐蔽精干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重要内容,是正确处理分散与集中的关系。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它的许多任务的完成,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当一个游击部队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时,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精辟地概括了游击战的这一特点,较之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战争有其特殊性:红军极其弱小,起初只有500余人,最壮大时期也只有1600余人;敌人投入绝对优势兵力,还运用了长期“围剿”苏区的经验;在敌重兵集团的重重包围之中,根据地难以巩固和扩大,红军不得不经常跳到白区以躲避敌军和“围剿”。因此,浙南游击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存自己,是在强敌面前学会分散打游击。在粟裕看来,能不能分散兵力,会不会分散打游击,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挺进师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需要从头学起,而最大的困难则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粟裕就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在实际中来培养和锻炼。开始,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在外面活动半个月。可是才过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不肯单独行动。后来就改变办法,派小部队先出去活动三天,三天后会合再出去,增加到五天。
时间长了,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了,以后出去活动的时间逐渐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就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同时,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分有合,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分散时也注意保留一两支较集中的部队,以便打游击性的运动战。
为了更好地贯彻“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方针,粟裕和挺进师的政委刘英经常分开活动。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刘英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后来便把这种活动方式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突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牵制队”则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粟裕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粟裕初步采取分散兵力的做法,以一部就地坚持,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将两个纵队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到浙南游击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更加自觉地运用分散以保存自己的方法。他确定了“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的指导思想,使游击队的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大家组自为战,人自为战,有分有合,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围剿”。比如,游击队的指挥机关就是粟裕带的一个班。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有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人员,又是战斗人员,非常精干。
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期间,粟裕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便是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实行部分主力地方化,建立地方兵团。他把大批干部从主力兵团抽调出来,加强地方部队的领导力量;把主力兵团的一部分分散下去,作为建立地方部队的基础。1942年9月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批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统一整编,各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其余均编入地方军,实行主力地方化。经过整编,使苏中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力量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充分发展。
这不但对坚持当前斗争富于极大灵活性和坚韧性,而且在新的发展形势到来时,为实行机动战略任务准备和积蓄了力量,为迎接又一次的军事战略转变———由游击战争逐渐向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在谈到发展地方部队时,粟裕生动地说,对地方部队的发展,要采取老母鸡孵小鸡的办法,不能采取割韭菜的办法,刚长出来就一刀砍光,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他要求主力兵团的领导干部要象师傅带徒弟一样把地方部队带出来,到适当的时候,才放手让他们独立坚持一个地区的斗争。在战斗中分配战斗任务时,要使地方部队力能胜任,每次都要使他们得到一点胜利,得到锻炼的机会,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战斗力。主力兵团打了胜仗,缴获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在许可范围内,应尽量满足地方部队的要求。他深谋远虑地指出: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巩固,没有主力兵团作拳头固然是不能设想的,但是,没有建立有战斗力的足够的地方兵团,势必把主力部队长时间限制在地方任务上,就不能起到它的应有的拳头作用,也不利于主力兵团的建设。①粟裕还结合苏中实际,对党政军机关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军队要短小精干,裁汰老弱,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变“大后方”为分散的“小后方”。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提倡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大呼隆、一般化。群众组织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以便在敌伪侵占时仍能坚持隐蔽斗争。关于作战方法,以团为单位的战斗和行动大为减少,代之主要以营连为单位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经常而有效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正是由于采取了“分散兵力,隐蔽精干”的战法,苏中新四军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各种“扫荡”、“清剿”和“清乡”计划。
当然,粟裕的游击战思想并不排斥集中,而是把分散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要条件许可,他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如在1941年8月的苏中反“扫荡”作战中,新四军一师在军部的统一指挥下,集中主力南线、北线攻势频频,攻势的重点明确,直指日伪最敏感的后方地带,震撼极大。这次作战把分散的游击战发展为战役规模的攻势,一波接一波,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如果没有适时的、经常的集中,这种攻势是不可想象的。
五、战略支撑点:游击战的根据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有一次,粟裕与当时闽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叶飞深谈。粟裕说,他在游击战争中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丢不掉“尾巴”。“尾巴”指的是跟踪的敌人。他问叶飞,闽东的队伍是怎么摆脱跟踪的敌人,丢掉“尾巴”的呢?叶飞回答说,有什么经验谈不上,闽东部队(即闽东独立师)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横冲直闯,部队要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一般的做法是先派人去做工作,掌握情况,了解道路,然后部队才出动。这叫做:群众工作在先,部队在后。而且,部队到白区活动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当时闽东地区有四块根据地,部队活动的规律是不走回头路,即从这块根据地出去活动,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粟裕听了后说:“哦,这就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他还说:“我们在浙西南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所以甩不掉‘尾巴’,部队得不到休息,伤病员也没法安置!”①在这里,粟裕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深刻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的思想。
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粟裕曾积极参加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在当时经常使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红军的屁股。这个比喻,粟裕终身铭刻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