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徐向前从不姑息迁就。在一次会议上,他严肃地指出:在军民关系上,危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军队中个别人把老百姓打死,随便把老百姓抓起来吊打一顿,抓赌打死人等,影响很坏。他语重心长地说:"边区的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边区的群众过去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奋斗了多年,才产生了我们的军队,而今天军队却来欺负群众,压迫群众,危害群众的利益,甚至于危害他们的生命,以为枪杆子可以高于一切。政府也不要,群众也不要,你这个军队要什么?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群众不要,政府不要,什么是我们要的?革命是有目的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打死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要偿命的。军阀的军队,他们的坏处就是不要群众。我们军队中发生的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军阀的行为,军阀思想残余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就造成军队只是埋怨党,埋怨政府,埋怨群众。群众也不好,政府也不好,党也不好。这样搞下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在我们党军中,在党领导的军队中,决不能这样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正是由于徐向前狠抓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所以部队在作战中总是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曾经经历了山西历次作战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人民群众的支援时,总是感叹不已:---围攻运城,先后有23万多民工参战,他们为部队运来小米、白面和大批作战物资。阳城、沁水两县青年妇女的支前队,赶着12辆大车,满载着两县妇女精心制作的军鞋,送到前线。她们还派了12名代表,携带120双军鞋,亲自送到前沿的堑壕里。她们要亲眼看到战士们穿上她们自己做成的鞋去爆破碉堡,攻打城垣。这种举动,对战士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在临汾战役中,晋南群众曾筹集了10万门板支援前线,为攻城部队构筑工事。广大支前民工冒着炮火,为部队抬伤员,送弹药,运粮草,为解放临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晋中战役中,广大民工冒着炎热,跟随部队行军作战,部队打到哪里,他们支援到哪里,及时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
---太原战役中,地方党政领导率领10万民工支援前线。解放军各师都有一个民工团或营,直接参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送弹药,转运伤病员和作战中所需各种物资器材。民工团中的民兵,有时还参加战斗或看守俘虏。
在攻城的外围作战中,广大民工与部队同吃、同住、同作业,日夜战斗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民工团的锅灶火力不好,经常吃生饭。部队就抽出一些炊事技术好的同志,帮助他们做饭,并从部队中抽出一些行军锅和炊具给民工团用。蔬菜不足时,部队宁可吃野菜,也要匀出一些给民工吃。一天夜晚,天下大雪,一三三团七连指导员发现一位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在阵地上睡着了,没有被子盖,手脚冻得冰凉。指导员立即把这个小青年搂在怀里暖和,临走,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小青年的身上。太原战役时,驻地老百姓的门板差不多都下光了。一位房东媳妇在生孩子,婆婆见门上没门直发愁。指导员就把自己的棉被送给房东当门帘用,使婆婆十分感动。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正是部队取之不竭的胜利源泉。临汾战役后,徐向前曾向记者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谈话。他在讲到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我军所以能取得完全胜利,"主要的力量是全区人民的支援和广大民兵、民工直接参加战勤工作。""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之于后方。"
徐向前强调团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
这种军队内部的团结,对于建设一支真正的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更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主义、闹独立性等思想残余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农红军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交通不便,关山阻隔,处于分割状态,而且一分割就是好几年,一个根据地就好像一个"山头"。由此,形成一个部队各个部分之间,各个根据地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历史、特殊联系和特殊作风。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再加上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够,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这种山头主义是一种小团体倾向,也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有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严重地妨害军队的团结统一。
徐向前在领导军队建设之初,就遇到了这种错误倾向对部队的影响。
1929年8月,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动进攻。中旬,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红三十二师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
周维炯是丁家埠暴动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三十二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后中央特派员郭述申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幸亏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幸免于难。
这次两个师会合后,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工作。主要作法是:不提往事,热情关照。同时还拨了些枪支和弹药给三十二师。两个师在那一带打了一仗,红三十一师打一面,红三十二师打一面,相互配合得很好,战斗取得了胜利。虽然这一次尚未从根本上消除芥蒂,三十二师仍然有戒心,战斗结束后不辞而别,但两支部队会合后,关系没搞坏,这就为以后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
为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徐向前和其他红军领导人还主张和采用混编的方法,来打破部队中的地方观念,使部队相互学习,团结一致。
1930年4月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的红一军,其红一师由最早活跃在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一师改编而成,红二师由最早活跃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二师改编而成,红三师由最早活跃在皖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三师改编而成。"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地域观念、山头主义较明显地存在着。"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互相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前述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的矛盾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对此,徐向前和许继慎等红一军的领导人早就主张混编,但由于条件不太成熟,未能实行。
1930年10月,红一军攻克光山后,在城内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组织建设,反对不良倾向,整顿纪律,并讨论部队的整编问题。会议对不良倾向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和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严格纪律。通过了关于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教育问题、政治工作等决议。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光山会议后,部队即进行了统一整编。第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第一、三团;第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辖第四、六团。同时,从第一、二师各抽五个连对调混编。各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徐向前仍为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皖西中央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各级党的组织,也随之进行了整顿。在前委之下,按新的编制,师、团成立党的委员会,营、连成立支部,班或排成立小组。
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积极作用。
为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实行混编是一正确的方略。同时,整编中也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这次整编,由于受到"左"的"立三路线"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徐向前后来说:"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撤二师师长漆德伟的职,送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没有多少道理。他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和二师的创建人之一,在二师中有较高的威信,因对枪毙该师参谋长漆海峰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便被撤职送上海。二师参谋长漆海峰,错误严重些,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但他在创建二师中出过不少力,决定枪毙他也是过火的。当时,二师有人反对枪毙漆海峰,结果被扣上"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的罪名,开除了党籍。这些问题,给部队混编带来了不良后果。"
实行部队和干部之间的交流,徐向前在以后的军事斗争中一直注意采用这一方法。
1939年5月,徐向前奉中央命令到山东工作。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对于山东,中央要求将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百万以上。目的是坚持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伺机向华中发展。
当时在山东的部队主要是两支:一支是一一五师的部队,一支是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经历过艰苦的战争环境的锻炼,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很高,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师政治委员罗荣桓,长期和毛泽东在一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领会很深。实践经验也很丰富。但是,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对山东的情况不太熟悉。山东纵队是抗战初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是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创造出来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这个成绩是巨大的。同时,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部队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
为了使两支部队能互相取长补短,以在发展山东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团结战斗,发挥更大的作用,徐向前和山东分局的领导研究决定,两支部队,交流人员。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经中央批准,调该师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也从山东纵队抽调一些干部到一一五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0年,山东纵队又一次拨给一一五师3万人枪,以解决一一五师因作战任务繁重,急需大批兵员的问题。这种人员交流,对促进部队团结战斗,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混编也好,交流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坚持部队高度的团结统一。徐向前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总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做坚持团结的模范。在红四方面军,他与张国焘等人共事,心情一直不舒畅。既要讲斗争,又要讲团结;既要坚持原则性的意见,又不能越权行事。建国后,徐向前谈起这段困难处境,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初中央派周总理来鄂豫皖就好了,部队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一直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曾经和徐向前并肩战斗的李先念回忆说:
"1935年6月,他让我火速率一部兵力向懋功一带进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并要部队多带些粮食、衣物、炊事人员,支援兄弟部队,切实搞好两军团结。懋功会师后的气氛,团结而热烈,情景十分感人。过草地后,向前考虑到一、三军团万里转战,减员甚大,特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攻打包座,开辟北进通道。他积极拥护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迫使党中央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时,有人不明真相,请求是否派兵拦截。我那时就在向前身边,见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坚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同志等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西路军失败后,向前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但也提得起,放得下,顾全大局,毫无怨言。"
曾经跟随徐向前60多年的几位老部下、老战士,这样回忆徐向前坚持团结的品格:
"团结为重,顾全大局。徐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一直感染着我们。他经常教育我们,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就是胜利。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鄂豫皖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他对当地干部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很尊重,经常虚心求教,工作上主动配合,团结得很好。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徐帅从朱德总司令处得知红一方面军干部多,兵员少,就主动提出从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四方面军共抽调3个建制团、1个师直属队共3800人,补充给一、三军团。同时,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这对充实一、三军团的战斗力,加强四方面军的司令部工作和政治工作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1936年,为在甘孜地区迎接二、六军团,徐帅在干部会上动员说:"红军就像一家兄弟,一、二方面军好比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60年代初,刘伯承元帅在一次谈话中,对徐帅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风格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徐帅的话不多,但作用很大,关键地方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精神实在可贵。"
徐向前这种坚决维护部队团结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带兵实践中。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这样,解放战争时期也是这样。
1949年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军委决定,将解放平津的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开赴太原前线,配合徐向前领导的十八兵团,加强对太原的军事围攻。
为做好几大野战兵团的会合,徐向前领导兵团指战员准备好粮食、蔬菜、房舍、物资,热烈欢迎兄弟部队的到来,为了切实搞好几大兵团会合后的团结工作,十八兵团还制定了"八大守则",要求部队一体遵照执行。这"八大守则"是:
(一)随时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二)协同作战时要积极主动,不争夺缴获。
(三)行军相遇时,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时,要主动让房子,不争借家具,不争购物品。
(四)当兄弟部队有困难时,要尽力帮助。
(五)说话时要态度和蔼,礼节周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
(六)不许私自动用兄弟部队的武器弹药器材及其他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