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李德一样，对毛泽东不满意。他思忖了一会儿说，干脆，打发毛泽东去上海养病算了。李德摇摇头说：“毛在红军中威信太深，他在苏区会影响我们的军事决策，到上海也随时可以回来。我看，不如把他送到苏联去疗养，就说他有病，他也的确有病。”博古一下子就同意了，觉得这样更彻底。1934年4月的一天，李德和博古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送毛泽东去苏联疗养。不久，电报内容泄露，毛泽东知道后，很平静地说：“我没有病，身体还可以。就是有病，我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我有权有义务为这个党的事业服务。”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和作用是多少了解的，并没有接受李德和博古的建议。5月，共产国际回电说：鉴于毛泽东同志对苏区和整个红军的重要作用，不宜在苏区面临紧要关头时赴苏联养病。李德很不甘心，建议博古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或者把他发落到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淡化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和威望。博古不敢太过分，只好冷落毛泽东。毛泽东遭到冷落后，心情十分郁闷。后来他提出要到“粤赣省去休息”。
这样，毛泽带着王首道、周月麟和朱开铨三个巡视员，到了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文武坝。他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休息”，而是为了有用武之地。因为北方战线广昌正在打仗，博古、李德他们去了，插不上手。而南方战线形势也很严峻，可以亲自指挥作战。果然，毛泽东分析形势后，指挥了筠门岭战斗，并和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一起研究南线作战计划和部署。经过努力工作，与南粤王陈济棠消除了赤白对立的局面，促使陈济棠反蒋抗日。南方战线的局势出现了缓和的奇观，只用一个红二十二师就顶住了。而北方战线越来越吃紧。“左”倾领导者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使红军损失惨重，损兵失地，连连告急。
这种南北战线出现的不同局面，使毛泽东颇有感慨，他回到了文武坝后，写下《清平乐·会昌》的诗词：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可是，在“左”倾领导者眼里，却是“风景”这边不好。毛泽东一离开会昌，灾难就来到了粤赣省。他们下达文件批评粤赣军区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扬言要无情打击这种观念。显然，他们的矛头又是指向毛泽东的。
毛泽东始终成为“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对象，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摆脱了这个阴影。？
“赋闲”的毛泽东并未闲着，为红军主力突围去于都调查。一天，一刺客举枪对准了他
长征出发前的三个月里，毛泽东是在瑞金高围乡的云石山和于都县城的何屋度过的。这段时间，他进一步被排挤，党内军内没他的事，苏维埃政府的事也没有多少可做了。但他仍以对党对革命的高度责任心，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为红军主力的顺利突围做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
云石山在瑞金县城西约19公里处，是座小山，高不足百米。山顶平坦，有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对联开头四字，但是横匾：云山古寺。据说，古寺建于1857年。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山顶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张闻天居住。
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小毛”住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古寺里，住着一位法号为“乐能”的和尚和两个小和尚。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彼此相安而居。古寺幽雅，芳草满院。寺后，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到这儿坐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搬入云山古寺，独自住在侧屋。空闲时，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对坐之处。这样的极偶然机会，使昔日的对头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消融，日益亲近起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早年的生活环境、接受教育的内容，思想方法、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尤其是张闻天作为王明、博古的“坚定的战友”，曾几度参与批判和排挤过毛泽东，更何况让他当“总理”，就是为了从毛泽东手中夺得政府实权。可是，原来是两股道上的车，现在却走在一起了。张闻天主动地向毛泽东靠拢。
最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后来谈起文学来，也就是由于“文学”使他俩的兴趣、思想有了沟通。
日久天长，张闻天从内心开始佩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他开始向毛泽东倾诉内心的苦闷，倾诉对博古的不满：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从那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要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引者注：张闻天曾又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粤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多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就这样，张闻天走到毛泽东这条道上了。这是毛泽东住在云山古寺的一大收获。
1934年9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离开了云石山去往于都。跟随他去于都的有贺子珍和秘书黄祖炎、卫生员钟光、警卫员吴吉清、马夫老余和一个警卫班，共20人。
毛泽东离开端金到于都做什么呢？当时的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回忆道：
“8月初旬的一天下午（回忆的时间不准——作者注），我正在读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赣边境的地形，忽然特派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一个多月没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拦着说道：‘我现在来于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都可随时谈谈……”
毛泽东说是来于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其实是来搞社会调查和做长征出发前的动员工作。他搞社会调查，一是开一些座谈会，一是走访。通过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情况，以及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等方面的情况。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来到住处附近的一个村庄，向赤卫队长黄银娃问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黄银娃聊到本村的一个老学究罗志勉时，毛泽东颇有兴趣，便问：“他住在哪儿？能见到他吗？”
“能，他家离这不远，我带你去！”黄银娃爽快地答道。罗志勉的家住在村东头的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翠竹小院，显得特别幽静。
“到了！”黄银娃指着眼前的小院。推开门，见一位须发如银的老者坐在院当中的石桌旁，正用麻刷在练习书法呢。毛泽东走上前去，恭敬地低声叫道：“罗老先生，你好哇？”老人没有一点儿反应，继续写着。黄队长抱歉地对毛泽东说：“老先生耳朵聋了，听不见。”毛泽东笑了笑，转身到老先生面前，面带微笑，深深地鞠了一躬。老人抬起头，放下手中的麻刷，双手合抱胸前，说道：“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拿起麻刷，飞快地在石板上写下一行字：“学生毛泽东特来登门讨教。”老先生一看，不由微微一笑。心想，这位衣着朴素、彬彬有礼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他用敬佩的目光打量毛泽东一番，然后起身搬来一把竹椅，让毛泽东坐下，二人聊了起来。从《诗经》谈到《史记》，从秦始皇谈到唐太宗……兴致未尽，夜幕将要降临。晚霞的余辉把整个山寨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接着便好像有一张黑色的纱幕轻轻地铺撒在小小的竹院内。
忽然，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手提一枝火铳枪，闪身躲进小院旁的竹林之中。他弯着腰轻轻地分开竹丛，敏捷地靠近小院，几只麻雀被他惊飞了，“喳喳”直叫。站在小院门旁负责警卫的小张警觉地盯住发出声音的竹林，大声喝道：“谁！”
那个人立即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阵微风掠过，整个竹林发出一阵瑟瑟的涛声。看来没有人过来。野花、杂草都被压在身下，蚂蚁爬到手上，又延伸到脖子上……他顾不上这些，只是神情紧张地盯住前方。
终于，他看到了目标。他下意识地从竹林中跃起，往前跑了几步，举起枪，对准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和罗老先生仍在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丝毫没有察觉到刚才竹林里发生的一切。
枪声、喊声打断了两人的说话。
警卫员小张闯进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告主席，山上有反水的老俵，警卫班追过去了。”
毛泽东缓缓站起身来，又朝着枪响的方向扫了一眼，对小张说：“不要紧张嘛，这是在咱们的家门口！”
“那可不能大意，说不定是冲着主席来的呢。”老先生的脸色发白，声音颤抖。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道：“现在是自家人打自家人，这是个悲剧……”忽然，毛泽东把话停了下来，急切对小张说：“快！快告诉你们警卫班，不要打死老俵，要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带来见我！”刚才发生的一切，罗老先生都看在眼里。他为毛泽东临危不惧、遇险不慌的气度所折服。但他对毛泽东的安全却不放心了。“主席，咱们还是进屋里聊吧！”
“不必了，外边很风凉，没什么事的。老反水，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解，不然……”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分析着。正在这时，警卫员把“刺客”带来了。那个人见到毛泽东，就大声叫着：“毛泽东，算你命大，我是奔着你来的，可惜，打你那枪是瞎火，不然……”
“不是瞎火也不一定能伤着我。”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诙谐地说，“当年打白匪，从长沙往株洲撤退时，子弹把我的帽子打穿了，裤脚上也钻了两个洞，可连我的毫毛都没伤着……”毛泽东话题一转：“我是你们的政府主席，你为什么要打我？”
“反正我也落到你们的手里了，我就说个痛快！”“刺客”歪着脖子说道，“我也是穷苦人，本来我是拥护苏维埃的，可是，你们苏维埃分了我的地，把我也划成了富农……”
毛泽东和大家都明白了。
“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和蔼地问道。
“我就是这个村的，叫宋雨来！”
罗老先生一拍大腿，“唉”了一声，“我认识他，他是个好小伙子！”宋雨来“扑通”一声给毛泽东跪下了，哭着说：“主席，我冤枉啊！”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快给宋雨来松绑！”毛泽东把宋雨来扶起来，说道：“有什么事慢慢说！”宋雨来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原来，宋雨来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他的粮食产量每年都最多，全家一年能交二十多担公粮，生活也比别人富裕一些，按规定，本来可以评上劳动模范，却非但没有评上，在第二次土改时，村苏维埃主席王虎林还把他划了一个富农，不仅分了他家的浮财，还把他家的土地没收后分给了自己的弟弟王啸林。眼看即将收割的麦田归了王啸林，一气之下，宋雨来放火把麦田烧了个精光。
一夜之间，宋雨来成了破坏苏区建设的现行反革命。王啸林带着赤卫队抓捕他，他逃进了山林。他的老婆为了掩护他而被当场打死了。家破人亡，使宋雨来丧失理智，一心只想报仇。
近日，宋雨来听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竹林村养病，认为他家破人亡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造成的，于是便来找毛泽东报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