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调查是英国行政管理中极具“英国特色”的一种常用技术手段，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对公众意见进行调查，为政府未来决策提供依据，另一类是指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其任务是以事件受害者为中心查寻事实真相,提出及时公正的建议，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里所论属于后者。公共调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占领者”威廉一世“大清查”（DomesdaySurvey）时期，至19世纪后半叶逐渐成形，完成于《圈地法》的最后章节。公共调查每天都在发生，所涉调查内容小到地方下水管道的铺设计划，大到国家内政外交政策，这一手段如今已成为英国司法和政治图景中一个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并成为议会审查和司法审判之外的第三种救济方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过去10余年来针对各种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层出不穷，如1998年启动的对1984至1995年间布雷斯托皇家医院（BristolRoyalInfirmary）儿童心脏手术死亡事故的调查，2000年前后对爆发的疯牛病、变异克雅氏病（CJD）以及口蹄疫等公共卫生灾害事件的调查，2004年对政府武器专家凯利博士自杀事件的调查，2005年对1972年1月30日北爱发生的英国伞兵枪杀14名示威群众的“血腥星期日”事件的调查，最近的例子，是2008年底开始的对17个月大婴儿BabyP受虐死亡事件的调查，2009年7月30日展开的对布莱尔政府发起伊拉克战争的调查，和2011年7月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授权针对新闻界窃听丑闻展开的调查。
2005年的《调查法》为英国目前的公共调查委员会的组建提供了法律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政府内阁大臣可以根据需要组建有权强制传唤证人或收集誓言证词的调查委员会。其次，内阁大臣还可以针对特定的公众热点问题组建非法定模式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第三种模式由枢密院委员会执行，其它模式还包括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和议会专任委员会等。此外，并无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就任何事件组建专门的非法定模式调查，“只要他们愿意提供资金并能找到调查人员参与其中”。公共调查通常由退休的公务员、资深法律界人士、学者以及法官主持，以保证调查的独立、公信力和专业水准，并因此期待调查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英国学者认为，公共调查手段的产生和普遍运用与英国法律赋予公民提出申诉（appeal）和异议（objection）的权利紧密相关。申诉和异议的提出者主要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常针对当局的行政决定（如兴建道路、水库），行政计划（如重组警队），甚至包括行政部门做出的为公共目的（publicpurpose）而强制收购土地的命令。
一旦申诉和异议提出，负有主管责任的内阁大臣就需要指定专门的审查官（即调查主持人或调查委员会主席）进行公共调查，并根据其提供的书面报告做出行政决定。尽管公共调查不具司法效力，但人们往往认为主管大臣在调查中实质上具有“准司法性”（quasi-judicial），而调查本身则拥有“法庭”的含义。不过，与法庭裁决不同的是，公共调查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大臣决定谁是谁非，而是要判断争议各方中哪方的利益更值得维护，或者是找到利益各方均能妥协的平衡点，也就是说，他的决定必须公平而且合理。
公共调查手段能否有效运行，一个关键是涉及证据收集和证人权利保护的问题。法定模式的调查赋予调查委员会强制召集证人和收集证据的权力，而非法定模式的调查则需要证人的主动配合。但因为公开调查手段历史上形成的公信力和两党制衡等诸多因素，非法定模式也能有效地收集到强有力的证据。1992年，倍受舆论关注的MatrixChurchill公司向伊拉克非法出售军备案陷入困境，大法官斯科特受命进行非法定模式的调查，当时的反对党工党担心这一模式无法有效收集证据，呼吁根据1921年的《调查法庭（证据）法》组建正式的法定模式调查，尽管当时的首相、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没有同意，但迫于压力，他公开宣布所有内阁大臣和公务员已得到指令全力配合调查，调查人员要求查阅的任何政府文件都将保证提供。政府还公开表态，如果斯科特大法官认为自己未得到充分授权时，可以随时向政府提出要求更多授权。在随后的调查中，81名证人被传唤，包括当时的首相梅杰和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其中除11人外，其他证人都做了公开证词。证人作证从1993年5月开始，长达80多天。法学讲师汤姆金斯在书中描写到，在证词收集高峰期，“内阁大臣们毫不情愿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走进设在维多利亚地铁站附近的贸工部大楼内的调查室，就像调皮的学童被叫去见他们的校长。”
另一方面，调查会给涉事各方带来诸如侵犯隐私、民事法律程序中当事人和证人之间权利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公共调查手段等难题。为此，1966年的萨门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提出了6大原则：
1.在任何人涉及进入调查之前，调查必须确保相关事件会对其造成影响，并具备提出调查的条件。
2.在任何卷入调查的人被传唤作证之前，应确保其知晓所有针对他的指控，和有利于他的证据。
3.（a）证人必须有充分的机会准备质询，并得到法律顾问的充分帮助；（b）其所需法律开销通常应由公共基金资助。
4.证人应当有机会获得其律师或法律顾问的质询，并在调查期间公开陈述其意见。
5.调查期间，证人希望出示的任何物证，在合理且可行的情况下，应当呈示。
6.对任何可能对其造成影响的证据，证人应当有机会得到其律师或法律顾问的交叉质询。
从前面提到的近年来在英国颇有影响的公共调查案例来看，英国公共调查手段一般具备下列特点：
1.因应公共争议或涉及公共利益之事件而采用；
2.由内阁大臣、议会议员动议组建，获得公共财政全额资助；
3.调查委员会主要成员来自于政府之外，都是资深专业人士，以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以及最终调查结果的公正；
4.整个调查保证公开和透明，包括成员的任命、背景，调查采用的具体方法，如举行听证、论坛、访谈，所涉利益各方等等信息，自始至终由公众监督，并主动确保公众参与；
5.调查委员会最终必须向政府提交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调查建议和对策；调查过程、报告全文向公众公开，互联网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公共调查的公开性。
公共调查涉及的事件往往也是媒体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的“公共调查”，但远没有像英国那样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也没有意识到将这一体系加以引进和改造对保障媒体履行其社会责任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里试以2009年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公开调查为例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讨论。2009年2月12日，24岁的云南青年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入院不治身亡。当事的晋宁县公安机关解释说，李乔明是因与同监室的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遭狱友踢打，不小心撞到墙壁受伤。死者家属认为警方结论“太过草率和不负责任，甚至有些儿戏”，而一向热闹非凡的网络世界又增添了一个新鲜流行语：“躲猫猫”。就在媒体和众多网民质疑“躲猫猫”结论时，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则公告旋即使“躲猫猫”事件升级。这则公告称，“为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省委宣传部将组成调查委员会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征集网民“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参与调查”。公告发布当天，调查委员会很快组成，次日前往晋宁县调查，当天公布了一份后来甚至被始作俑者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称为记“流水账”的调查报告。
与英国公共调查手段相比，云南“躲猫猫”事件的调查高调出场尴尬结束，凸显其在目的、权限、成员构成、调查方法等诸多环节存在致命缺陷。
首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作为“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动议方具有中国特色，提议虽有些创意，但不合法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而不是在具体事务上直接出面。作为一级党组织具体部门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在“躲猫猫”事件调查中直接成为行使权力的主体，其实质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理顺党政关系、提高执政效率、倡导依法行政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其次，整个调查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儿戏”。这一“创新型”的方式是否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拍脑袋瓜”时的一闪念不得而知，但在宣传部还未拟好并正式发布征集公告前，这位负责人即已通过其个人QQ群率先发出征集消息，于是头两名回复的网友便获任命，分别为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发出征集消息当天就组建起委员会；“彻夜难眠”的主任云之末端出发前发表《躲猫猫调查委员会〈出师表〉》立下誓言：“愿天朝托‘网民代表’以查明真相之效，不效，则治‘代表’之罪，以告网友之托”；20日上午8点30分出发，委员会成员在汽车上安排调查日程和程序，10点24分到达晋宁县公安局会议室，调查开始，调查结束后委员们自行解决午饭，AA制分摊，午餐后返回云南省委撰写调查报告，晚餐是米线AA制分摊；调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在‘躲猫猫’的事件中，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拥有法律资源的执法司法部门。”无论是调查委员会的组建、成员构成，调查方法和过程，还是最后的调查结论，告诉公众的只能是“不规范”、“不专业”、“不权威”，甚至“不严谨”，如果去掉调查实施的地点和需要调查的内容，几乎就是一次网友大聚会，活脱脱一出网络闹剧。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调查委员会组建的目的不是查找真相，实质上是为了宣传省委宣传部的“新思路”。2月19日下午2时49分，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自己的QQ群里公布了征集信息，并“请大家对宣传部这种做法多报道、多评论”；约一个小时后，云南当地媒体即迅速做出报道称“此举开创云南宣传先河”，“省级党委能以如此开明心态处理事件，紧跟时代步伐，执政为民，的确为云南各级党委政府、媒体、网络树立典范。”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结语”里进一步感慨：“感谢云南省委宣传部，在云南今年年初提出打造‘阳光政府’的规划之后，用‘网络的事让网络解决’的全新思路，应对网络上给云南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的‘躲猫猫’现象，这标志着执政者对网络这个发展迅猛的新生事物的驾驭和熟练。同时，让一度在社会上争议颇多的网民成为主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在中国迈出了第一步。”出发点不对，这样的调查尴尬收场也就毫不意外，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此外，“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撰写的调查报告中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关注：15名成员中，有明确记录发言提问的6人（3名网民代表和3名媒体代表），4名分别来自云南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和昆明市公安局的代表自始至终一言未发。
2009年年初的云南“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组建和运作，缺陷明显，因为此类调查，不能是为了“打造阳光政府”，不能是为了“网络的事情让网络解决”，不能是为了引导网络舆论，调查的根本目的，只能是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发现现行制度中哪些地方有效值得保留，哪些无效需要修正或剔除，并最终给予公众一个合理且公正的说法。对政府的价值判断，不是调查应有之义。英国在公共调查领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本，可资借鉴。从本质上说，公共调查手段的运用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生活的首要价值。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就开展此类调查做出明确规定，但“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宪法规定为这一公共治理手段的采纳和运用提供了法理依据。运用得当，这一手段可以成为有效的媒体社会责任的外部制衡机制。
附表：
本附录表格由作者根据部分调查案例的网上资料编制，表中“调查提问次数”一栏的数据依据“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明确标注出提问者姓名和问题的记录统计得出。
2009年2月20日云南“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构成情况表
委员会
构成成员职业委员会
职务调查提问次数
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风之末端网络写手主任3
边民生活新报网-“昆滇E吧”版主副主任3
彭国竞昆明德爱科技职员委员
温星生活新报网-“昆滇E吧”版主委员
王英武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职员委员
李宁昆明扬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委员
能石匠天涯社区-天涯云南版版主委员
吉布
（真名：何新文）昆明信息港编辑委员3
媒体代表王研新华社云南分社委员1
王雷云南信息报委员6
杨之辉云南网委员2
相关部门人员符晓省委政法委委员
普泽省检察院委员
刘震昆明市公安局委员
郭斌昆明市公安局委员
王新云委员1
客观性原则与新闻学核心
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意味着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遵循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但客观性原则也许是新闻学中最为神秘、也最具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因为，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对客观性的解释，每一个新闻从业者也都有自己对客观性原则的践行标准。
2004年10月30日，在全球范围内有新闻行业翘楚称号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报道就引起了人们对其客观性原则的质疑。BBC驻耶路撒冷女记者普勒特在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时事广播节目中说出了一段引起争议的话。
在报道中她说：“外国记者似乎比拉姆安拉的任何人都更关心阿拉法特的命运。我感到奇怪，人们到哪里去了？没有团结一致的大规模示威，没有情绪高昂的口号，当直升机带着这位羸弱的老人，从他残破的官邸起飞时，我突然开始哭泣……”
“我感到奇怪”、“羸弱的老人”、“残破的官邸”，以及“我突然开始哭泣”等等，情绪化、倾向性明显的词语直接显露在普勒特的节目中，颠覆着人们对新闻客观公正原则的传统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