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自由的支持不仅仅来自于基本原则（从道义论的观点看），而且来自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由杰瑞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阐释的功利主义理论尤其如此。要实现边沁“最大多数人的多大福祉”原则必然要求政府经由所有公民的意愿的引导，而这些意愿必须得到自由的表达。密尔（在《论自由》里）认为，进步和福祉依赖于观点的自由流通，只有籍此真理和效用才会实现最大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出版的压制（如在共产主义和其它专制统治下）总是和经济衰退和文化衰败紧密相联的，并进而支持了自由是功能的观点。然而，这也为如下观点打开了通道：如果自由出版不如所愿（比如导致私人审查、垄断，或对民主和法制进程的干涉），它就可以被合法限制。
对自由报刊的鼓吹（很少会有公开的反对）分歧严重，它的根本含义是不需要限制（正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理论里所述），或者，从一个积极的观点来看，自由是依据接近和出版的真实机会能充分获取的程度来衡量的，而机会的分配必须公平（这也许可以称为“争取”位置的“自由”）。这个分支的观点和“道义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论争有关，概略而言，即对媒介自由的积极观点的鼓吹倾向于把公共利益作为争取自由的论据，并给权利附上义务的约束。然而，（thefitisnotexact），因为一些纯碎自由主义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如果自由是绝对的，没有义务或要求的约束，公共利益会更大化。由于实际存在的出版权利和机会与出版手段所有权之间的重合，使得这一问题复杂化了。这些话题和其它一些话题我将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讨论。
民主理论：作为第四权力的报刊
除了认可媒介对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外，当代政治理论缺乏对自由报刊角色问题的关注（如见Held，1989年），但人们几乎毫不怀疑其绝对必需性。“第四权力”这个词（最早在1841年由托马斯·Carlyle创造，用来指代英国下院里采访的记者）常常被用来形容报刊作为与其他政府机构，尤其是司法和立法机构（议会）上下两院相平等的权力来源，在政府运作期间的作用。这个表述及其理念在十九世纪的英国被新兴的严肃报刊采用，它们日渐意识到自身的影响力。这一理念的基本元素是：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家；无论后果如何，有陈述真相的责任；对公众和读者负有首要责任。报刊的权力被认为主要源于其表达和影响公共舆论的能力，源于监督政府的能力。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报纸的政治角色地位已经改变并大大扩展，但现在仍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广泛参与当代民主政治会是什么样。民主理论和实践假定，公民应当充分了解发生的事件和环境，能参与论争，获得不同的观点和帮助。
基于上面所说的报刊的自由，它们没有实现这些期望的义务。即便如此，出于多种原因，不仅仅只是它们自身的利益，民主国家中的媒介确实做出努力要达到“第四权力”的理念。从一个嘲弄的词汇到新闻业的自负理念，“第四权力”这个标签走了很长一段路，而媒介现在则试图使这一角色神圣化。从批判的观点看，与普通公民相比，这一自封的“第四权力”模式过度强调了有权有势的媒介的特权，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权力更集中并发展起了象征性联系的媒介。还值得争论的是，一旦承诺做出并被严肃看待，媒介就肩负起了某种责任，包括一种没有明确书写下来的责任，提供从政府到公民的可靠的传播渠道，反之亦然。
党派替代理论
报刊在民主体制里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第四权力”观点有一个替代理论。这个替代理论认为报刊在政治上是分门别派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其自身的媒体。相较于“内部的”多样化——相同的版面（或新闻快报）里呈现不同的观点和争议话题的平衡表述，这类媒体以“外部多元化”为特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代里，党派报刊都曾繁荣一时，各有不同。一类是先锋报刊，或称精英革命报刊，如列宁在1900年创办的革命刊物《火星报》。更多类型的通常是民主体制下的党派报刊，这些报纸各自支持相互竞争的政党。
美国的党派报刊基本上在十九世纪消失，它们大多与商业需求难以协调，尤其是无法适应集中化的环境（一城一报），达不到强调“客观”和平衡要素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哈林，1996年）。基于大体相似的原因（广泛的政府控制、垄断特质以及广告商的需求），党派倾向也无法与广播发展相适应。即便如此，党派倾向的一个元素仍被引入到一些欧洲的广播体系中（尤其是意大利、荷兰和法国），对怀有政治抱负的新闻业的支持并没有完全消失（见Patterson，1998年）。
社会责任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表达自由是公民的无条件权利，为在从公社和等级社会向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详细指出了民主体制出现的条件，报刊和第一代彻底公共化的媒介（报纸）接受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行为责任（正如它们选择定义的那样）。然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之际，媒介不断增长的“大众化”、垄断化和商业化合在一起，……。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表达了他们的批评，把指责放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门前，而由垄断资本主义确立起来的报刊则被视为为虎作伥者（Selds，1938年；Blanchard，1977年）。保守主义批评家倾向于赞同在标准和道德领域出现了滑坡，并将之归咎于肆无忌惮的报刊所有者与新兴大众读者低劣的文化水平的联合效应。
这种反应在1940年代早期成立的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的着述中有所表述，作为一个私人发起的行动，这个委员会调查了报刊的失败之处，并探寻可能的救济方式。这是人们针对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第一次试图为其有所思考的批评和开出药方建立一个基础。其任务实质是要确保报刊基于与人民之间确立的充分而自由地提供信息的未经书写的契约，通过传播来获取自身自由的权利。其主要成果就是后来所称的“社会责任理论”（见哈钦斯，1947年）。
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报刊自由仅仅是一种“有条件的权利”。报刊被要求接受提供“某种职业化的公共服务”的任务，而不只是满足其自身读者的当下需求。在后来的一本书中，彼得森（见Siebert编，1956年）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创设了基础条件，超越了早已在美国风行的新闻业各种职业道德手册的要求。除了应当完成其信息提供的角色之外，报刊还被要求为社会的团结及其多样性的呈现和表达做出贡献。
新构建的理论的重要特征包括，摆脱限制的自由还不够，还应当有追求积极目标的自由：“要想真实，自由必须有效”；应当有“实现那些目标所需的合适的手段”（彼得森，1956年：第93页）。有人援引委员会报告的主要作者Hocking（1947年）的说法写道：“政府是负有确保报刊充分表现责任的最后的担当者”。尽管呼吁新闻自由，但这一说法为对报刊进行公共干预提供了理论合法性。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责任理论还有一种精英式的，反民粹主义的口气和倾向。这成为（并且至今仍是）不少报刊热心采纳这一理论的一个障碍。
该报告在当时并未被美国报刊界很好接受，部分原因是报刊界害怕丧失它们的某些已经遭受诘难的特权（Blanchard，1977年）。即便如此，社会责任理论的理念已成为报刊界高涨的职业化和自律趋势参考的必要观点。二战后报业体系面临改革和重组的时期，这一理论也曾一度在海外产生影响。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一个由政府指定的“报刊调查皇家委员会”（RCP，1949年）在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的当年开始了调查工作。其参考要件要求委员会评估新闻准确性的标准，并就报刊界的结构提出建议。这一调查为报刊委员会的组建打下了基础，其目的在于使报刊委员会成为责任和自我完善的一个工具。
社会责任理论以这样或那样一种形式主导了对媒介和社会的理想关系和二战后数十年间改善媒体的政策选择的思考，而且并未被二十世纪后期的去管制化潮流完全驱逐。尤其是在北欧，这一理论为报刊资助体系提供了正当性，这个体系承认报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重要性，对独立和多元化的需求尤为重要（史密斯，1977年；皮卡得，1985年；汉弗雷，1996年）。
公共服务广播理论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公共服务广播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里成为一种解决组织相互关联的广播服务难题的实用（技术、管理和金融）方案的时候，它逐渐提供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媒介供应的哲学理念，成为自由市场商业媒介的替代品。它已经成为有关媒介社会责任的有力思想来源，因为它完全建基于这一理念。即使是在自由企业的心脏地带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多年来（自1934年《通讯法》颁布后）发展起了一套为电视和广播设立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原则，尽管没有采用这个概念的名称。最终，一种公共支持的广播形式在1967年得以引入（见霍夫曼-雷恩，1996年）。
公共服务广播理论当然受到了构建“社会责任理论”的一些相似观点的影响，但这一理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因为它是通过法律、规制和金融资助等方式实施的，而不会侵犯自由的宪法原则。它的主要原则是：供应的全球性和多样性；整体上对公众的民主责任；满足经由公众决定的普遍和特殊需求的义务；对质量的承诺，而且不由利润或市场来决定；经常要置身于“国家”需求之下，或者首重文化、经济和政治事务。霍夫曼-雷恩（1996年：第271页）发现，除了确保免干预的传输之外，对广播进行广泛规制的主要理由还在于，获取广泛的公众近用的需求，和保护众多在不同社会里受到珍视的“容易遭受攻击的价值观”的需要（见Blumler，1992年）。
发展媒介理论
发展中国家大众媒介的境遇也总是因其使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很难适用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环境而形成特色。通常，这些国家里自由度很低或者没有自由，媒介被强制要求听从统治精英或实际统治者的指令。多位作者已经指出过不同的“发展媒介理论”（如Altschull，1984年；麦奎尔，1983年；Shelton和Gunaratne，1998年）。这一理论要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采取集体行动，这一需求如此紧迫，媒介因此应当接受发展任务，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该理论意味着，对政府开展的信息和教育运动，对发展目标的宣传都要予以积极支持，并且，还要支持国家、地区以及当地的文化。在新闻报道方面，媒介应当关注其自身社会的情况和与同一地区相关联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媒介应当小心谨慎，不能用“不负责任的”批评损害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威。这些观念表达了某种形式的社会责任，但在实践中，它们起到的作用往往是使放弃（媒介的）独立性和向当权者表示屈从合法化了。
批判理论
尽管社会责任理论最初产生于对商业媒介的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在表达报刊社会责任的传统的和既有的观点。一个“负责任”的报刊界过去不能，现在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威胁到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论它有什么缺陷。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激进理论的启发，更多的激进批判指向了大众媒介（如米尔斯，1956年；Marcuse，1964年；Schiller，1969年；Hall，1977年；默多克和Golding，1977年；Herman和乔姆斯基，1988年）。在其最激烈的形式中，这一理论否定了包括公共广播在内的整个媒介机制，认为它们仅仅是资本主义官僚国家机器中的信息和文化爪牙，没有可能从内部实现改革或民主化。要从这个理论中检视得到有关媒介责任的一些指导不太妥当，而且这一理论本身意不在此。即便如此，抛开其破坏意图，在这个理论传统里研究和批判媒介，也确实能为媒介质量提供某种标准，而且可以或明或隐地认为，媒介是应当服务于社会的，当然，是一个消除了不公和虚假意识的不同的社会。
批判理论还有一个文化分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发展初期，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着作里（阿多诺和霍克海姆，1972年；Marcuse，1964年；Lowenthal，1961年），大众文化（大多数民众和媒介的主导文化）被描绘成不仅质量（美学的和道德的）上贫瘠得深不见底，而且是被设计成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被资本主义媒介所有者用来迷惑大众，弱化各种批判观点，然后使人们远离革命任务。这一理论错误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真实地位，并且提倡保守的意识形态（Hardt，1991年）。
后期，批判文化理论经由复兴的通俗文化（文化民粹主义）转型，基本上不再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导入到当前环境，这可以运用后现代主义来鉴别，对媒介文化进行批判的社会分析几乎不可能了（如McGuigan，1992年）。在个人品味、市场成功、专业技能或者艺术执照之外，没有大家认同的绩效标准存在。这一趋势损害了文化事务中媒介责任的理念，尽管在真实世界里，对质量和真实性的期盼仍在继续，而媒介仍然面对来自规制者和公共舆论的文化要求。
解放媒介理论
批判理论的一支开始支持第一批新媒介的未来，特别是因为这些能在占主导地位的大众媒介中保持频道独立的小规模、草根传播的潜能。1960年代的反文化观点，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不如说更具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特征，支持了这一运动，而当时的新兴技术，如交互式电缆、闭路电视、影印、海盗电台、录音以及回复，似乎将传播的解放前景从出版垄断集团手里剥夺出来，放到了人民的手中（Enzensberger，1970年）。
在这里将各种松散的观念整合起来的相关指导原则是，参与、互动、小规模、在地性、文化自治和多样性、解放以及自助。其重点往往在传播的过程而非传播的内容。根据其中一个解释，这可能消除对社会负有任何义务的理念，及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这两个概念（义务和责任）似乎属于过去典型的大众媒介及其同质公众。而未来社会关联度和忠诚度的相关指向将不再是任何政治实体，而是自发的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