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如果克林顿还是美国总统，他会不会打伊拉克？这是跟事实相反的前提。但是你能不能进行推理？这个研究在心理学里很有意义。为什么很有意义？因为在80年代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做布鲁姆，他发现中国人的语言里没有虚拟语气。比如，中国人要是说“明天我要去北图听讲座”，我们就说成“明天我去北图听讲座”，最后就是这样说。但是英文里有三种以上的表达方式，表达完全不同的虚拟语气，怎么表达？一个是“我要去图书馆”，还有一个是用1would，还有一个用Icould。would和could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后面两种表达方式表示，这个人不一定去。他说他可能去，也可能不去。但是中文里必须非常强调以后，才能得到这个虚拟的语气。布鲁姆就发现，中国人是不是不太愿意对反映现实的东西作推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60年代在香港做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的时候，专门调查了一些中国难民。他问那些中国难民一个问题，如果你还在中国内地，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发现中国难民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觉得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中国人不善于进行反事实推理。在座的同学可能知道，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片面的结论，中国人不愿意作反事实推理，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能作反事实推理，只是我们不愿意作反事实推理。这就是说，西方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有一段很大的误解。我和我太太刚才进行的反事实推理，说明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进行反事实推理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们的反事实推理和美国人的反事实推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在什么方面不一样？我们的反事实推理是：如果卢刚结婚了，他就不会杀人。而美国人的反事实推理是，如果卢刚结了婚，他可能杀太太，这是不一样的反事实推理。我们的反事实推理是说，如果这个情境变化，人的行为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而美国人的反事实推理是，如果情境变化了，他的行为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当时就进行很多的研究，我们就给中国的学生、美国的学生很简单的一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卢刚有了孩子，他杀人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卢刚在中国，他杀人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卢刚在加州，他杀人的概率是多少。从中可以看到事实情形的变化。
另外，对他个人的特性进行分析。如果卢刚是外行，他杀人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卢刚不是疯子，他杀人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发现中国人受到情境变化的影响很大。如果卢刚在中国，中国人说他肯定不会杀人，枪都找不着。如果卢刚在加州，也不一定会杀人，因为加州阳光灿烂，人心都暖洋洋的，不像艾德华那样冰天雪地的。如果卢刚有孩子，更不会杀人，孩子多重要，谁为了这件小事情耽误孩子的前途，让他将来没有父亲，中国对情境变化非常敏感。而美国人的反应根本不受这些影响，美国人的反应更多是受到个人特性的一些影响。这个研究做出来，在美国影响很大。因为很多年以来，西方的心理学家一直认为，人在进行归因分析时，一般是忽略了情境的影响，而只看重个人的影响。
比如，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明星崇拜，西方的明星崇拜很厉害，很多人崇拜明星，就觉得明星跟他演的角色一样伟大、聪明，所以就忘了这个演员，实际上演员是在演一种角色。相对而言，中国人对明星崇拜不是很看重，只有两种情况有明星崇拜。一个，我听说中国的古月演毛主席演得很神，很多人见到古月都要向毛主席敬礼，这是一个极少数的现象。年轻人对明星产生崇拜这是极个别的情形，中国人是能够区别情景、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差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心理学对人类归因特性的一种分析。
但是大家意识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方法上的问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个研究有很大的方法上的问题。这个方法上的问题是什么？卢刚是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归因分析更多的是用情境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呢？你想一想，假设你犯了错误，你是归罪于情境还是归罪于你个人？比如说，你今天听报告迟到了，你会说你没有按时到，还是说交通堵塞让我不能按时到？肯定是强调情境的作用，就是在自我的归因时我们有一种倾向性，如果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愿意归罪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说是我个人的原因。
那么，卢刚这个研究有一个方法上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什么呢？中国人对卢刚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是不是因为卢刚是中国人，我们不愿意说另外一个中国人犯错误，是他个人的原因，而愿意说是美国的原因？是美国社会让他弄成这样。是不是有这种倾向性？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必须排除掉这个倾向性。怎么来进行研究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找一个美国凶手，正好也犯了同样的罪，进行同样的分析。一个星期以后还真有一个美国佬蹦出来了，他的名字叫迈克尔，他是一个邮局的工人，不是在艾德华，是在临近的一个州叫密歇根，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像卢刚一样也是发了神经，拿着枪闯到自己老板的办公室，把老板给打死了，把老板的同事打死了，把自己的同事打死了，把旁观者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打死了，不多不少打死6个人，跟卢刚杀死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的年龄也是一样的。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正好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正好又给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做同样的分析，如果这个人在中国会不会杀人？中国人说，老美到中国人都找不着，怎么杀人？他如果在加州会不会杀人，中国的回答是不会的，他在加州也不会杀人。结了婚会不会杀人？不会杀人。有了孩子会不会杀人？不会杀人。跟卢刚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说明我们中国人进行情境归因，强调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因为那个凶手、那个目标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谈情境。实际上，美国人同样谈到情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就把可能的假设排除掉了，这是科学研究里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证伪，证明其他假设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课题研究很有轰动性。我的同学做这个研究，后来去斯坦福大学做研究，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还有方法上的缺陷。大家意识到这个缺陷是什么？因为我们是解决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受到人外在特性的一些影响，这个人长得漂亮，我们的归因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人长得丑，我们的归因又不太一样。我们对男人行为的分析是不太一样的，对女性行为的原因分析也是不一样的。在很多情况下，对象本身会影响我们对它的因果分析。这是我后面要做的一个课题，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排除出去。
怎么做呢？有两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是做一些动物的行为分析，要能对动物的行为进行一些归因分析。另外，对一些物体的物理现象进行归因分析。这是我们做的研究。
我们发现，如果你对人的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大概能够模拟出16种社会关系形态。每一个关系形态实际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经常见到的社会互动。比如上面举的例子，左边上面这张图是这一群鱼参加，跟一条鱼在一起。下面是一条鱼参加这一群鱼中。右边上面的图是一群鱼抛弃这一条鱼，或者是这一条鱼抛弃这一群鱼。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可以根据这张图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大家没有困难，所有人都能看懂这张图是什么意思。起码在我们的研究里发现，不管哪些文化方面的人对这张图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理解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左上面的图有一条鱼在中间，这一群鱼向这一条鱼游过来。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觉得中间这条鱼高兴还是不高兴？有多少在座的人认为是高兴？大部分人认为是高兴的。有多少人认为是不高兴的？也不少。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的理解相对而言是正面的情绪、正面的情境，西方人的理解相对而言是负面的情绪。为什么是负面的情绪？中国人想到的是团结，大家走到一起来的情境。想到过年的时候老爷子坐在中间，大家来朝拜老爷子，或者是单位的小领导刚刚当上官，大家来祝贺他，总是令人很高兴。而西方的判断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是什么东西？更多想的是个人的空间被侵犯了，或者是有人来抢我的东西，完全是负面的情绪。
同时你会发现，还有一些个体的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是你们在听文化差异的课时，就想有意从不同的方面思考这个问题，自己没有意识到。还有一个，你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比较多的负面经历，在某一段时间里头，觉得这种存在还是合理的。我们研究的特色是什么呢？可以用实证的方式来测一测，到底文化差异有多深、有多大，它会影响到人判断的哪些方面？
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很多是属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怎么知道是特有的？我们对这个图的理解比较快，而且我们知道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经历或者例子比较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行为学方面的意义，为什么有行为学的意义？如果你对你熟悉的东西反应快，你就可以把一个文化的变量变成一个时间的变量。如果是你熟悉的东西、你了解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反应快。文化一般来讲就是你所熟悉的、你所了解的、你所喜欢的，你可以用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来测量文化的差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上的革命。很多年之前，大家都认为文化只能是描述性、报告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进行定量。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工作，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时间变量来测文化差异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给你看一朵鲜花，或者是看一只蜘蛛，你对哪个东西反应快？肯定是对鲜花反应快，不是对蜘蛛反应快——除了你看《蜘蛛侠》。一般来讲人对鲜花的反应比较快，对蜘蛛的反应比较慢。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个男性看一个漂亮女性的图，或者是一个长得比较难看的女的图，那个男性肯定是对那个漂亮女性的图反应快，他知道是谁；你要给他看明星的图，他反应也快，这是谁。长得难看的女明星他反应就比较慢。一种下意识的东西，虽然他说我这个人不好色，可是你能够测出来。女性也是这样，你要看一个婴儿的图和看一个丑老头的图，女性对婴儿的图反应快。同样的道理，文化也是这样，如果这个图是属于你自己文化的，你反应快，不属于你自己文化的东西你的反应就慢。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你回忆出的例子就比较多，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你回忆的例子就比较少。
就用这种鱼的例子，我们可以测出每个人文化的表征程度有多少。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可以测出来，而且以非常客观的方式测出来。这是我们做定量研究的一些新的发现。
前面谈的是在归因方面，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归因具有外在归因的特性，我们容易受到情境变化的影响。
中国人对相关关系分析的特点
第二步的工作，我们发现中国人在相关关系分析方面也有一些特点，这个成果也发表在2000年美国的一本杂志上。
我们怎么做这个研究呢？我们就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相关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对随机事件的判断，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是让你判断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关系多大。另外，对一些人家认为有关系的东西进行判断，这个关系到底强还是不强。我给大家举一个随机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你总是要挑最快的结账的那条队出去，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可能谁都不愿意排队，世界上没有谁愿意排队的。但是我经常发现，那个最快的队挑了以后就变成最慢的队。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一看旁边的人比我快，这一边的人也比我快，谁都比我出去得快。我觉得我肯定是挑了一个最慢的队，自己却认为是最快的队。我太太开玩笑就说，你有一种本事，你就是把一个最快的队变成了一个最慢的队。到底是不是有这种相关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数学概率的角度来讲，这里没有一个相关的事件，这两个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为什么没有联系？因为你只考虑了你排错队的情况，你排队的时候的情景你是没有考虑进去的。
大家都有车，总感觉一洗车天就下雨，很多人相信这之间有关系，但是这中间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一些随机事件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判断出有关系，就是虚无相关。
另外，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对一些比较低相关的东西或者是随机的东西，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差，我们就觉得它们之间要有关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已经在国内看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大家知道，毛主席的卫戍部队叫8341部队。这个卫戍部队起名，大概是在40年代，具体时间我就不知道了。大家知道8341有什么意思？毛主席活了83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41年。毛主席多伟大，真是神人，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知道他什么时候死，虽然他想活到100岁。他能预测到这个东西，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没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现象还发生在北大最近的改革中。因为我是光华的客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要搞改革，遭到很多人攻击。有人发现他车牌的牌照是9413，有人说他是九死一生。虽然是管理学院的高材生，但是对这种事情的判断也有这种确认的误差，把一些随机的事件想成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或者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关的关系，这是一种不理性的判断。
还有一个不理性的判断，我们经常听到在中国“只要这样，就会这样”。只要你好好学，你就能考到北大、清华，父母亲不知说了多少遍。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上北大和清华的概率和好好学习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种随机的现象。可能有人说我们在胡说八道，说我们邻居的孩子好好学习，他就考上北大了，那个邻居的孩子没好好学习就没有考上北大、清华，这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吗？你要好好学习就考上了，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怎么说是随机？
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是随机的？你要判断两个事件的关系，从数学和理性角度来讲，要考虑四个概率：
第一个概率，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他好好学习考上了北大、清华，这个我们大家经常考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