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华北军民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为我们并肩作战将取得的胜利干杯！”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身体好，在苏联时也学会了喝酒，他起立祝酒说：
“为我们关内关外两支野战军，在长城线上胜利会师干杯！为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为在座的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起立祝酒。他先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高举酒杯说：
“同志们，我们感谢东北野战军的支援，你们战胜东北严寒，踏破辽河千里雪，就地全歼东北数十万大军，现在又千里进军，越过长城，来到华北。我们两个战略区本来是密切配合作战的，现在又组成了统一的平津战役指挥部，统一指挥，并肩作战了。我们一定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全歼华北敌军！胜利万岁！”
全场热烈愉快，举杯欢呼：
“干杯，胜利万岁！”
饭后，由东北野战军战士剧团演出。长征途中，这个剧团曾演出过《烂草鞋》，表演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只捡到烂草鞋，现在演出的节目是胜利欢乐的歌舞。
“聂总，罗政委，你们演过《杀上庐山》，活捉蒋介石，现在这出戏可要变成事实啦！”刘亚楼高兴地说。
“打到南京去，为时不远了！”
大家议论纷纷。笑浪此起彼伏。只有罗瑞卿仍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歌舞演完，夜深人静。东北、华北两支野战军的将领，兴致勃勃，又到北屋喝粥，谈论战局，他们高兴地谈到：
蒋介石认为黄河是他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他曾想把我们赶过外壕，可是刘、邓大军10万多人，陈、谢大军8万多人，陈、粟大军18万人，分3路南下，渡黄河，跨陇海，直抵长江。他们早已过了铁丝网，打到蒋介石的内壕了。他们在黄河、长江之间发展，在江、淮、河、汉4条大水间和敌人中原逐鹿。西北野战军也打出去了。我们东北、华北两支野战军又在长城以内胜利会师。
“毛主席、周副主席早有分析，要我们打到蒋管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要在一两年内实现。”聂荣臻放下饭碗说。接着，他又提出了问题，“这就是说，原来计划5年打败蒋介石，现在要3年左右打败蒋介石。这要求我们在军事指挥，后勤供给，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扩大解放区等工作都要跟上来，不犯和少犯错误。”
聂荣臻将军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当前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指挥艺术，跟不上中央军委、毛主席敲的锣鼓点子。打正太路，我觉得打出去就是了，许多同志还嫌胜利不大，歼敌不如兄弟部队那么多，只是中央来电指出：晋察冀正处于战略反攻，大家才明白了。”罗瑞卿一直听别人讲话，自己沉默不语，现在才讲出他所深思的问题。
“战争形势变化，我们的思想往往跟不上，十年内战期间，红军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我们思想跟不上。解放战争，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运动战、攻坚战，我们思想也跟不上。原因是对战争规律认识不足，或者认识很差。”罗瑞卿的发言，好像做结论一样。
他看过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孙膑兵法》、《吴子》、《三略》、《六韬》等书，也看过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著作。他认为：这些兵书，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战争规律。马、恩、列、斯也有不少军事论述，反映了一般革命战争规律，但马、恩、列，并没有指挥过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反对法西斯的伟大战争，可惜论述不多。毛泽东一直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经验丰富，在他的论著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而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则是指挥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天书”。因此，罗瑞卿强调说：
“毛主席电报指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最有利。这个战略是把东北、华北分割开来，关闭东北大门。先打范汉杰、卫立煌，后打傅作义，这是高招。我们华北二兵团和三兵团越长城，东出冀东，西进绥远、察哈尔，北到热河，确实如毛主席指出的，看到了广阔天地，眼光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扫除了。我们的眼界首先看到东北野战军打辽沈战役。”
“我们东北野战军领导，总想打长春，其实那是硬核桃，是蒋介石吸引我兵力，放的一个棋子。对于南下打锦州、山海关，我们顾虑重重，强调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我们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我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到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到的。”刘亚楼说。
“东北局常委不是认为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吗？和你说的那不矛盾了吗？”罗瑞卿提出了问题。
“是啊。中央指示我们，只要有可能，就应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沈阳卫立煌将以兵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东北野战军可能处于很困难的地位。西面察绥和平绥路，粮食极为困难，东面锦唐线和北宁线则是产粮区。”刘亚楼说。
“我看中央担心的是，撤退的蒋军，为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带，并打通津浦北段，向华中撤退，虽然士气低落，但很集中，我也难啃。”罗瑞卿敏锐地说出了主要问题。
杨成武回顾8月3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面授机宜的情况。他说中央要我在8月21日完成一切准备，以20天的时间，主力赶到绥远，发动进攻，夺取集宁、兴和，配合东北作战。
“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以立足。因为绥远及晋西北均缺粮，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人绥，有深刻的教训。”杨得志几乎背诵了中央电报。他转脸对刘亚楼说，“中央还指示我们，不管东北野战军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我兵团和杨成武兵团必须配合行动。当时决定杨成武8月21日从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我兵团则须在9月10日以前，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外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作战。”
“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南下时间，得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说随时可以行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行动的时间，仍无法确定。这不是矛盾了吗？”罗瑞卿总是抓住问题不放。
“不提这事便罢，就是因为你罗瑞卿同志指出的这个矛盾，我们才受了批评。”刘亚楼说，“就是因为这个粮食问题，雨具和敌情的变化，搞得领导态度轻率，受到批评。中央来电指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说实在的，东北有百万大军，杨成武部只有几万人。为什么我们百万大军的行动，要以几万兵力的孤军行动为标准呢？这是轻率，只顾自己，不管他人。”
“照我看，如果不是有意对抗中央指示，也是对中央战略不理解，不积极，思想上跟不上。中央打快板，我们步伐还是迈方步。中央要甩开长春于不顾，南下打大仗，而有的领导眼睛只看着长春，怕前怕后，怕缺粮，怕无雨具，可是不怕敌人从东北跑了。……”罗瑞卿说，“我们十九兵团也有人埋怨说，万里征战长城线，西出绥远，东抵渤海，驰骋冀、晋、绥、察、热，爬山越岭，走了许多冤枉路，说我们打的不是战役，而是走役！你看，这不是看不到配合东北决战的重大作用吗？”
杨成武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开始，他听到东北野战军领导，要求以他所指挥的部队行动，决定作战方案，很不理解，他感到气愤，眨了几次眼，注视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反映。但是，当他听到罗瑞卿政委的发言后，心平气和了。
刘亚楼听了罗瑞卿的讲话，频频点头，嘴里不断地“是啊”，“是啊”。他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大家。杨成武更为感动，这不仅是由于刘亚楼是他的福建同乡，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他感到刘亚楼讲真话，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
这时，聂荣臻走过来了，他笑容满面，高兴地参加胜利会师的谈话，他说：
“你们谈得没完哪！胜利会师，大家高兴，毫不骄傲，还主动检查战略行动，这是我们红军从小到大，不可战胜的光荣传统啊！我们从过去走到了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向未来。过去不仅影响现在，而且影响未来。”
接着，他回忆说：“石家庄战役前夕，朱总司令阅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诸兵种合同战术》，对参战部队师以上的干部介绍这两本书时说，不学好这两本书，怎么能担当起人民和党交给的任务呢？总司令身经百战，尚且如此重视学习，我们更应努力。杨得志、罗瑞卿要求徐向前兵团协助打傅作义，西北野战军也曾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中央认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绝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定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事实证明，中央这个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东北大军进关了，部队的素质很好，英勇作战，不怕困难，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大兵团联合作战，各兵种合同作战。”
聂荣臻刚说完，饭送来了。
大家还在议论平津战役中敌我双方可能作出的作战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