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在出版了第一本******画册之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画册。因为这一年是刘少奇九十岁诞辰，而少奇在**********中又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既是怀念，也是还账。
刘少奇研究组非常积极，这是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外的一个不那么枯燥的活儿。我在刘少奇研究组工作了七年刚刚离开不久，此时又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工作，这个任务我自然是责无旁贷。
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画册，想法很好，但是难度很大。因为少奇同志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白区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不可能多照相，根本就没有留下几张照片，费尽周折也没有多少新中国成立前的照片资料，无奈之举是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书名改叫《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样，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册中，其他都是以人名为书名，例如：《******》、《******》、《朱德》、《******》、《****》、《李先念》、《彭真》等等，唯有刘少奇的这本，叫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这本画册的编辑之初和收尾阶段，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是参与的。
王光美这个时候已经六十七岁了，在监狱里关押了十二年，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经过这几年的调养，身体恢复了很多，也在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我在刘组的时候，特别是后来撰写《刘少奇年谱》的时候，和王光美同志有些接触，那时候，她住在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每次到他家，总是能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刘少奇正在抽烟的照片，烟雾，在他的身边缭绕。而我总是想到四个字，往事如烟。
往事能够如烟飘散吗？其实是不可能的，也许会有豁达的态度，但是不会有一风吹的状态。
光美的孩子们都大了，家里常常只剩下她和一个老保姆赵阿姨，****之初，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是把自己最小的女儿托付给了赵阿姨，这样，赵阿姨似乎成了刘家的一员。其实，这个“似乎”，也似乎可以不要了。每次到光美家，赵阿姨就是主人。如果没有那场大革命，这是难以想象的。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是人民画报社的一位老美编黄钟骏先生做的设计，他把选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付印了，贴在设计稿纸上，然后再用铅笔勾出放大的尺寸，把图说贴在照片下面。现在看，这是很原始的做法了，但是，当时的画册大都是这样做的。
刘少奇画册的最后审稿是在中央警卫局礼堂进行的，照片在礼堂的桌子上铺了一片，我和刘组的组长刘崇文陪着王光美，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有些照片，王光美很熟悉，她会驻足很久，似乎在回忆往事，有些照片她也没有见过，她就会很关切地提一些问题。
审查很顺利，因为黄钟骏经验十分丰富，照片又大都是黑白的，显得很有历史感，也很有气势，参加审稿的人评价都不错，光美也比较满意。
现在想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照片少，又要和其他领导人的画册的规模相同，就只能把照片放大些，自然就显得很大气。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吧。
这本画册，我们决定在国内印刷。先是找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因为大都是黑白照片，就让他们先打个黑白样子出来。黑白印刷有四色和双色两种，各有特点，所以，我们先把一张画册要用的黑白照片给了印刷厂，结果，厂里给了一个收费单，说是要半个月才能做出来。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因为我一直在负责出版社的印制工作，上一本******画册是在香港印刷的，虽然贵，但是服务好，不用操心，而第一次在国内印这样重要的画册，就遇到了障碍，真有点担心。
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自称是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的秘书，他说，安徽新华印刷厂知道了出版刘少奇画册的事情，希望能够承接。他说，厂里说了，刘少奇当年在新四军时，转战安徽，为安徽人民做出了贡献，所以，安徽人民愿意为刘少奇做些事情，保证质量，而且，你们能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绝不是为了赚钱。
这当然是好事。我马上去了合肥，也带去了一张黑白照片，请他们打个样子出来。我当天给了他们照片，第二天样子就出来了，而且根本没有提到钱，这比北京的新华印刷厂好多了。只是照片的打样还不够好，我还不能够下决心。
这时候，又有一个信息，有人告诉我，福建彩印厂是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人不多，但是印刷质量很好，于是，我马上赶到了福州，当时的厂长郑锦章和经营部经理陈建萍非常积极，他们听我说了前因后果，做了让我惊讶的事情，上午把照片给他们，当天下午打样就出来了，而且质量非常好。原来，他们的工艺很特别，印黑白照片用的是双色，似乎有点落伍，但是相比四色印刷，颜色透亮，还原度高，还便宜。
我真像发现了新的矿藏那么高兴！
遗憾的是，这家厂当时没有装订线，装订只能外包给上海的一家装订厂，不过郑厂长说，那家装订厂是长期合作企业，质量没问题。
我又赶到上海，找到了这家装订厂，厂长和副厂长都是年轻的女性，现在我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吴莉莉和董慕溪，她们当然也很积极。于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印制就算有了着落。
印刷很顺利，福建彩印厂是个十分出色的工厂，从质量到管理，都是一流的，后来，我们和他们有不少的合作。
但是，装订环节出了点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王光美发现的。
画册印好之后，吴和董两位厂长对我说，希望到北京来，亲自把画册送给王光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王光美在全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于是，我做了安排。她们带了几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册，和我一起到了木樨地二十二号楼王光美的住处。光美很高兴，迫不及待地翻起来，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本画册一下子就散架子了，顿时大家都呆住了。说实在话，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很尴尬。
两位女厂长窘迫地说不出话来，光美倒是很淡定，她说，这本没装订好，我们再换一本看。
要感谢光美的宽容。
不过，以后再也没有在这个装订厂装订过画册了。
在印制刘少奇画册的过程中，我很多次往返于北京和福州，倒是有一个小故事值得记录下来。
一个下雨天，我准备去机场回北京。每次去福州，都是住在省委招待所，招待所负责接待的人对我说，下这么大的雨，飞机晚点了，你不要去那么早。再说，胡启立同志也是这班飞机，他什么时候走，你就什么时候走，反正飞机要等他。
胡启立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想想有道理，就安心等着。过了几个小时，送我的车随着送胡启立的车到了机场，没想到，机场看我迟迟不来，把我的机票卖给别人了！
我急了，因为回北京还有安排。于是，我找到机场的负责人，撒了一个谎，我说，我是和启立同志一起来的，现在你们把我的票卖了，怎么办？
机场还算配合，广播找人，找到了买我机票的那个乘客，好言好语对他做工作，希望他退票，保证下一班飞机他优先。总算解决了问题。
这架飞机没有头等舱，启立和秘书坐在第一排，我坐在第二排。他并不知道我撒的那个谎是冒充了他的随员，回过头来和我说话。他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启立“哦”了一声，说，是李琦那儿的。他接着问，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启立回过头去，和身边的秘书低声交谈，似乎是在议论中央文献研究室。接着他又回过头来，说，下飞机有人接你吗？要不你就跟我走？
启立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真诚的眼睛。
这句话顿时感动了我，虽然我没有搭胡启立的车，但是这句话，我却记到了今天。
因为在刘少奇组工作了七年，除了编辑出版这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册，我还参与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年谱》的编辑和撰写，和王光美同志也有了较多的接触。
王光美去世那年，二〇〇六年的十月，我正好在家乡常州，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追忆光美》，现在转载这里：
十月十三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去世了。因为在外地，不能前去吊唁，特写一篇短文，以示哀悼。
我和王光美有多次接触。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七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参与编辑《刘少奇选集》，撰写《刘少奇年谱》，当时在年谱段，我分到了刘少奇前三十年，就是从刘少奇生下来到他的三十岁一段。这段历史，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苏联留学、安源罢工到第一次大革命，史料很少，写起来很吃力。
因为工作，和光美同志（我们当时就是这么称呼她）有些接触。记得第一次见光美，是在木樨地二十二楼她住的公寓，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情。那时，刘少奇刚刚平反（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开的平反大会），她在结束十几年的牢狱生活后，恢复自由两年。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主要是在****中的经历，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潇潇，如何在保姆赵阿姨的照顾下度过****十年的。王光美说起这些事情时的平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我仿佛还能看到她微笑的表情，仿佛还能听到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
我与光美有许多的渊源。有些事情，好像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一九六五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书，开学两个多月后，转来了一个女生，叫李美勤，来自哈尔滨。我们那所学校，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尤其是外交部的干部子弟，许多人都有些来头，几乎同时加入我们班的，还有跟随李宗仁回国的程思远的女儿。但是这个哈尔滨女孩，谁也搞不清楚是啥来头。直到****开始，刘少奇被打倒，同学们才知道，是刘少奇和王光美陪同西哈努克到哈尔滨视察，乘坐了儿童小火车，火车站长就是李美勤。看到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王光美很是喜欢，就有在场的官员把她送到北京来读书了。
后来围绕这件事，发生了许多故事，那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一九六九年，我当兵到了山东长清县一个叫五峰山的地方，连队里养了一条狗，战士们受到当时那种潮流的影响，其实也不知道内情，把对刘少奇、王光美的恨，贯彻在了各个角落，于是，这条狗的名字就叫了光美。战士们经常扔一块骨头过去，喊：光美，过来！
除了这，当时的农村兵愿意垫鞋垫，一般都是一只鞋垫绣着刘少奇，一只鞋垫绣着王光美。这两个名字，基本上伴随了我当兵的整个六年。
这些事情，我没有同光美说过，有时想想都觉得有歉疚感。
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进了四机部的一个工厂，五年后一步跨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一个连初中只读了一年的工人，怎么就进了这样一个权威研究机关呢？
因为刘少奇被打倒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下放到了各处，机要秘书刘振德就在我那个工厂做政治部主任。因为某种机缘，我当时在厂党委革委办公室当秘书。刘少奇平反，中央有关部门把刘振德重新安排工作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他离开时，希望我也能去。于是，我就到了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组长也是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
在刘少奇研究组工作的时候，有时到光美家采访，总能受到光美的热情接待，那时，她家陈设简单，只有墙上的刘少奇像，那张刘少奇在烟雾缭绕中的，光美亲自照的那张照片，显出主人同前国家主席的特别关系。而言谈举止间，光美已经没有了国家主席夫人的做派。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给我们述说一段遥远的历史。每当这个时候，赵阿姨在旁边坐着，瞅着烟，时而插上几句话。不像是国家主席夫人和保姆在一起，更像一对老姐妹。
一九八七年，我离开刘组，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二年就出了一本大型画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继******画册后，出版的第二本画册，因为《******》是在香港印制的，所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国内印制的第一本大型画册。王光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亲自来审看画册的草稿。那时还没有今天的电脑技术，照片是贴在纸上看的，在中央警卫局礼堂里，铺了一大片，光美一张张看，一点点回忆，至今我的相册里还有她审看画册草稿的照片。
这本画册是我督印的，为了慎重，我找了好几家印刷厂比较，最后确定了福建彩印厂。这家厂印刷质量非常高，以后，我们出版的许多画册都进了这家厂的印刷机。
再后来，我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去了凤凰卫视。一次，大概是一九九七年的一天，原来的同事叫我，说光美要请刘组全体同志吃饭，特意要叫上我。这时，我离开刘组已经十年了。记得那天在官园中办老干部局的餐厅，光美特地带了一瓶酒鬼酒，当时这种酒问世不久，还很贵。我开车去的，表示不喝了，光美关切地对我说，喝一小杯吧。我喝了一小杯，那股醇香，直达心底。
我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的酒鬼酒。
光美同志，在天国走好！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那杯酒，似乎还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