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一周年了。
算起来，我入党也有四十二周年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在我走过的路程上，起码有四位前辈，我必须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不是学校里教书的老师，虽然我只正规上过不到七年学，还是有不少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工作后引领我的人。
也许，他们并没有手执教鞭对我耳提面命，但是，他们自身的修养和学识，他们的为人处世，使我耳濡目染。如果说，每个人身上都会放出光芒，那么，这四位前辈身上的光芒照在我身上格外多些，也把我脚下的路照得格外明些。
这四位老师，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今天来回忆这四位老师，也格外有意义。
刘振德
年纪大了，就会常常回头看自己的年轻时代，似乎很遥远，似乎要用上望远镜。因为，感觉自己的年轻时代很短，很仓促地三步两步走完了，以至于回头找自己年轻的足迹，已经被埋在一堆凌乱的中年甚至老年的足迹中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体会到那首古诗的含义：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在不好寻找的年轻足迹中，总是有几枚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在路上，总能遇到各色人等，其中一定有自己的良师益友，伴着他们的脚步走，自己的脚印，也格外深些。
因为**********，我初一没上完，就无学可上了，在学校混了几年后，十六岁就去当兵，二十二岁回北京，在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这个工厂当时叫七〇七厂，就在现在知名度很高的七九七大院里，是个军工企业，书记和厂长都是老干部，厂子风气很正，青工们都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上夜校，学文化。如果说是近朱者赤，首先这就是一个好环境。
这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成分。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是说要选择邻居，不行就搬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择邻处”可没那么容易。
我因为在部队有了一点小本领，像写些小文章，出出黑板报，结果就被厂党委革委办公室看上了，混到了机关。这里的环境更要好过在车间里，毕竟接触的人都是干部，而且是有相当资历的干部。那时候年轻，尽管少不更事，但是还算努力，所以，还没有让同事们讨厌。
我想，很多时候，只有做到别人接纳你，你才能汲取到一等一的营养而茁壮成长。
在七〇七厂遇到了刘振德，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刘振德在一九四〇年十六岁时就参加了革命，从一九五六年到**********开始，他一直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因为受到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影响，刘振德在结束了审查和干校改造后，分配在这家工厂当政治部主任。
在我的心中，刘主任是一个有着光环的人。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的人，见多识广，所以，开始的日子，见到刘主任，总有点紧张。不过，没有几天，这种紧张就一点也没有了。这是个极为厚道的人，矮墩墩的个子，慈眉善目，不怎么爱说话，更是从来没有大发雷霆的时候，见到最下层的工人，也是和蔼可亲地拉家常。尽管我不怎么和他说话，但是，心中对他的那种畏惧没有了，有的只是尊敬。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厂里一个工人因为同性恋被抓住了，那时这算严重的问题，一般叫作“****”。厂党委常委会研究对这个工人的处理。大多数人都表示愤怒，认为应当严厉处罚当事人。刘主任一般在会上不会抢着发言，但是，这次他说话了。他说，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不能让他又****屁股又受处分吧！
想想，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同性恋还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主任的话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我当时在场作会议记录，刘主任的话让我对他的宽厚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我不知道那个工人是否知道这段往事！
我后来听说，包括听王光美同志告诉我，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高压刘主任，希望他反戈一击，揭发刘少奇，刘主任始终不为所动，坚定地维护刘少奇。而当时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看，刘主任的品质真的令人景仰。
一九八〇年，刘少奇平反，刘振德也被召回中央机关工作。几个月后，他找到我，说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文献研究室刚刚组建，需要人手，希望我能去文献研究室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在****开始那年上初一，以后再也没有正规上过学校，以这样的学历能够进入中央研究机关，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当然答应了。
一九八〇年的九月底，我到文献研究室报到，被分配在刘少奇研究组工作。
据说，我差一点没有进入文献研究室。原来，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主任偶然发现了要调一个只上过初一的人进入文献室，还要做研究工作，对刘振德说，这个人不要调了吧！刘振德这个从来不说假话的人也说了一句假话，他说，调令已经发出去了，追不回来了。可是此时，调令还在他的抽屉里躺着呢！
李琦同志是原来******办公室的负责人，他对我也有着极大的恩情，也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十六年，开始在刘少奇研究组，后来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十六年里，我和刘振德虽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始终在一个院子里工作，住也住在一个院子里。在机关里，人和人的关系不那么浓烈，尤其像我们这样来自同一个工厂的人，平时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但是，我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关切的眼神。
当然，我也看着他一点点变老，看着他慢慢地眼睛花了，慢慢地步履蹒跚。
刘主任，我其实一直延续在工厂里对他的称呼，也有许多让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外孙女蒋小涵，是名噪一时的童星，后来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留学，学成归国后，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刘主任自己写了一本书，《我给少奇同志当秘书》，这本书也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一九九六年，我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了凤凰卫视，几年的时间，东跑西颠，没有和刘主任联系。直到二〇〇三年，我离开凤凰卫视，稍微闲了一点，听说刘主任搬家到了西直门一带，便去看他。到了他家，让我感慨不已。刘主任得了帕金森病，走路已经不方便了，要借助一个椅子一点一点挪。我问他老伴：为什么不买一个轮椅？他老伴说，没有这笔预算！
这句话，让我羞愧万分。一个老领导，一个改变了我生活轨迹的老领导，我关心得太少了！第二天，我买了一个轮椅，给刘主任送到家里。刘主任执意不受，后来，硬是给了我儿子一辆蒋小涵小时候玩过的小汽车作为回赠。
我答应刘主任，找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开车带他去郊外踏青。可是，这个诺言没有实现，而且再也没法实现了。因为不久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我在心底把他称作良师，但是，当面我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他，我想，这个称呼应当是埋在心底更加神圣。
姚力文
我到了刘少奇研究组以后，遇到了另一位良师，他叫姚力文，我们都叫他老姚，也是刘少奇的秘书，只不过他是大秘书，给少奇写文字的。
老姚是山东人，个子不高，有点谢顶，他在文献研究室有点临时工性质，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借调到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是一九八〇年平反的，刘少奇研究组也刚刚组建。老姚这个临时工可没有什么临时观念，一丝不苟地工作，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习惯。
说起来，老姚也是老革命了，一九四九年进城后，他就被评为十二级干部，进入高干序列了，不过，直到一九八〇年我在他手下工作，他没有调过级别，也没有长过工资。他从来不说这些，总是埋头工作，对人总是和蔼可亲，哪怕是批评我，眼睛里总像含着笑意。
老姚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那点文化水都是实践中用心血换来的，因此他也不苛求我有什么学历，这倒是给我留了一个缝隙。
一颗种子发芽是离不开缝隙的。
记得我刚刚到刘组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要一篇关于刘少奇的文章，当时，刘组每个人写一篇，我到刘组时他们已经写完了。老姚对我说，小周也写一篇吧！于是，我也狗尾续貂了一把。没想到，阴差阳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堆稿子里挑上了我写的一篇。
我很高兴，毕竟对我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证明了没有学历的我还有资格在这个大院里混下去。没想到老姚比我还高兴，他特意带着我到了胡绳办公室，胡绳是大学者，那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老姚对胡绳说，那篇文章就是这个小伙子写的。
在这之后，老姚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来培养我。他常常让我写些小文章，他亲自推荐到相关媒体发表，记得我到文献研究室后第一篇文章就是老姚推荐给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的。在他的帮助下，我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都发表了文章，中国青年报还为我开了专栏。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
老姚是著名报人，他为社科院带新闻专业硕士生。为了锻炼我，他把学生的论文给我看，让我修改，然后他再来指点我。有的时候，还让我到论文写到的实际地点去考察，增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认识。
回过头来想想，我是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但也是在这里上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
老姚后来又回到了《人民日报》工作，我的组长换成了胡耀邦的秘书刘崇文，当然，他也是我的良师，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老姚早已退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八十大几岁了，我很少见他，因为实在觉得自己愧对他，没有什么成果可以向他呈上的，见他会脸红。但是老姚还不断地提调我，记得我办《领导者》杂志几年后，老姚又一次很郑重地提醒我，说：这本杂志，既要有自由主义观点，也应当适当有****观点。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祝老姚健康长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我有幸连续遇到两位良师，而且很巧，都是刘少奇的秘书，他们在我年轻时，在我没有方向时，在我步伐不稳时，扶过我，给我指过路，这些，我牢牢记在心上。因为写这篇文章，我倒是回顾了一下过去，十六岁去当兵，那时候的部队还是很纯洁的。二十二岁进了工厂，和工人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二十八岁进入中央机关，有幸遇到许多老同志，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位，还有李琦、刘崇文、高勇等等，他们都是我的良师。如果说，我从十六岁到二十八岁的十二年间，在部队、在工厂的环境里没有走弯路，那么，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这一段时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遇到了使自己提高的良师。
青年时期，不走弯路，提高自己，除了自己的努力，还有就是离不开环境，离不开良师。
当然，把这些尘封故事说给今天的年轻人听，也是我对我的良师的致敬！
刘崇文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短信，很短：“今日凌晨刘崇文因脑溢血去世”。
看到这条短信，我愣了很久。其实，还在不久前，我还约他去杉园小聚。他说，最近身体不好，以后再说。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不过，老刘一九三〇年生人，八十四岁了，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七十三，八十四，这是道坎啊！没想到老刘也没有迈过这道坎去。
刘崇文是我的良师。就在前不久，我为一个青年组织写一篇关于个人成长的文章，还提到了他，在我非常关键的一段路上，他是领路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工作，主要是编刘少奇选集和撰写刘少奇年谱。这个研究组是一九八〇年刘少奇平反后组建的，第一任组长是姚力文，大概在一年多以后，刘崇文就来上任了，室务委员（相当于部党组成员）兼刘组组长。
那时的文献研究室，不兴称官衔，我们就叫他老刘。
我们知道老刘不简单，五十年代末是耀邦的大秘书，后来当了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局级当了很多年。而耀邦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所以我还闪过一丝疑惑：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怎么就到了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冷衙门呢？
不过，那个时候，文献研究室有不少秘书在工作，******、刘少奇、******、****等的秘书，走在文献院子里，随时就撞一个碰面。所以，很快也就释然。但我们都知道，老刘不久就应当提拔为副部级干部。
老刘个子不高，也就是一米六五左右，戴一副度数很深的黑边近视眼镜，由于长时间戴眼镜，眼珠有点微微外凸，和别人说话时，眼睛睁得很大，在瓶子底一般厚厚的镜片后面，非常专注地盯着对方。
我常常被这目光盯得发毛。
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好动，又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初一也没有上完，所以，不安心这份工作，记得我曾经想去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结果未遂。而天天坐在办公室，对着一盏绿色的台灯，整理着黄色的旧稿子，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老刘倒是很快进入了情况，每天都在办公室改稿子，要不就组织我们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宏观的，刘少奇的讲话或者文章的历史背景，同时期******说了些什么？刘少奇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还有一块是微观的，文字是不是通顺，标点符号是不是用对了？非常头疼的还有文中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的用法，“的、地、得”以及“做、作”的用法。有时候一争就是半天，那时组里有个老太太是文字专家，叫殷国秀，她的先生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叶籁士。老太太十分较真，她的火眼金睛放不过一点点蛛丝马迹，总是挑起各种争论。当然，《刘少奇选集》的质量也得以保证。
我却常常不耐烦，总是盼着下班的铃响，而老刘似乎把这种讨论看成了乐趣。他有一个特点，下属说错了或者做错了，他不会抬高嗓门批评，更多的时候是盯着你看，知道你知道自己错了。而当你说对了或者做对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会用语言来夸你，而是笑，咧开嘴地笑，直到笑出声来。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仿佛又看到老刘那双盯着我看的眼睛，仿佛又听到老刘爽朗的笑声。
时光仿佛倒流了。
回想起来，老刘从来没有和我促膝谈心，从来没有谆谆教诲，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那是他自己的以身作则。而且，在这一段日子里，我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大到思想观点，小到文字和标点符号。说是上了一个大学，并不为过。
老刘不是个老古板，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业余爱好，是桥牌和克朗棋。
老刘在耀邦身边工作，自然会打桥牌，当时团中央系统调到文献研究室不少人，像高勇、冯若赐、张宝山、秦浩等，文献研究室的桥牌力量一下子就壮大了，我后来也混入其中，其实我只是刚刚入了门。那时常常晚饭后开打，八个人打“开闭室”直到半夜。老刘打完了牌，就在办公室睡一觉，第二天继续上班。上午和下午各有十五分钟休息时间，这时候，办公室的空地方就架起了一个克朗棋盘，老刘总是能够抢到一根球杆。他打牌和打球都是异常认真，绝不轻易服输。那时候，克朗棋子打得噼里啪啦的声音和老刘爽朗的笑声成了一首交响曲。
不过，虽然他的桥牌水平比我高得多，打克朗棋确实和我难分伯仲。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感谢老刘，虽是不经意间，却是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
有一次正在打克朗棋，我开玩笑说：听说机关组织老干部去抚顺大伙房水库疗养，我愿意去当领队。老刘又盯着我看了，说，真的？我这会儿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开玩笑了，硬着头皮说，真的！
几天后，机关党委找我，说让我和老干部一起去疗养地，做些组织工作，这是老刘为我找的机会。其实我的桥牌也是在这次疗养中学会的，更重要的，对我的组织能力、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都是锻炼和提高。
因为有了一定的组织和对外交往能力，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七年成立出版社，室领导指定的筹备负责人选中了我来参加创办出版社，老刘没有犹豫，坚决地支持我的决定，当然，也许是他也看出来我不是做研究的材料。但是，研究组一直没有正式开会欢送过我。几次我在院子里见到老刘，开玩笑说，研究组还欠我一顿饭呢，什么时候欢送我？老刘总是狡黠一笑，说，在我心里，你没有离开刘组啊！
确实也如此，很多工作继续得到老刘的支持和指导。出版社成立第二年，正好是刘少奇诞辰九十五周年，出版社要出一本《刘少奇画册》，老刘成为主力。我现在还记得，画册初步完成编辑后，在中央警卫局小礼堂，我们把小样铺在会议桌上，老刘陪着王光美一幅一幅地看，细心讲解。我家里现在还摆着一张照片，老刘、光美和我在一起审查画册稿。
其实，这个时候，老刘已经准备离开刘组，重新返回耀邦身边，再次为他当政治秘书。
就在这两年，老刘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又是和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联系的。
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底，我们几个年轻人隐隐听到消息，耀邦不再担任总书记了。一次我们正在议论而且忧心忡忡，老刘走过来了。我们告诉老刘这个消息，他竟然不知道我们知道，老刘和耀邦还有很密切的联系，而且这年的十一期间他还到耀邦家里去过。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我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现在想起来，耀邦的党性真是太强了。
后来，耀邦希望有人帮他处理文件，并且为写传记做准备，于是，请老刘重新回到他身边当政治秘书，老刘当然责无旁贷，只是刘少奇研究组手头的工作还不能脱手，还要两头兼顾。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老刘要回到耀邦身边去工作，舍不得他但是也为他高兴。想不到的是，老刘还没有正式回到耀邦身边，病魔就夺去了耀邦的生命。
老刘和高勇一直在会稽司胡同耀邦的家里料理后事，送耀邦最后一程。谁也不知道，紧接着就来了一场风波。
在那场风波中，老刘的室务委员、刘少奇研究组组长等职务全部丢掉了，不久，老刘成了一个退休老头。
老刘没有被打倒，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最近几年里，他写下了很多文章，记录他在耀邦身边的日子，如《胡耀邦最后的日子》、《胡耀邦去世前半年的心态》等等。可惜的是，他最近几年一直身体不佳，大约在四五年之前，我请老刘到杉园做客，同时还请了耀邦的另一位老秘书高勇，请了刘少奇的老秘书姚力文和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几位老人都是八十开外了，但他们热情还在。谈起他们经历的历史，我看到的是一串闪光的脚印，谈起祖国的未来，我看到的是青春依然。
老刘对我说，他的冬天都在三亚过，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到三亚找他，那就有大把时间聊天了。
我答应了，但是我没有去，因为太忙，因为总想着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现在想来，多可惜啊！
因为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的告别仪式很简单，在医院里做的，我恰好在外地没有赶回来参加。后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的夫人，才知道，原来刘崇文的高风亮节在退休后更加显现。
崇文曾经和我说，每年冬天他都到三亚或者北海过冬，这样他的身体才不至于在寒冷的北京受罪。我原来以为，老刘当了这么多年的胡耀邦秘书，又当过团中央办公厅主任，一定有很多故旧在各地照应着他。没想到，他太太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找地方的朋友，更不会去找当地的官员。他们都是自己租一个当地的两居室，自己做饭，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只有一次，在广西北海，实在买不到火车票了，他们给当地桥牌协会的朋友打了电话。这下惊动了当地领导，便出来请吃饭，邀请他们住宾馆，并且这位领导说，只要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们来了，一切由我安排。
以后，老刘再也不给当地朋友电话了，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这就是老刘的风格。
老刘的家人看过我写的悼念他的文章，对我说，把他写得太好了！老刘不是你的良师，只是朋友。老刘的儿子说，只有一个事实错误，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二，没有一米六五。
在我心里，他却更加高大了！
李琦
李琦同志，我们一直这样叫，到现在也改不过来。
他曾经做过******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太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在最后一个岗位上，李琦这个大人物和我这个小人物有了交集。
前面说过，我调入文献研究室时，李琦同志其实是轻轻挡了我一下的，他说，这样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调进来干什么？是刘振德帮我遮掩过去，我才混入了毛家湾。
这里是****的宅子，李琦同志办公用的是林立衡的房子。文献研究室用林家的游泳池作了图书馆，而我们去图书馆时一定要路过这间办公室，常常是低头快步走过。
开始时我在刘少奇研究组，一个非常初级的研究人员，自然和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距离很远，我相信，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了五年，他也不见得叫得上我的名字。所有的见面几乎都在会上，有时候，******、胡绳等会参加刘少奇组的讨论，这时李琦同志也会在场。我是不敢说话的。
再有就是在食堂里，偶尔会看见李琦同志也端着饭碗在排队买饭。那时的上下级关系是非常平等和融洽的。记得一次******到文献研究室开会，讲三十年代长征到陕北后刘少奇被派往北方局的情况，想抽烟了，回头对文献研究室的一位老干部说：沈剑心，给我找火柴来！我知道老沈是延安干部，但是不知道杨主席这么大领导居然还记住一个小干部的名字。
一九八七年，中央批准文献研究室成立一个出版社，叫中央文献出版社，当时指定了一个老干部，也曾经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的李庚奇负责筹备工作，李庚奇挑选了我做他的助手。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七年的刘少奇研究组，从一个助理研究员变成了出版社的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那时，我三十五岁。而李琦同志，一个正部级干部，兼任出版社首任社长。
创业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也很有干劲。我后来曾经说过，就是为我自己干活儿，也不会这样卖力气。当然，后来我也创办过很多机构，像参与凤凰网的创办，像创办《凤凰周刊》、《领导者》杂志、共识网、《财经文摘》杂志等等，这一段的锻炼受益匪浅。
李琦同志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对出版社的工作也十分关心。记得我们出的第一本奠定出版社经济基础的书是一本正八开的画册《******》。著名摄影家杨绍明主编，他也是******的二公子。当时一位著名港商捐助了一笔钱，而我们也没有经验，拍脑瓜印了七万册。而这本画册，是唯一一本******本人看过的******画册，并且在其中的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印了这么多，定价多少才好销售呢？李琦同志那时真是叫放下身段，他带着我们用了九个半天，开会讨论，出去到人民出版社取经，到最后定了精装本五十八块钱一本，平装本四十五块钱一本。李琦同志那个耐心，现在我还记得。
当然，工作中多了接触，李琦也记住了我，而且，我显示出一些经营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也颇得到他的欣赏。
这本画册，书店的预订情况并不理想，我们面临一个积压的问题。当时甚至传到了******主席那里，他也很关心，带话给我们，不要急，他可以动员军队腾仓库给我们。
光腾仓库没有用啊，关键还是要销售出去。还是李琦同志带领我们开会，决定分头到各省去推销。时值冬季，我当时最年轻，自告奋勇，要求去东三省。我出发前，李琦同志找到我，对我说，为了方便工作，你这次出差就以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现在就可以印名片，回来补办手续。
这时，距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不过半年时间。
士为知己者死，我当然会********的力量。仅在东三省，我就推销出去将近七万册画册。后来，又几次加印才满足了需求。
一九九三年，李琦同志找到我，说，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决定在文献研究室出，由你来当责任编辑。他强调：这本书，你谁也不要给，就是你自己编。我知道，这是李琦同志对我的特别关照，他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让我在学术和思想上都提高一步。当然，我也知道，就我的能力和时间看，我要独立完成也不可能。所以，还是请了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同志和******研究组的冷溶参加了这本书的编辑。没有他们两位，我是扛不起这副担子的。
这时候，我已经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副社长了。从副处到正处再到副局，这几年的时间，我走得很快。自己有点飘飘然，周围的人也有不少侧目相视。
李琦同志一方面是支持我，一次，他在文献研究室的全体大会上说：我就是要让某些同事小步快跑。我知道，他说这话时，脑子里一定有我的名字。另一方面，他是严格要求我。他是很少说重话的人，但是，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狠狠训了我一顿，让我浑身是汗。
李琦同志有时候还会带我出差。记得一次去广州，约好了当天晚上和王光英先生吃饭，飞机应当下午三点就到，结果晚点八个小时，我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候机室里坐立不安。而李琦同志泰然自若。后来，飞机半夜才到广州，自然是误了那顿晚饭，但是李琦同志告诉我，凡事都要沉得住气。的确，我真的从李琦身上看到了“每逢大事有静气”的那种气度。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李琦同志家中那副书法，“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出自王安石《登飞来峰》的名句，正是李琦同志的写照。
当然，在后来，我遇到了更大的坎坷，而此时，李琦已经退休很久，在单位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但是，为了保护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听说，他和文献研究室后来的领导发了脾气，甚至拍了桌子。而我，那时还常常到他家里，去述说委屈，寻求保护，每次在李琦那里，得到的都是和风细雨，阳光雨露。
再后来，我离开了文献研究室，去了凤凰卫视。在凤凰卫视，我又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时，我还常常到李琦同志家里，他还是常常鼓励我，记得他说：你看，离开文献，你不是更好了？
我知道，就算更好了，也离不开在文献研究室时，李琦同志的栽培，离不开姚力文、刘崇文、高勇等一批老师的提调。
现在，自己年纪大了，走过的路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对很多问题也有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看法。就说我文中提到的四个老师，他们对我都有知遇之恩，都有教诲之恩，但是，不是其他的人都会这样看他们，甚至他们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也许，确实也存在着矛盾，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于他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同时，也尊重他们在彼此间的看法。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人，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老师。而从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角度看，每个人的恩师或者说良师不会太多。我今天说，我遇到四位老师，已经是很有运气了！其实，还有很多老师值得记录，这是以后的任务了。
